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民国时代基要派的兴起与努力
现在北美的教会史学术观点认为，民国建制教会在以前的研究中常被看重，而中国独立本土教会则被忽略，这是不正确的，人数众多的保守的华人独立教会，才是应该重新被关注的。
回溯历史，寻找中国近代以来基督教的演变脉络，可以发现，非基运动是一个关键节点。
1922 年 5 月，上海召开的全国基督教大会提出本色教会口号，全国基督教大会筹备成立“中华基督教协进会”。这是自由派基督徒教会对于非基运动的回应。其用意在于证明中国基督教能且正在独立于西方差会，是中国民族性的组成部分，而非非基运动指责的充当着帝国主义的殖民秩序输出工具。
但另一方面，在 1929 年11月成立的中华基督教教长老会总会，贾玉铭任会长，他们则延续和国外教会的普世联系，特别是梅钦等基要派。他们针锋相对的反对共产主义的任何意识形态。
由此，相对应的，我们必须了解基要派在大陆的兴起，才能完整把握这个脉络。
一般而言，基要派在大陆的兴起是循着以下这个线索展开：
1、北美首先出现了基要派和自由派之争；
2、通过司徒宣教基金会等机构，美国的基要自由之争外溢到中国（中华圣经联会、华北神学院）；
3、中国本土的独立福音保守主义传道人群体的兴起并直到当代。
美国基要派的兴起
美国内战之后，南方种植园奴隶制解体，工商业开始获得发展。而建国之初关于农业立国还是商业立国的讨论也有了事实上的结果，即商业立国。
现代性的认同者认为，商业是人类经济运行模式的方向，人类终将离开种植园和农庄而聚集在大城市中，依靠细致复杂的社会分工来交换产品以换取其他人的服务。这样的人，处于高度的社会流动中，也高度的依赖和需要其他人。
保守主义者则认为，这样的话，一种田园牧歌式和独立自主式的生活模式将会被打破。保守主义者不反对现代发明，不反对现代的声光电，但反对现代的生产方式太过于非人性化，不尊重个体，导致异化。他们不愿意约束自己在企业制度里，他们想既有独立的空间和自由，也能有财富。这样，种植园经济和农业立国对他们最合适，他们认为这样能保证基督徒的德性不断的增长。他们反对工商业，更反对全球化。
但内战的爆发以及北方的胜利，现代派战胜保守主义者，使得美国工商业迅速发展，科学继续进步，民主和平等的意识开始普及，女权也逐步抬升。
在1920年代，保守主义和基要派才惊呼，基督教绝对价值观和基督徒德性全然被现代派自由派毁掉了。道德沦丧、人心不古，人们不再以宗教信条来验证科学，而是以不可靠的人的感觉和常识来验证科学了。他们开始抨击自由派，抨击进化论，认为这是导致人类一切罪恶的源泉。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他们眼里就是德国进化论教育的恶果。
由此，在美国，基要派负有一个捍卫山巅之城的历史责任，即维护基要保守的传统基督教教义，抵抗现代自由轻浮的新派神学思想。但是由于在主流教会和宗派里都是自由派占主导地位，他们没有办法通过内部运动进行基要派革新。在最大的美国长老会，基要派试图通过一个法令，要求所有在美国长老会进行服侍的牧师都宣誓接受基要派五条要义。但是却远远达不到投票需要通过的人数。所以，他们开始退而求其次，从各个宗派分离出来组建新的教会团体，以基要派为其神学指导。
1925年3月23日美国田纳西州颁布法令，禁止在课堂上讲授“人是从低等动物进化来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唆使田纳西州的物理教师斯科普斯很快以身试法，制造了轰动整个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性事件---“美国猴子案件”。这个事件，把已经形成的基要派出走带进了主流社会和公共视野。
司徒基金会的在华活动
司徒基金会在美国出资出版了12卷《基本要道》，这个基金会由美国著名的前千禧年论的重要代表W.E.BLACKSTONE,即《耶稣再来》的作者，以及其在中国南京宣教的儿子J.H.Blackstone 三人一起负责基金的发放。司徒基金会是当时最大的致力于在美国内外宣传基要派的私人宣教基金会。
