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是历史文化的主宰
基督教信仰的上帝，是全宇宙、全人类及所有生命的主宰，在任何空间与时间中掌权，除了祂以外，没有别的神。复活的基督，更宣告上帝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太二十八18）。
这个信仰，理应使基督徒将自己的整个生命、一切生活范畴，和所有有关的事物，都与这位上帝连上关系，寻求每个关联中的意义，并带出基督徒应有的行动，以致可以完完全全活在以这位上帝为主宰的状况下。
然而，由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有时甚至是神学的原因，基督徒将所信的上帝与一些范畴分割了，似乎上帝与这些范畴无关，并不在这些范畴中掌权；这种情况显然与基督教信仰所认知的上帝不符合，否定了上帝的主权。基督徒面对的挑战，正是要不断地提高警觉，在否定上帝为主的任何空间与时间中见证祂的能力与真实，即使面对各种反对的势力，甚至是死亡的威胁，仍因信仰这样一位上帝而活，并以行动实践这信仰。
将中华文化转化为以上帝为基础的思考
在中华文化悠久的历史中，具有超越性的“天”这种观念，可说是一直存在于文化与各种宗教之中，3虽然它经常以不同的形态表现出来。如何让中华文化中的华人认识这位“未识之神”（参：徒十七16～31），从隐藏变为明显，将分割的片断认识发展为整体认识，将上帝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展现出来，是华人基督徒的时代使命。
在极着重道德伦理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华人文化具有极高的道德理想，宋明以来更着重心性的发展，这些道德理想与对心性的重视，与基督教信仰有很多对照之处。将华人文化中以人文为基础的道德理想与心性观，转化为以上帝为基础的思考，正挑战着每一个华人基督徒。因为我们相信上帝并不偏待人，自创世以来，便是全人类的主宰，当然包括华人在内；就如保罗所说：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上帝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罗二14～16）
西方传教士带来的不同神学传统
大部分的西方传教士都是因着对福音的热心，对上帝的忠诚，以及爱华人的心，才离乡背井到中华大地来传教。然而，在近代基督教来华宣教的历史中，我们看到西方传教士受到西方不同的神学思想影响：
有的看华人文化是异邦的沉沦文化，与上帝无关或甚至对立；有的将人的灵、魂、体分开，只看重拯救人的灵魂，而认为身体不需或不能拯救；有的则看重社会文化重建更新的需要，而漠视了个人从罪恶中回转与重生的重要性。因着人的有限，他们只能传达部分的福音，甚至把他们之间的矛盾与纷争，也间接地传到华人基督徒当中。
华人基督徒应该感谢这些西方传教士，但我们却有一个使命，就是怎样将这些分裂的片断整合，并且不要延续西方历史中的纷争与矛盾；这样我们才能够认识圣经中拯救全人的整全福音，肯定上帝在中华历史文化中的普遍恩典，重视人的灵、魂、体的整全性与上帝拯救的需要，警觉罪恶权势对个人与群体的侵蚀与破坏力，宣扬个人与群体皆需要回转与更新的福音，显明上帝在历史中的能力，以及见证我们对上帝在今天与将来的信心与盼望。让华人基督徒学习在任何空间中活出上帝的慈爱与公义，以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为生命与生活的主。
现代华人教会，从一八O七年马礼逊来华开始计算，只有约二百年的历史，期间所面对的文化、政治、神学等挑战，皆极为巨大。回望早期教会，经历三百多年才在当时文化上被野蛮民族所侵略的欧洲大陆站住了脚，因与政权的密切关系，公元三八一年正式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一方面导致信徒人数的急速增长，但却没有信仰经验作为基础；另一方面，教会因政权的支持而获得极高的社会地位，但这也促使不同神学流派间的斗争更为激烈，使教会逐渐进入“黑暗时代”。
然而，无可否认，西方希腊、罗马、犹太文化得以逐渐结合，是基督教所促成的，西方文化的基础是建立在基督教信仰的根基上，但这情况却是基督教发展了一千多年的结果，而期间所经历的失败，可在各次重大危机变为转机中显露无遗。直至今天，仍然有学者质疑，欧洲究竟曾否是一个基督教的社会？
