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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宸神学与中国教会

作者 : 蔡宏强
2022-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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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婷子

赵紫宸是20世纪中国基督教著名的神学家、教育家和文学家,著述甚丰。曾代表中国教会多次出席世界宣教会议,并作为中国教会的代表担任过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六主席之一。赵先生在美国梵德贝尔特大学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神学学士及社会学硕士学位。毕业后返回东吴大学任教,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因司徒雷登的邀请赴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任教,且在刘延芳之后出任宗教学院院长,直到特殊时期被批斗与革职为止。

赵紫宸从10年代末便开始思考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及中国社会变迁的关系,20-40年代是他思想的高峰期,呈现出转变的轨迹。虽然他的思想总是在变化,但在变化之中也存在着一以贯之的东西。我们不能仅仅从处境的变迁来理解他在神学思想上的变化。赵先生除了关心基督教如何关联中国的处境,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追问基督教的独特性是什么,基督教信仰在这个世俗的世代能发出什么样的与众不同的声音。

文革结束后,赵先生得到平反,并于1979年11月2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赵先生虽已离去,他的神学作品却作为中国教会宝贵的属灵遗产之一得到了基本的保存。我们的时代与赵先生的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也存在着延续性及相似之处。即便我们不同意他的某些神学观点,也当留意他在某些神学议题上的思考,以便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脉络及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存在着什么样的挑战,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应对这些挑战呢?

我在2009年写论文时将赵紫宸作为研究对象,读《赵紫宸文集》也深受感染,字里行间洋溢着热情和生命的力量。尽管他的一些神学观点并非保守派的观点,但我觉得我们仍可以从他的思考中得到启发,这也是我选择“赵紫宸神学与中国教会”这个主题进行分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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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宸先生与家人(1888-1979)

赵紫宸于1888年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新市镇(上图左一),该镇现有赵紫宸公园。他在拍摄图二的照片时年逾50,已由监理会转入中华圣公会,1941年经香港圣公会会督何明华主教按立为中华圣公会会长。在他后期的文章中,教会性较为浓厚。图三为1928年时拍摄的赵紫宸全家福,他和妻子都活到了90多岁,育有三子一女,长子为赵景心。女儿就是著名的翻译家赵萝蕤,丈夫为诗人陈梦家。赵景心和赵萝蕤在回忆父亲时提到,他非常尊重孩子们在信仰上的抉择,从不强迫他们。

2004年,清华大学举办过“赵紫宸宗教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后集结成册,是赵紫宸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在纪念赵紫宸诞辰130周年时,浙江省基督教两会还举办了“赵紫宸与基督教中国化”主题研讨会,赵紫宸的孙女赵晖受邀参与。我曾与之交谈,希望她能整理相关资料。在谈到自己的爷爷时,她说那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可惜在特殊时期他的不少文稿被毁。

赵紫宸的主要著述都收录在《赵紫宸文集》之中,其中的四卷本由燕京研究院整编,商务印书馆出版;《赵紫宸英文著作集》由王晓朝主编,于2009年由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此外还有《赵紫宸圣乐专集》《基督教哲学》《耶稣的人生哲学》《学仁》《系狱记》《基督教的伦理》《耶稣传》《圣保罗传》《神学四讲》等。

关于赵紫宸研究的主要著述

吴利明,《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变迁》,三版,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7。

古爱华(德)著,邓肇明译,《赵紫宸的神学思想》,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8。

林荣洪,《曲高和寡:赵紫宸的生平及神学》,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94。

邢福增,《寻索基督教的独特性——赵紫宸神学论集》,香港,建道神学院,2003。

唐晓峰,《赵紫宸神学思想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

Yongtao Chen,,Helsinki,the University of Helsinki,2014.