宣教士较为集中的居住地在上海，但每当炎炎夏日，宣教士们就前去江西庐山或者河南鸡公山举办退休会。大家由于宗派不同，在庐山的时候，彼此都是说说中国风土人情和对局势的看法，不谈教义和神学，因为以免争论。但是这个惯例被司徒基金会邀请来演讲的格里菲斯.托马斯所打破。这个圣公会的牧师，长期在加拿大和英国任教，写了很多流传甚广的时代论和圣洁论的文章。1920年他和北美基要派重要刊物《主日学》主编查尔斯.杜鲁门一起由司徒基金会安排来中国庐山。
他们在庐山的讲演，引起了宣教士中间的争论，之后他们又走访了各地的教会。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华圣经联会成立，这是一个由基要派中国基督徒成立的最早的全国性组织。中华圣经联会由150名全国代表组成，第一次大会由司徒基金会资助，1922年5月13日在上海召开。这个联会大部分的会员是在庐山和鸡公山这两个宣教士退休场所加入的，他们大部分人都听过R.A Torrey 、William Henry Griffith Thomas 、Charles G Trumbull 、MG kyle 等北美基要派健将在特定的传教士会议上的发言。
以后就形成了这样的模式：司徒基金会负责出钱，中华圣经联会负责出人，翻译大量的基要派神学小册子，并且致力于帮助和培养中国教会的基要派领袖。王明道、倪柝声、陈崇桂、王载等中国当时有影响力的布道家，都得到了司徒基金会的全力资助。
这表明两件事：
一是北美的神学论争外溢到了中国，
二是中国有了福音保守主义的土壤。
只要时机到了，华北神学院这样倍受瞩目的基要派神学院就会建立起来。
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梅钦。他是世界基要派历史上的一个突出代表，我们本文所说的基要派和自由派的两种方向的冲突由来，很大程度上是由梅钦引进的。
齐鲁大学和华北神学院的建立
1、狄考文和赫士的早期宣教
由于美国长老会北方牧师处于工商业发达地区，大部分接受自由派信仰，在宣教士来源地址的选择上，他们往往被派往气候与美国北部更接近的山东，同时他们认为因为是孔孟故乡，山东才是中国的文明中心，于是山东成为了长老会宣教的基地。
1863年底，美国长老会自由派牧师狄考文携新婚不久的妻子来中国，1864年他们在登州创办了文会馆（始称蒙养学堂），登州文会馆就是齐鲁大学的前身。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文会馆在当地普通百姓和基督教徒心中赢得了极高的声誉，1882年在校学生已达65人。狄考文雄心勃勃，正式向美国长老会本部提出将文会馆扩建成大学的请求，并且要求输入一大批世界先进水平的物理和化学设备以及一架先进的望远镜，以帮助中国学生具有现代科学意识，能在毕业之后进入中国主流社会，实业救国，从事社会改造和更新运动。
贾玉铭即在这样的登州文会馆学习，获得优异成绩，具备了世界眼光和胸怀。
1881年底，狄考文的三弟狄乐播怀着宣教的热情来到登州，一面学习汉语，一面帮助狄考文夫妇料理相关事务。
1883年狄乐播在潍县创办了集医疗、教育、传教于一体的乐道院。但是狄乐播是基要派信仰，不同于狄考文。
1882年秋天，随着这批现代设备仪器前来的，还有赫士携妻子来到山东登州文会馆教书宣教。
赫士，1857年出生于美国宾州墨瑟县。他9岁丧父，学习刻苦，就读于匹兹堡神学院，师从华菲德，是一位坚定的基要派牧师。在匹兹堡学习期间，赛珍珠也是该校老师。赛珍珠是著名的自由派，所以赫士的神学学习，伴随着华菲德不停地对赛珍珠等自由派观念的批评。赛珍珠说，传教跟医疗不一样，它就是浪费时间，因为按照福音所讲，不管怎样，每个人都会得救，所以赛珍珠强调一种超级恩典，人人不可抗拒，不需要人的合作，仅仅是基督就足够，人生活行为的优劣，不足以抗拒基督的超级恩典，更别说得救后不遵守律法了。
赫士25岁时按立为牧师，那时他就立定心意要抗拒赛珍珠等自由派的神学观点，按照圣经旧约规定的律法生活，以期荣耀神。