对政治立场与社会问题的茫然
现代的华人教会历史，说明我们仍身处在西方传教士带来的不同神学传统中；而列强的侵略、国共的内战、党派的纷争、族群的争斗等政治环境因素，也使得福音在国家、民族、社会文化与群体领域中的见证软弱无力，福音在这些范畴中的意义与能力受到质疑。有些基督徒政治人物在政治与社会的立场及表现，更使人怀疑基督教信仰对一些参与政治及社会行动的人，究竟有什么意义？
不同背景的建制教会（Institutional Church）在不同的历史处境中，有意无意地与一些政党或政府连上密切关系，无形中成为政党或政府的工具。在政治形势的变化中，不少基督徒及教会感到无所适从。这种情况出现在四个以华人为主，而政治上都仍在发展阶段的社会：新加坡、香港、台湾及中国大陆。
华人教会仍在摸索着福音与政治及社会之间的关系。有的以“政教分离”为理由，逃避或拒绝面对这方面的问题，忽略了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立场，最受反民主的政权所欢迎。事实上，这种立场是基于错误地理解西方所说的“政（府）教（会）分离”（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却以为是“政治”（politics）与“宗教”（religion）可以分离，更否定了我们的上帝也是政治领域中的主宰。有的则在鼓励信徒积极参与政治及社会领域的过程中，经历了各种矛盾、黑暗与挫折，甚至因信徒间不同的政治及社会见解与立场，而引起纷争与分裂。
因此，不少基督徒与教会虽然在认知与信念上承认上帝也是政治及社会的主宰，但却在经验上感到受伤害，在行动上感到无能与无奈，在面对政治及社会参与的问题上感到无所适从与茫然。有不少基督徒与教会干脆不讨论这方面的立场与问题，只着重布道工作，并以信徒人数增加为教会增长的最高目标。人数的增长、宏伟的礼拜堂、丰富的财产，成为不少华人教会成功的指标；其实这些都是属于世俗的成功标准。
持守福音的时代使命
根本上，基督教所见证的福音，并非强调在现世生活中达到世俗标准的成功。耶稣基督在世的生命，结束在罪犯刑具的十字架上，是世人眼中的失败者，而祂呼召我们继续每天背着十字架跟随他（路十四25～27）；基督的荣耀是胜过死亡的复活、升天与将来的降临；没有十字架的羞辱与痛苦，便没有复活、升天的荣耀。
今天基督徒及教会在世上跟随的脚踪，是基督受苦之仆的十架之路（彼前二21～24），是背着十架仍在行进中的基督。无怪乎保罗强调说：
“我只渴望认识基督，体验他复活的大能，分担他的苦难，经历他的死，希望我自己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成功，或已经完全了。我继续奔跑，只求赢得那奖赏；其实，为要使我达到这目标，基督耶稣已经先赢得了我。弟兄姐妹们，我并不认为我已经赢得了那奖赏；我只专心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全力追求前面的事，我向着目标直奔，为要得到奖赏，这奖赏就是属天的新生命，是上帝借着基督耶稣呼召我去领受的。”（腓三10～14，现代中文译本）
原来，保罗强调的是今天的“过程”，在分担苦难与经历死亡中，向着“目标”前进，从死里复活的荣耀与达到目标的奖赏，是将来的希望；无怪乎保罗为自己在世生命结束前所写的墓志铭是：“那值得竞争的赛跑，我已经跑过；该跑的全程我已经跑完；该守的信仰已经守住，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华冠等着我。”（提后四4～8上，现代中文译本）我们留意到，保罗没有提到他在世生命路程中的赛跑，有没有胜利或赢得奖项，他强调的是过程中对信仰的不断持守，得着华冠的奖赏是将来的事！
我们今天宣扬的福音，往往强调即时的成功与果效，忽视过程的重要，结果往往制造了不少不能健康地全面成长的信徒；往往因对社会、政治、文化的更新看不到成果而灰心、失望，最后只好放弃。
不错，我们在事奉的工作上有成果和满足感，才有动力继续努力下去；然而圣经中着重的教导，是从过程的参与中获得满足，从对信仰不断持守的过程中得着动力，看轻今生自己世上的成就，看重自己可以分担和分享基督的成果。这种生命素质的培育，正是福音所带来的生命更新与成长。
故此，我们面对的挑战，正是如何在我们所处的历史时空下，在华人的社会中延续华人教会的历史，在个人与群体中见证上帝参与历史的塑造，既使个人回转并成长为健全的生命，又能在政治、社会、文化的群体领域中，见证道成肉身的基督是主，在挫败中仍有盼望，在黑暗里仍坚持燃点烛光，在矛盾中仍持守对上帝的信心。
