编辑：李星明
内容简介：由于该课题涉及范围广，此次只着重探讨美国基督教在种族与性别这两个问题上的主要观点。通过考察这些观点的理论背景和历史演进，讲员邀请大家共同思考其对中国基督徒的影响。
际文化注重于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和交流。利玛窦是际文化的典型人物，其付诸大量精力将欧洲文化介绍到中国，同时也把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他最先将孔夫子翻译为Confucius这一拉丁化的名字，其际文化工作使得迥异的两种文化间的对话成为可能。
跨文化则是在殖民时代背景下，为了消除文化差异，通过文化比较的方式展现欧洲文化的优越性而产生的概念。
若平等地进行文化间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每一种文化都有其优点和缺点。尽管美国文化主要源自欧洲，其本土基督教历史也并不久，但当今美国文化以及美国基督教均逐渐自成一套系统，与欧洲文化形成很大的差异。
1863年，林肯开始对公众讲述这样的历史：1620年，清教徒移民至美洲大陆，于1621年便获得粮食收成，清教徒则邀请当地印第安人一同享用宴席并向上帝感恩。借着这样的历史叙事，林肯将每年十一月的第四个礼拜四定为全国性质的感恩节。这一做法事实上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当时正值解放黑奴的南北战争时期，10月，北方取得重大胜利，但是国家潜藏着分裂的危机。
国家领袖迫切需要给公众灌输统一融合的社会理论，让不同种族的人民能够摒弃自身文化，融入以白人为主导的文化体系中。这个关于感恩节起源的说辞由此产生，并兴起了全国性的感恩节庆祝。第三届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主张政教分离，担忧如果把宗教节日立定为国家性质的节日，可能触犯宪法。而林肯在国家分裂危机的压力下，迫切需要宗教为政治背书。这一举动也达到预期的良好效果。
而根据印第安人口传的叙事，清教徒最早到达美洲大陆的时候并非1621年，而是1614年。当时，欧洲的船只把印第安人掳到欧洲做奴隶。其中一个印第安支派Patuxet有一个人叫Squanto，他协助欧洲人把自己的族人抓走。
后来，其余的族人则感染了欧洲传播来的天花而死。Squanto成为支派最后一位幸存者。他去了欧洲后，习得英文，被一个白人收养。回到美洲后，他又充当了清教徒和当地居民的中间人。而在如今称为麻省地区的另一个印第安族派Wampanoag族人曾与欧洲人一同享用食物，是为了立约进行互相保护，共同帮扶一致抵抗外敌。
根据传说，我们通常以为欧洲人是为了逃避信仰迫害，而来到美洲。事实上，来到美洲大陆的船只众多，不仅有“五月花号”，还有许多其他不同经历和背景的欧洲人。为了区分并排斥那些与之不同的群体，这些迁移到美洲大陆的欧洲人共同确定了一些关于信仰的条文。在波士顿广场上，最早一批被行刑吊死的人中有许多贵格会的信徒。贵格会正是因其与他人迥别的信仰观念“不要求受洗”“不行餐礼”等而遭受排挤。
所以，事实上，自称为了信仰自由而来到美洲的英国人却将另一批同样为了信仰自由的人杀害。由此可见，美国基督教体系的塑造也受限于一定的传统范畴内，一般是以欧洲白人主导的传统。甚至一度在美洲大陆，天主教徒、意大利人、爱尔兰人也受到严重排挤。所谓的犹太-基督教传统，在原初并没有犹太人的参与，犹太人也属于被排挤的群体。我们当今所接受的一些基督教框架是经过修正的。比如感恩节，这一声称起源于1614年故事其实是1863年才传播的，而且叙事内容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
最早在美洲大陆的欧洲人庆祝的感恩节的频率并不是一年一次。他们每当清理一批异族人而获得一片土地后，便会举办几日的感恩节。他们把自己当作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不留情面地铲除当地的原住民，然后便理所当然地向上帝感恩。直至华盛顿时期，他们才开始一年一次庆祝感恩节，这也包含了一致对抗英国的政治目的。许多时候，宗教得以重视是为了政治的缘故。所以美国基督教的特点就在于政治的主导。宗教利用政治的同时，也被政治利用。