这次赫士被派往山东登州文会馆任教，是因为他精通自然科学，是作为大学师资被派往中国的，被委任以致力于自然科学的教育。为了教学需要，狄考文委托赫士翻译编制了《对数表》、《声学揭要》、《热学揭要》、《光学揭要》、《天文初阶》等现代科技著作，许多内容开中国现代自然科学之先河。但是赫士对于自然科学毫无兴趣，认为这些学科最终会导致基要派基督徒离开信仰。因此，他要求美国长老会总会更改自己的在华职业，不再教授自然科学，而是教授神学。但美国长老会总部认为赫士神学教育的资质不够，还是建议赫士教自然科学。
当时，在美国长老会决定对华宣教时，长老会内部就存在着自由派和基要派之争。为了在宣教部获得主导权，自由派认为没必要单独建立宣教部，而是和更加自由派的公理会共享一个宣教事业部，美国长老会的宣教资金直接转移给长老会与公理会共同合作的宣教事业部，并且派出自由派宣教士来到登州文会馆。
但是，这些宣教士并不热衷于个体得救式的单纯的福音宣讲，而是迫切的认为在积贫积弱的中国，帮助中国人认识世界，学习现代的物理和科学，才是重中之重。福音在中国的表现形式，是让中国人具备现代社会的常识和文明。而基要派则认为这是错误的，会让单纯的福音混杂和不明朗。
于是，基要派策略性的在美国长老会发起提案，认为长老会作为最大的教会宗派之一，没有单独的宣教部是不符合逻辑的。于是美国长老会决议成立单独的宣教部，和公理会分开。在新的宣教部的人事选择上，很多基要派牧师进入，因为他们曾经单独运作着对华宣教的事工，在美国长老会总会成立宣教部时，他们的事工被并入了。
1884年，针对长老会在华差会建立的学校中教导英语一事，梅钦指导长老会华中差会作出一项决议，即不支持不鼓励并在经费上切断对英语教学的预算，因为他们认为基督徒如果学习了英语，很容易走上经商买办的道路，从而离开单纯的基督教信仰和教会生活。
2、齐鲁大学的创建与内部纷争
1895年赫士接任登州文会馆校长。
1901年，在登州文会馆18年教授自然科学之后，狄考文离开了差传系统，独自接受袁世凯聘请，在登州文会馆基础上创办了山东大学堂，设置了世界水平的自然科学学科体系，采购了和美国同等水平的教学设备。
而4年后，赫士回到潍坊，开始在基要派教会从事神学教育。
此时，美国长老会和英国浸信会在青州决定，合办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这样，两个宗派决定把隶属于美国长老会的登州文会馆和英国浸信会的青州广德书院，全部迁往潍坊乐道院，合并成为广文学堂Shantung Protestant University。
1914年，经过14个自由派差会的共同努力，广文学堂迁入济南与济南共合医道学堂合并，正式组建了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即齐鲁大学。
1917年，美国长老会筹备齐鲁大学期间，梅钦保荐赫士任齐鲁大学神学系教授，不久就因和齐鲁大学校长公开论战，最终双双离开。
这场论战，就是齐鲁大学一建立就因着神学立场不同而来的自由派和基要派的论战。
其争论起因是：齐鲁大学首任校长是英国浸信会的卜道成（J.Percy Bruce）牧师，是自由派神学背景。他在学校推行综合性全学科的办学理念，并不太在意齐鲁大学的差会色彩。赫士等基要派想维护单纯的神学训练属性，把通识教育当做辅助，仅仅讲授一些简单的现代科学的常识就可以，而不必要让学生到达现代科学的专精地步。为此，赫士策略性的提出：中国教师，即使他们不会英语，也要让他们参与学校的管理。赫士所说的中国教师，是长老会地方区会的负责人。
按照规则，齐鲁大学要和地方各教会配合起来一起培养中国学生，服侍中国教会和中国社会。而这些赫士极力主张参与学校管理的中国教师和牧师，他们是基要派。赫士认为，根据民主原则，这些中国本土教师和牧师进入管理层和董事会，有助于遏制学校的自由化倾向，这是梅钦给他的建议。
但是卜道成强力拒绝这样的提议。