在本书中，我们将在华人教会历史的观照及对信仰与福音的持守下，对此时代的社会使命作出回应。本书分为“理论”与“实践”两部，在“理论”部分将探讨上帝如何在社区这个群体中工作？教会又如何可以与上帝在社区中同工？专业社会工作中的“社区工作”模式与基督教的信仰，可以如何彼此结合？教会社区工作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有什么机遇可以抓紧？又有什么危险应该觉察？教会在参与社区工作中有什么利与弊？危机、转机？
在“实践”部分，借着论述香港教会在过往五十年参与社区工作的历史经验，提出一些值得其他华人教会参考的反思；七篇以“社区工作与牧者”为主题的文章，以及四位牧者在台湾参与社区工作的经验与个案分享，盼望可以鼓励更多华人教牧与教会，愿意在各自的社区以社区工作的方式去实践“爱邻舍”的使命。深盼此书是投入湖中的小石，能带起更多的回应。
注释：
1本文为《爱你的邻舍——教会社区工作理论与实践》一书导言，卢龙光编著，原版由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于2003年4月出版；大陆地区由金陵协和神学院出版，2013年7月第1版。
2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荣休院长、现任高级研究 员(荣誉);曾任汕头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基督教研究中心教授及主任。
3参 Ching，Julia （1993） Chinese Religion（Maryknoll，N.Y.:Orbis）,页18，33-34，61-62。有关基督教传统对“天”的了解，可参Simon,Ulrich（1958），Heaven in the Christian Eradition (N.Y.:Harper&Brothers).
4有关保罗以人的灵、魂、身体（并非等于肉体）为一个整体，而非二分或三分的讨论，参Jewett,Robert (1971),Paul’s Anthropological Terms：A study of Their Use in Conflict Settings（Leiden,E.J.Brill）及 Gundry,Robert H.(1976),Soma in Biblical Theology with Emphasis on Pauline Anthropology SNTSMS 29(Cambridge,CUP).
5参Foakes-Jackson,F.J.(1934),The Church in the Middle Ages(Cambridge,CUP),页3-17及Bainton,Roland H.(1964),Christendom:A Short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and Its Impact on Western Civilization Vol.1,From the Birth of Christ to Reformation(NY：Harper&Row,1966).Fletcher,Richard(1997),The Conversion of Europe:From Paganism to Christianity 371-1386 A.D.(London,Harper Collins).
6参Noll,Mark A.(2000),Turning Points:Decisive Movement i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第二版(Grand Rapids:Baker);中译本：乐马可著，《转折点——基督教会历史里程碑》，邱清萍译（Petaluma,CA:2002）。
7Wessels,Anton(1994),Europe:Was it Ever Really Christian?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ospel and Culture,trans,J.Bowden (London;SCM,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