王晓朝主编,《赵紫宸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

唐晓峰、熊晓红编,《夜鹰之志:“赵紫宸与中西思想交流”学术研讨会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

潘兴旺主编,《执古圣道 御今所有——基督教中国化论文集》,杭州,浙江省基督教两会,2019。

赵紫宸早期神学思想的形成(1888-1925)

早期的宗教经验及留学经历

赵紫宸幼年时受家庭民间宗教信仰的影响,在宗教信仰上有过超自然的经验(这在后来回忆的时候,他认为这些属于当时环境下心理学层面的暗示)。他在15岁左右的时候选择去当时有长老会背景的苏州翠英学院就读,受教会学校的影响,赵紫宸便接受了信仰。随后次年16岁返回自己的家乡,在当时家乡周遭环境的影响下,他再次重回民间宗教信仰里,并且还成为了反教先锋。

但没过多久,他便又辗转到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就读。17岁的时候结婚,在这段时间里,他也是在不留余力地反对宗教。直至在婚姻中遇到很多问题和经济方面的困境,又使他慢慢靠近宗教信仰。18岁的时候在穆德博士的布道期间,彻底悔改成为了基督徒。在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一直过着清教徒式的信仰生活,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过得极为保守又谨小慎微。

1910年大学毕业。1914年去美国梵德贝尔特大学学习神学和社会学等专业。1916年取得了文学硕士学位,1917年取得了神学学士学位。随后同年回国在东吴大学任教,任教期间的几年里,便成为了东吴大学的重要同工,并担任教导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职务。1926年在司徒雷登的邀请下去燕京大学担任哲学系教授。

赵紫宸回国的几年里,正值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1915-1923,主张民主、科学、白话文的改革和民族政治改革)。新文化运动给基督教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当时中国少年协会在辩论关于宗教在新时期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时,反对宗教的学者在辩论上站了上风。后面又兴起了非基运动,它在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又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但在当时能出来回应的学者并不多,赵紫宸在内的基督教学者在面对批判时也是接受一些、回应一些,以此来维护基督教。

赵紫宸早期对中国教会的神学性思考

赵紫宸在20-30年代的任教期间,一直在建立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的相关性和探寻基督教的独特性上努力着,他写作的主题也与之相关。同时他也在思考如何将基督教与儒家思想融通在一起。

1922年非基运动发生时,中国教会提出建设本色化教会的倡议。一般认为本色教会的处理方法是脱去西方色彩的遗传和文化制度,保留基督教的本质,并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但是赵紫宸批判了这个有些机械式的处理方案,认为脱去西方文化后的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会成为畸形扭曲的混合物。

他认为本色教会应该是由中国基督徒在中国的传统和文化处境里来思考基督教如何在中国本土化,并找到合适的发展方向。这个过程中可以运用不同的资源,甚至可以运用基督教里的西方文化和制度,而不是生硬地剔除掉西方文化并一股脑地糅进中国传统文化。

赵紫宸想要在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中间找到适合中国基督教的发展方向,他认为中国神学的起点就是中国哲学,这是可以承载中国神学的一个工具;而中国哲学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天人合一,他认为这是承载中国神学的一个重要起点,认为天人合一是一种内在超越论。而基督教并不是人本主义,乃是“人神合本,天人一贯主义”。(他将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对立的观点受到10-20年代中国教会神学基要派和自由派论战的影响。)

在他看来,中国神学既不是基要派,也不是自由派,既不是神本主义,也不是人本主义,而是一条中间路线,就是神人合本主义——既要体现神性,也要体现人性,既要彰显神的主权也要兼容人的自由。所以他早期的神学思想是忽略启示而偏向自由主义神学的,认为神学的开端不是来源于神的启示而是人的经验,这有点类似于施莱尔马赫和立敕尔的观念。他的这一做法也是为了突破科学主义的封锁,为中国基督教在当时的环境中找到出口。

而后他又以古代先秦的儒家思想为框架,建立以人而神的基督论为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他认为先秦的儒家思想里有形而上学的观念,后期的儒家把这一观念弱化了。先秦儒家的“天”是有人格的,后期儒家的“天”就变成了没有人格的义理之天。所以他就在先秦儒家思想的框架下,来理解基督教信仰,把耶稣基督塑造成为古圣先贤,并认为耶稣基督的神圣性表现在不仅仅具有高超的人格,而且具有深邃的“上帝”意识。真正的儒者不仅仅提倡道德,更应该有上帝意识。这与孔子的思想有不同之处,后者更注重人事而忽略超自然的部分。

除了古儒框架,赵紫宸还借助西方哲学的观点,比如伯格森的创造进化论、鲍恩的人格主义及詹姆士的试验主义,将之融会贯通后建构出水平面向的内在超越论及上帝观,以回应新文化运动之现代主义及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上帝透过历史的进程逐步实现了自我创造及创造人格,这个过程是伴随着古人对世界的征服、罪恶的铲除而逐步实现的,虽然会伴随着人的牺牲及各样的苦难,但这个过程促成了人格的创造,正是上帝所使用的方法。