后来，考虑到美洲本土的政治安全因素并且印第安人的人数有限，波士顿的船商从贩卖印第安奴隶转而开始贩卖来自象牙海岸的非洲奴隶。事实上，葡萄牙人先于英国人就开始贩卖非洲奴隶，被带到英国的奴隶们并不被称作是常规意义上的奴隶。英国人依照旧约中佣人甘心终身侍奉主人的条例，以“不接受任何薪俸的主佣条约”合理化主人对佣人的终身占有权。
此外，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均有其基督教的宗教背景，相信有上帝的存在，但并非真正的基督徒。宣言声称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而注释却称“自由人不包含奴隶”。根据《创世记》的解经，天使和人类女子结合，他们的后代身材高大但没有灵魂。奴隶在当时被视为个人财产，当人不小心打死黑人奴隶，他们的死并不有别于猫狗动物。对人来说，死了一个黑人只不过是产生了一点经济损失。这样的解经在南方得以盛行，自圆其说地来对待种族问题，特别是3k党一直以来都使用这种解经法看待其他非白人种族。这种解经使人认为杀有色人种并不是一件严重的事，甚至杀害犹太人也是如此。
对犹太人的歧视也由来已久。自君士坦丁《米兰赦令》颁布以来，犹太人背负着Christ Killer的恶名。以致后来，希特勒杀害犹太人时，人们并没有觉得有何不妥。希特勒原为天主教徒，他受到成长环境的意识形态影响，认为替天行道地杀害犹太人并不是什么罪恶。总的来说，美国人基本继承了以白人为主的阶层划分的思想意识。由于开化程度和受教育文明程度较低，有色人种被认为是无法参与领导角色的，非主流白人参与政治也是非常困难的。六十年代，作为爱尔兰裔的天主教徒，肯尼迪的总统选举遭受许多非议，认为他的胜选会造成梵蒂冈对美国的控制。
基督教在美国的存在更像是一种民间信仰。许多人对基督教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重生得救”不再指经验上的个人与基督的关系，而是一种宗教的经验，因此兴起了各式的排外精神。中国基督徒在听到相关说辞时，有时并不能理解背后的环境。神造男造女，先造的是男人，所以男人处在领导地位。这些说辞是在白人男性主导的意识形态中形成的。因为“各从其类”，过去在美国，种族间的通婚是非法的。
事实上，圣经并没有宣扬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而是强调男女有别，各从其类。三十至四十年代时期，伟人理论（Great Man Theory）盛行，认为领袖必须是男性白人。这一理论框架排斥女人和非白人。这种领导学观念后来在军队等领域逐渐被撇弃，却在教会仍有一席之地。这个问题近年凸显在美南浸信会：一批领袖上任后，原先按立的女性牧师被全体解散。美南浸信会和PCA长老会在中国进行植堂的同时也带入了强互补主义理念(Complementarianism)。
事实上，中国的许多教会是由女牧师建立和牧养的。但这些教会受互补主义观念影响，导致女牧师被撇弃和教会内部分裂等一系列问题。这种男女有别的互补主义宣称男女在教会尽职的方式有别，主要目的是拒绝女性进入领导层。互补主义拥护者的书籍被翻译为中文，充斥着中国基督教市场，国人接触这些思想后，理所当然地认为上帝有意拣选男性作领袖。同时，这也造成中国基督徒对黑人和有色种族的认知偏见，认为闪、含、雅弗中受咒诅的基本都是有色人种。这类解经说法将种族性别的偏见属灵化。
王曲奇：林牧师上述所谓“说辞”抑或是“被漂白的叙事”，国内基督徒对此并不陌生。而接触这些叙事的我们如果要从一种叙事进入另一种叙事是非常有冲击力的。特别是当意识到先前所接受的叙事是被滤镜过、漂白过的，事实与历史细节并不能匹配这一套的叙事时，这种新认知带来的冲击是很大的。我们信主后很容易接受这样的观念：尽管美国有许多人并非真基督徒，但是美国是清教徒参与建立的国家，美国许多的理念是最正确的。2000年左右，国内市场涌现出不少关于“五月花号”之类崇高化美国历史的书籍。
近20年，美国基督教组织所带来的教导也给中国教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如您所述，他们在整编中国教会的时候带入的强互补主义的理念已经在中国逐步极端化，这让我们感到忧心忡忡。很多教会女同工和女牧师的声音被泯灭，她们的行为甚至被指责被定罪。我们都在一条船上。体制外教会受此影响，体制内教会同样也面临这样的冲突。我亲身所见，有些弟兄姐妹公开宣称，美国是基督教国家，中国是无神论国家，美国因此受神祝福，而中国则理当是被咒诅的。这种观念从圣经来看非常消极错误。而且基督徒秉持这种善恶二元斗争的哲学观也给福音的传播带来很大的人为的绊脚石。