因着苦难的存在而促成了人格的被造,苦难也便有了它正面的价值。赵紫宸所塑造的神学理论是以历史主义为基本框架的,但这个历史主义里面加入了创造进化论、人格主义和试验主义。透过这个历史进程,上帝借此来彰显自己。在面对上帝是全能全爱的同时又给予苦难的传统神学问题上,赵紫宸认为上帝是透过苦难来塑造人的人格,允许苦难存在是有上帝的积极目的的,为着人格在苦难中的锻炼来达到人格的丰盛,甚至是自救和救人的目的。

赵紫宸认为人格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伴随着苦难的出现而被造的,而人格的出现与提升又会反过来创造出新的世界,形成新的时代。那么,在新的时代里,人们就不应当拘泥于那些旧的社会制度、信条信规,而当竭力创造出新的制度,以新的皮囊来盛新酒。

赵紫宸还主张将信仰与信念分开,信仰是人对上帝的全人全心的投靠,而信念是人们将信仰放在新时代处境中进行反思的产物,故此信念是新时代的产物,与时代和处境息息相关。在新时代中,人们应当对旧神学的信条教义进行彻底的反省及革新。

赵紫宸对宗派主义的批判

赵紫宸认为中国教会最大的弱点之一便是其宗派主义。宗派主义的实质是对某个神学观点的推崇,但西方的神学与哲学是密不可分的,是观念论的产物。然而,纯粹从观念出发,即便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仍然不能捕获真理的本身。

因为逻辑只是工具,而人生及人生经验却不是逻辑的网完全捕获的。赵紫宸并不反对宗派,但是反对宗派主义,因为宗派主义会将概念放大进而绝对化,产生偏见而且唯我独尊。信条教义是宗教经验的产物,是人在回顾的过程中产生的。另外,中国人对从观念论出发的信条教义并不感兴趣。赵紫宸相信将来的中国教会一定是重宗教经验且能包容不同宗派的超宗派主义。

在社会对教会构成的挑战中逐渐生发出清晰的教会意识

在非基运动的冲击下,教会的人才与经济都面临着紧缺的窘境。但正是因为有环境上的压迫,基督徒们才不得不赤裸裸地来依靠上帝,且逐渐地生发出爱的意识,与一切引人争执的信条教义相脱离了。宗派主义在严酷的环境下被慢慢淡化,反之不同宗派的人士产生出相似的爱的教会意识。

赵紫宸相信基督徒的信念必须与时俱进,基督教的信条必须能反映新时代的特质,含新时代的要素。故此他批判了旧神学的信条教义。赵紫宸批评了《使徒信经》(1920.9)及三位一体论等传统教义,并撰写文章《对于之我见》。

另外,赵紫宸认为这种爱的生命需要被放大,基督的教会应当成为一个注重信徒友谊、彼此砥砺同行的道德团体。简单来说,赵紫宸早期的教会论就是强调教会道德性的功能。

他对教会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

一、在崇拜礼仪方面进行改革,使礼仪既呈现出庄严,又富有美感。

二、在牧养方面进行改革,化整为零,尝试小团体聚会,就是现今我们所运用的小组聚会模式。三、宣教方面进行改革,尝试讨论的、文字的、艺术的、服务的、生活的布道法等。

四、在管理方面进行改革

1.加强与信主学生之间的联络,关心及使用青年人参与教会管理。

2.有计划地培养传道人,从农村教会到城市教会。

3.增加会堂的功能,不单单用于教会内的事工,还可以让教堂为社会服务。

五、在政教关系方面,主张基督徒以个人的名义参政,但不主张整个教会投入到政治运动中。因为当时的中国教会还很薄弱,担心中国教会在当时的环境下会随波逐流而失去立场。

六、在社会服务方面

1.建议基督徒以交友的方式,用人格的力量去感化他人,从而带来社会普遍性的道德更新。

2.建议透过一小段一小段的社会改造来作社会改良的工作,而非透过暴力革命的方式。

七、在国际关系方面

1.主张爱国主义与爱世界主义的对立统一性。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不爱国怎能爱世界,不爱世界怎么能爱国,采用了辩证统一的角度来解释了这个观点。

2.主张中西教会领袖应当彻底践行耶稣的教训,本着耶稣的心志与精神,开诚布公地将成见破除,且从国际友谊出发寻求和睦。

3.主张中国基督徒不当在受到同胞施加的伤害时寻求洋人的保护及赔款。看中国近代史,新教当时在中国提出对西方宣教士保教条约,这会使中国有些信徒利用教会得到保护。但赵紫宸认为这会阻碍中国教会的发展。

4. 呼吁西方教会能帮助中国教会平稳过渡,从宗派教会成为本色教会,从西方人管理教会的局面中过渡成长起来,不因为与西方教会有冲突和问题而使教会停摆运作。要从西方人主持教会的局面改变成依靠才能和品行来决定中国教会领袖。

5.积极参与国际睦邻友好工作,曾携款慰问日本横滨地震(1923.9.1)灾民,曾多次代表中国教会参加国际宣教会议等。

在后期促成赵紫宸神学思想转变的几个原因

一.对只注重建立基督教相关性的不满。1.不满意有人将基督教信仰当成纯粹的伦理道德。2.不满意中国基督徒宗教经验的肤浅。3.不满意《宣教事业平议》前四章中的自由主义色彩。4.不满意好友吴雷川所著《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中将耶稣当成政治性的弥赛亚。赵紫宸所有的不满都源于他在努力建立基督教相关性的同时,坚持寻索基督教的独特性。

二.对新文化运动的不满。不满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只有拆毁却没有重建。传统文化的持续性崩溃使得赵紫宸转变了策略,主张基督教要进入中国文化。

三.在访问牛津大学期间接触到了巴特的思想(重要原因)。赵紫宸在1932-1933年访问英国牛津大学,同时教授中国诗词。在这期间他接触到牛津团体运动和巴特的思想,这影响了他后期的神学思想。

四.与其同事被日军俘虏(1941.12.8),为期长达半年多时间的系狱经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遭日军封锁(1941年12月8日)。燕大的几位教授包括赵紫宸随即被逮捕入狱,长达半年之久。在狱中受苦及异梦等经历,促使他对基督教信仰、本色教会事工及神学思想方面进行反思。

五.对西教会在中国宣教所留下的事工格局的不满。他认为西方教会身体太大,心脑太小。过于注重慈善事工,而忽略了教会本身的建造。

赵紫宸后期(1934-)的神学特征

唐晓峰博士对赵紫宸的神学思想较有研究,他认为赵氏神学思想后期的节点是1940年,我与之观点不同,认为是1934年。因为赵紫宸于1932-1933年在牛津大学访学期间接触到了巴特的思想,此后在他的论文里明显看到了巴特新正统神学的影子。赵氏前期的神学重经验,后期则重启示,主张以“启示”为基督教神学的起点,认为启示不是人自己杜撰的,而是“上帝“所与的”。

上帝被称为“澈全的另一位”,垂直的启示涵括了水平面的向度,上帝超越而临在。耶稣基督有着极其深邃的上帝意识,而这种上帝意识的深邃性乃决定了耶稣在伦理道德方面所能达到的深度。上帝的全知全在全能在基督道成肉身的过程中倾空了,取而代之的是上帝的圣善与慈爱。人在达到耶稣的道德成就之前无法窥测耶稣的上帝意识,从这个角度来看,耶稣是独一无二的。

赵紫宸的系统神学主要有七块内容组成,即启示论、上帝论、创造论、基督论、救赎论、教会论、道德论等组成,而忽略圣灵论和末世论,尤其是末世论。但是特别注重上帝论、基督教伦理,尤为注重教会论。

教会是扩大了的道成肉身

对于赵紫宸来说,后期的首要问题变成,教会是什么而非能提供什么。早期他看重教会的功能,现在是看重功能的同时,更看重教会的性质。教会之所以为教会,不在于它有什么组织,乃在上帝的临在。教会是上帝在基督里永远生活着扩展着的道成肉身。教会意识正是在信徒对基督的信仰中凝练出来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其中储存着基督教的全部福音、全部救法及全部史实。

教会是社会中的社会,文化中的文化

赵紫宸认为,基督教是创造社会共同意识的主力,在教会里人们受基督的熏陶,可以获得充分的社会意识、坚固的团结能力和彻底的和好生活。教会是旧世界之中的一个超出而贯入的新世界。超越而临在,教会要扩展她的生活,将她的信仰与精神,伦理与心情,灌输在教会的范围之外,要将宗教与时代问题发生密切的联系。教会是时代的先知,要发出先知先觉的呼声,指出罪恶。