林来兴：我想补充一点，关于性别区分的问题，大家往往以保罗的书信作为依据。而保罗书信中，是以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为例，顺其自然地类比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揭示真理，并以此反过来劝导丈夫爱妻子。原文是“丈夫”（已婚的男人）是“妻子”的头，中文翻译则为“男人”是“女人”的头。别处经文都翻译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针对轻看女性、物化女性的强男性主义观念的罗马拉丁文化，保罗说，男人是女人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如何爱教会并为教会舍命，男人也要如此。保罗如此说，并不是为了贬低女人的地位，而是为了让女人回到人的地位，让男性明白“女人也是神所造的”。而圣经译文则受到翻译者观点的影响。另有一例，宣教士意图将启示录古兽Dragon翻译为“龙”受到中国助手的反对。但是白人宣教士认为，中国文化的龙应是基督徒所抵制的，并执意将此处的古兽以“龙”来表示。其实，圣经的古兽与中国文化中的龙是截然不同的。
问题一：为什么强互补主义理念这么容易被中国教会接受？
林来兴：在海外就读的中国学生一般都全盘接受西方神学院的知识，很少进行反思和批判。很多人学成回国后自称加尔文主义或修正主义，并声张阿民念主义是异端。而加尔文主义和阿民念主义本质上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并且加尔文和马丁·路德本人都是强烈的排犹主义者和排外主义者。如若加尔文在世，中国人自称是加尔文主义者，你是否能被加尔文接受也是值得怀疑的。
3k党内部学习文献甚至包括了马丁·路德的作品。路德宗和改革宗都曾为加尔文和马丁·路德的一些排犹言论纷纷向以色列道歉。中国人在接受西方神学教育的时候，由于缺少透彻的反思，往往全盘接受了一些与东方文化格格不入的西方文化色彩的内容。
比如，美国的改革宗教会强调个人救恩，而忽视群体救恩。在他们观念里，群体救恩似乎是天主教的内容。当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在接受福音时，牧者说，这是你个人可以决定的事。这是典型的西方思维方式。但是对中国人来说，重要的决定不是一个人的事。比如恋爱后决定结婚，一定会带伴侣去见父母，获得父母的支持。如果一个中国人需要摆脱东方礼教的约束，脱离中国人的文化背景才能接受耶稣信仰，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改革开放后，基督教的传承青黄不接，迫切需要神学作品的供应。倡导互补理论的出版物在当时占据了主要市场。中国信徒无法对神学思想进行深刻比较，也没有考虑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大家对这些作品都囫囵吞枣，全盘接受，这造成很大的致命伤。
比如PCA牧师Kenndy所著的三元福音中，建议在拜访别人时提出两个诊断性问题，能以判断这个人的信仰，并如何见缝插针地传福音。问题一：“你今天如果不幸去世，你能否站在上帝面前？”问题二：“如果在上帝面前，上帝问'凭什么让你进入天堂？’，你会如何回答上帝？”。如果我们前往中国农村地区按部就班地照此实施，就会触碰中国人最忌讳的问题，全然行不通。而在国内却有人以此为样板进行大批训练并推行。这是中国基督徒所面临的问题。
问题二：际文化讲究平等，信仰上我们是否也要持平等观念，平等是什么意思？
林来兴：信主是指个人和耶稣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宗教。从这一点看，每一个宗教都是平等的，我们不应该有基督教比别人高一等的姿态。当我们在神学院谈伊斯兰教的观点时，常常以我们的眼光来总结理解他们的看法。有一次，我请阿訇来介绍他们的救赎的观点，让学生自己提问。其实对话中间，我们总以先入为主的观念来讨论，无法进行有效正确的对话。