教会乃自成一种制度,由主教、牧师、长老等构成的制度代表着教会的独立文化。中国教会是普世教会的一分子,与普世教会联络在一起的,不是弱势而是坚强的,是影响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他相信基督的教会至今仍有丰盈的权能,对教会有信心和盼望,相信神的教会是由神来掌权的。

用爱心建立团契

赵紫宸认为,因信称义带来了个体信仰自由,中国教会的状况使得它必须在因信称义的基础上强调爱心的原则。马丁·路德强调因信称义是没有错的,但是在当时的中国教会的状况下,爱心原则缺失会让教会支离破碎,不能凝聚在一起。中国教会首先必须是一个爱的团契,才会有真实的自我,才能建立好完整的神学思想和制度。在强调信心教义的基础上,赵紫宸更多考虑的是各个宗派之间的团结和联合。

中国教会到了必须用行为证道的时刻,在爱教外人以前,基督徒必须先彼此相爱,借此可以消除各个教派之间的隔阂。所以他认为,用爱心建立教会是改革教会的总原则。用爱心建立团契是上帝的恩赐与人的努力共同促成的,不是人靠自己可以做成的。人的罪阻挡了用爱心建立团契的圣事,并以制度及神学来搪塞。要由牧师带头组成共同祈祷、彼此认识、推心置腹、深相友爱的活的核心,这样能彼此影响,拥有爱的活力。

注重基督教教义神学的建构

这个时期的赵紫宸比较重视教会论,认为中国基督教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教会神学。他指出中国教会出不了头等神学家的原因有:1、抗罗宗过分的铺张。2、西方宣教士过度把持自己的权柄,没有鼓励中国教会领袖思考中国神学。3、神学院真正发展的时间还比较短暂。

随后又对中国教会今后教义神学的发展做出了陈述:1、中国人自己去发掘基督教二千年来所有的宝藏。2、为教义神学打定一个理论的根基,理清启示与理性之间的关系。3、中国的神学工作者应当立即开始研究儒释道的思想,并与基督教的根本教义作一个比较。4、对于新思想(马列的思想)作深刻的、诚心的研究。5、先有合一的教会,才会有中国教会神学的产出。6、必须要先有在患难中、死亡后熬炼出来信仰的经验,才会有真正的中国神学。

注重基督教伦理及其应用

赵氏强调基督教伦理不同于其他伦理(不同于人本主义、自然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唯物主义)。基督教伦理以基督教神学为根基,上帝是伦理的大本。基督教伦理直视事实,事实是人应当有道德,仅靠自力又不能有道德。人要实行伦理,有所不能,得助则能;那么“实行”是伦理,“得助”也是伦理。人为上帝所造,所以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基督教不讲本分,只讲尽本分而超本分。基督教的伦理由内向外,以教会为中心;以世界为外围,推扩绵延,直到世界进入了教会的内圈。基督教的伦理乃是要应用在人生的各种关系之上,尽管有不少的难处,但只要我们在上帝面前忠心,仍然能让基督教的伦理践行在这个世界上。

注重福音的保存

赵紫宸最初有些排斥属灵派和灵恩派,认为他们乱用圣灵的权柄。但后期他也开始认同属灵派和灵恩派好的方面,认为他们是用一种破碎的旧神学来承载他们在心灵上所得到的至宝,因而也肯定了他们是存有真信仰的。他也认为在一百万信徒中间,有成千成百的好信徒及爱心满溢的牧师,上帝也是借着盛宝贝的瓦器来保存福音。

尽管国家将教育和医疗系统收回归国有,看似基督教无事可做。但我们仍旧等待时机——等到人人丰衣足食,诸欲俱达的时候,人必要问人活着是为什么的,人的价值、意义、归宿是什么,人有没有真实性,世界有没有归宿,真理以什么为标准,道德以什么为根基……等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福音传递见证出来。

教会不是要改革,乃是要得一个新的建立——我们要准备背负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要作彻底的、全面的奉献,要用实践的行为、无伪的爱心来证实我们所信的是救人救世的福音。

讲员:建道神学院普通话神学硕士,目前从事神学教育及牧会工作,对中国神学颇有兴趣及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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