“基督教中国化”也面临同样的情况。很多基督教名词和解释已经被西方人定义而无法进行进一步的探讨。比如，当问到“如何追思祖先”，西方基督教将此定义为“祖先敬拜（Ancients Worship）”。如此，我们便没有继续这个话题的任何意义。这堵死了文化和信仰对话的可能路径。曾经有一位非洲圣公会的主教想为非洲学生举办神学论坛，我们欣然愿意为其提供经费和场地支持。但是，这位主教强烈要求论坛前两日西方所有教职人员不得出席。原因是，他说：“在任何神学论坛中，西方人一来我们中间都是指指点点，把话都说死了，不让人有任何发声和回应的机会。而我们这个论坛想切实地从非洲文化、社会、宗教、传统的角度深入自由地进行神学的思考交流。”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当谈到“基督教中国化”的时候，如果我们的信仰和文化不能面对面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如果我们的信仰不能在我们的文化中扎根，如果基督信仰不能谦卑地与相应的文化对话，而是居高临下的姿态。那么即使200年后，国人还会认为基督教是个外来宗教。这种做法也与耶稣的榜样相违背。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对话时也是谦卑地坐在井旁；在两位门徒前往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也是先用心聆听，然后才开始提问。我们需要放下自己的姿态，谦卑自己，让圣灵作工。如果我们不能从别人身上看到基督，也不能让人在我身上看到基督。
问题三：是否有跨文化宣教的书籍推荐？
林来兴：我一般会很小心处理跨文化宣教的问题。“宣教”的概念并非来源于圣经，而与殖民主义有关，有枪有炮，因而得到话语权。因为有强大的势力背景，所以我可以在别人的土地上宣扬自己的宗教。我们可以留意到，许多二战后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现今大多是多元宗教的环境，并且具有宗教自由。殖民时期，被殖民地区都被迫不得对基督教采取任何的限制，比如自由地在街上发单张，在学校传福音。而独立后的国家秉持的政策与此有很大不同。在多元文化与宗教背景下的新加坡，在大学宿舍叩门传福音是犯法的。西方人会认为这限制了宗教自由，并且刻意针对基督教。而政府认为如果允许基督教敲门，那么佛教伊斯兰教是否也都可以敲门？而且学生需要不断地应门也会干扰学生正常的学习生活。政府认为这种政策限制是履行对在校学生应尽的责任和保护，也是对各种宗教的平等对待和尊重。
在跨文化宣教方面，我有切身体会。美国帮助菲律宾独立后，按照历史经验，长老会、卫理公会等大宗派都开始瓜分菲律宾土地，避免引起地区宗教冲突。同样地， 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八十几个机构一起合作做同宣。他们和独立国家联合体（CIS）签署条约，要在这些国家所有的小、中、大学进行道德教育。他们认为苏联时期人们缺少道德底线，需要用圣经和《耶稣传》影片作为教材进行道德教育。我受邀参加同宣的第一次会议。会议上，负责人说：“We cut off Russian. （我们瓜分俄罗斯）”。我提议不要使用“cut off”这个强势的词汇，如果被俄罗斯人知悉，也会对当地俄罗斯人的感情造成伤害。
大会进行到末尾时，他又说“Today we cut off Russian. Tomorrow we cut off china.”。当时我是唯一的华人，他的话显然是对我说的。从这类言辞明显看出一些宣教行动依然有着强烈的帝国主义色彩。真正的传福音是将“耶稣是谁，耶稣如何改变了我们”也分享给别人。而后来的宣教模式被人为修整，形成一种宗教化的模式。如果中国基督徒也学习这类模式，我们会步入西方人的老路。后现代理论强调人性化的平等相处来开展新的局面，为了实现平等，没有任何理念是绝对的，因而相对性得到强调。相对性也是个双刃剑，使得教会获得发声机会，但是同时又削弱了宗教的绝对性权威。
王曲奇：林牧师的关于俄罗斯会议上的经历使我联想到中国的“非基运动”。1922年，地缘政治较量，对中国的争夺愈演愈烈。当时，推动基督教在华发展的文件“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标题字眼上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触碰了正争取独立解放的中国民族的敏感神经。尽管基督徒也盼望基督教能普传，但这份文件却酿成了福音在华受阻的严重后果。
林来兴：西方人的用词和做法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国情，并对别国造成伤害。所谓的“短宣”也是花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做一些大使命的工作，最后留下烂摊子由当地教会来收拾。这涉及到对本地教会的尊重的问题。过去，宣教对象是指对福音未及的亚非拉地区。而今福音基本覆盖了绝大多数地区。宣教不应该忽略当地教会的工作。而西方还是在宗派观念里面。曾在一次宣教会议上，牧者说某地没有教会。我说，那边已经有几处宣道会的教会了。
牧师明确他的意思是“没有我们宗派的教会。”当前，西方宗派对立观念依然十分严重，这是西方文明和历史演进而产生的。我们中国基督徒并不需要为西方这样的局面来背书，也不需要为他们重新建立某个特定宗派的教会。教会的建立和福音工作是当地教会的责任，以当地教会为主导。我们不能继续西方的老路。
有人谈到基督教文化这个字眼。本质上来说，我认为，并不存在基督教文化，而是基督信仰如何进入某个文化里面，耶稣信仰在特定文化背景中如何被理解。如果谈到基督教文化，你一般暗指的是西方文化。基督教在西方停留两千年，所以基督教有强烈的西方化色彩。所以，对我们来说，“基督教去西方化”是很重要的。过去，欧洲原本的民间信仰和崇拜逐渐基督教化，并赋予基督教意义，而逐渐形成基督教的文化。但问题是西方人把耶稣“白化”之后，就不允许把耶稣“黑化”。黑人民权运动中，很多基督教会要求把主日学教材上的耶稣画成黑人模样。
许多牧师认为这一做法不符合圣经教导。但是，有黑人牧师站出来说“你们把耶稣白化了两千年，就不允许我们把它黑化一下吗？”事实上，耶稣是巴勒斯坦人，并不是白人，也不是黑人，但我们许多教堂里面，耶稣像还是白人。这常常使人认为这是个外来宗教。比如我们建教堂的时候，第一个想法还是建一座哥特式教堂。现在西方教会因为维修费用高昂而放弃哥特式教堂，甚至选择租用商务会议场所。因此能省下许多建堂场地费用，把钱用于事工上。我们的观念如果停留在过去，就会走西方人的老路。我希望我们能有所突破，一些思维方式，比如扩张主义的思想，这并不是信仰的本身。教会的建立是圣灵自己的工作，不是人为的。人为的方式反而会成为事工的阻碍。
问题四：许多神学院设置“基督教神学”课程，而“基督教神学”基本都是指西方主导的系统神学等，而其他神学只能被赋予一定前缀，如“第三世界神学”“亚非神学”作为神学地方化的表现，对此您怎么看？
林来兴：我曾提议，基督教神学使用复数Christian Theologies 。因为，常规认知的“基督教神学”是典型的希腊式思维方式。前300年的基督教神学其实主要在亚兰文世界。而许多历史上的大公会议都使用希腊文。以弗所大公会议宣定Nestorius是异端。其实，当事人还未到场时，希腊文世界的亚历山大的主教便主持会议并进行了裁定。在后续的多次会议中，以亚兰文为语言的主教们基本都被定为异端。
这就好像，说汉语的人前往西方开会，需要找一个人为你翻译。而本身要用另一种语言表述自己的思想。翻译的人不是Translator，而是Interpreter，不仅负责翻译，更需要将人的思想放入另一种语境来进行诠释。亚兰文主教对耶稣的理解如何让希腊文世界的人领受成为一个难题。你谈论三位一体如果不是在希腊思维中，很有可能会被定为异端，这是典型的神学难民。景教后来传入中国，是因为他们在西方教会遭受拒绝，不得已只能把自己的思想推向东方。关于景教灭亡的说辞，有人声称是因为他们不热心传教。而在我看来，并非如此，事实是他们缺少帝国的势力背景而被定为异端，并且也没有任何的炮艇帮助他们的宣教工作。
所以，我们认知上的许多偏差源于我们被误导。比如，作为基督徒，我们许多判断的依据是圣经。但是，对圣经的诠释掌握在翻译者手中。翻译者在许多情况下已经为我们将面临的圣经疑问提供了现成的答案。我们需要努力解决这些问题。
比如前面所提及的，1614年，有许多印第安人被卖往欧洲做奴隶。同样1614年，中国明朝万历42年，中国开始实施海禁以对葡萄牙人宣告对澳门的主权。同年，德川家康禁教。我们会发现，上帝在不同的地方做工。对宣教的认识已经被西方人限定了意义，而我们的任务则是重新诠释Mission，回到上帝的使命和心意中。当我们未到达宣教地以先，上帝便早就开始工作了。
我想分享我所知的一个见证。在一个地区爆发某种癌症，癌细胞寄生于人的颈项后方，随着癌细胞的繁殖扩散，人的颈项逐渐僵硬而弯曲，最终患者会窒息而亡。世卫组织派驻人员到此地进行研究和治疗。在当地的一个小村庄，一个女人被诊断为该癌症的末期，她的脖子已经僵硬弯曲得十分严重，被宣告剩余生命不超过六个月。一天晚上，她梦见自己在田中工作时，一双手摸了她的脖子，便惊讶地回过头。
惊醒后，她发现自己的脖子竟然可以自由活动了，便前往诊所确认病情。当她见到医生时，她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指着墙上一幅画问“这个手是谁的？”这位基督徒医生在墙上挂的是一副钉痕的双手的画，画作并未有任何标注。医生谨慎地问她“这幅画有什么问题吗？”女人回答说：“我在梦中看到的手就是有钉痕的手。”这是圣灵在梦中让她看清了这双手上的钉痕。该医生确诊她获得痊愈后，便把福音传给了她。
后来，福音也传到这个女人的村庄。我们传福音见证耶稣，事实上是圣灵的工作。所谓的宣教学派认为如果我们不去宣教，上帝便不能工作。但是，如果不是上帝先向保罗显现，没有人能让保罗信主。有些人会声称自己带领多少多少人信主，事实上，我们带一个人信主都是不可能的。不是我们能带人信主，而是圣灵的工作。
最后分享一个个人见证。1997之后，我们在美国接触了许多来自香港的移民。我们教会无偿地协助他们在美国的生活上的需要，比如取得驾照，儿童就学等问题。在接触的过程中，他们许多人接触了信仰，并被圣灵摸着。有一个受帮助的移民家庭主动请我吃饭。赴宴那天的早晨，我灵修的内容是“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开车途中，收音机中播放的是天主教电台的另一个版本的同样经节“Be quite and know I am God.”然后，切换到的另一个电台也演唱着“Be still and know I am God.”的歌曲。最后切换的一个基督教电台信息内容分享着“Be silent and know I am God.”接二连三的巧合促使我赶紧把车停到路旁祷告。
“原本我今天赴邀是要计划给他们传福音，可是上帝让我‘Be silent and be quite’这样我如何传福音呢？”祷告后，内心十分平安和清楚这是上帝的旨意。因此，我前往主人家欢喜地享用餐食。最后吃水果时，男主人坐不住了，问道：“牧师，你吃了这么久的饭，难道还不要说说你的耶稣吗？”我说：“我原本要和你讲耶稣，但是今天主让我不要说话。”男主人就十分吃惊，然后问了许多问题，我也一一作答。
我临走时，他又说：“牧师，我知道你们基督教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你们对我们好，一定会要和我们讲耶稣。我已经听了很多次福音，也非常了解你们的破绽在哪里。今天我就计划等你开口后，一句句反驳你。但是我没想到耶稣居然让你不要说话。”后来这家人得救归主。很多时候，叫人信耶稣不是我们能做到的，而是圣灵的奇妙工作。
讲员：林来兴牧师2015年起任美国富勒神学院教授，致力于际文化（Intercultural）事工和全球领导力发展的推广和研究，并先后担任学校招生与录取委员会主席，多元化发展工作委员会主席，际文化研究学院代理院长等要职。
在此之前，林来兴牧师历任波特兰华人福音教会主任牧师、“国际福音协传会” 副会长兼东亚区总监、美国长老会外展基金会顾问兼中国事工主任。
林来兴牧师出生长于新加坡，在新加坡长老会教会经历信仰成长，在从事政策研究期间蒙召，先在美国乔治福克斯大学取得道学硕士和文学硕士，再于贡萨加大学取得哲学博士，专攻领导学。林牧师常受邀作关于宣教、处境化神学思考和教会实践、际文化沟通和学习、领导力发展等方面的演讲、讲座和授课。其中，林牧师任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访问学者、美国校园团契（Inter-Varsity）2018年Urbana青年学生宣教大会讲员，并造访亚非欧澳北美众多国家的教育机构作际文化领导力学讲演或授课。
近十几年来，林牧师十分关心中国教会健康发展，展开深度的教牧访问和事工交流，极大的促进了中美教会的交流、了解和合作。2014年起至今，林牧师在江苏和黑龙江等地神学院担任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