于是，1919年8月，赫士联合基要派教职工，在董事会上提出，4个月内卜道成（J.Percy Bruce）若不辞职，他们将退出齐鲁大学。于是经过妥协和艰苦的谈判，齐鲁大学决定，卜道成（J.Percy Bruce）和赫士以及基要派牧师文学院院长德位思（L.J.Davies）同时离开。这样，赫士就离开了齐鲁大学。山东长老会里面的基要派教会对赫士的决定表示赞扬。同时，18个受赫士影响的学生也一起离开了齐鲁大学，因为他们认为“长老会必须在山东建立尊重圣经的自己的神学院”，像那种在齐鲁大学神学系旧约教授菲斯克（Fiske）公开嘲笑旧约求雨祷告是迷信的做法，将不允许存在。
3、华北神学院的建立
在齐鲁大学退学的18个学生回到山东潍坊组成了新的学习班，自学度日。山东四个长老会基要派区会和赫士开会准备筹建山东神学院，重新申请由梅钦差派基要派神学教师前来任教。
1919年12月4日，梅钦让江北区会也前去参会。当时大雪纷飞，潍坊银装素裹，北风凌冽。在潍坊基要派一处平房里，大家围炉坐下，江北区会的牧师受不了北方的寒冷，冷的直打哆嗦。在这个小屋子里，大家临时决定不叫山东神学院了，因为杭州江北区会加入了，所以临时改为华北神学院。
会议再一次谴责了美国长老会自由派不负责任的和14个多宗派自由化倾向的差会联合办齐鲁大学的行动。他们决定选举赫士任校长，1902年毕业于普林斯顿神学院的道雅伯（Albert Dodd）和来自济南督会的教士衣兴林担任教授职务，这样三位老师和18位齐鲁大学退学学生组成了华北神学院的最初雏形。
美国长老会总部对于赫士等人离开齐鲁大学深感难以处理。如果谴责赫士和18位退学生，必将造成山东长老会内部基要派的分裂。
1920年赫士在写给美国长老会的海外宣教部的述职报告中提出，在中国齐鲁大学之类的差会学校中，基要信仰存在问题，很多神学教师教导进化论和现代科学，而且私下教中国人英语。这样，为了信仰的纯正，受到基要派影响的美国长老会宣教部开始指示赫士离开日益自由化和综合化的齐鲁大学，前往山东滕州建立华北神学院。
这样，为了避免中国长老会的分裂，美国长老会总部决定，18位学生可以在潍坊长老会教会内完成学业，赫士和道雅伯暂时在潍县的神学班授课，总会的经费根据人头比例在齐鲁大学和拥有18位学生的华北神学院之间平均分配。但山东长老会内部的基要派必须继续与齐鲁大学神学院合作，即继续派送神学生前去读书，且接受齐鲁大学毕业的神学生。
5个月后，赫士到了休假时间，回到了纽约，见到了梅钦，他们认为“我们需要在中国创立一所保守的神学院。”梅钦表示，自己即将离开美国长老会，另外筹建OPC，并且筹建基要派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建议且支持赫士在中国也要建立同样的基要派神学院，以训练帮助中国基要派长老会教会。
由此，再次回到中国的赫士选择了滕县作为华北神学院的永久校址。在滕县，狄乐播和哥哥狄考文继室夫人，也就是自己的大嫂，创办了新民学校。赫士在滕县合并改组了该校，并且购地17英亩，即100中国亩土地，扩建了学校。
华北神学院迁往滕县后，卜德生和司迪恩作为美国南长老会的代表，离开弘道书院在此任教。在滕县，华北神学院与江北差会在地理位置上开始接近。而江北差会此时迫切的需要这样的基要派神学院，因为在江北区会，自由派的美国长老会总部也是指示他们把自有的弘道书院与自由派合作办学，建立了金陵神学院。而他们不满金陵神学院的学术化和自由化。
此时，华北神学院由赫士任校长，贾玉铭牧师为副校长。
赫士认为，“华北神学院永远不培养贬低基督，怀疑福音的人。”赫士在华北神学院也开设了社会学、考古学和地理学等学科，来帮助华北神学院学生能更好的反驳齐鲁大学现代派神学的观点。
4、中国基要派势力的形成
1929年，梅钦和赫士指士山东长老会和江苏长老会的五个区会，与东北的加拿大长老会差会和基督教改革宗差会的代表在滕县成立了中华基督教长老会总会，贾玉铭被选举为总会长。
同时为了更好的对抗以协进会为主的自由派教会，与会代表提议应该扩大基要派联盟，不仅要成立长老会基要派的总会，也要和其他宗派如美国南北长老会差会、美南浸信会、美国路德宗差会和门诺会等十几个差会、教会代表一起成立跨宗派的基要派联会：中华基督教会联合会，来坚持神学的保守立场，反对自由主义神学。这个跨宗派的基要派联会应该下设执行、宣传、经济、奋兴、书报和教育委办会等部门。
在会议上，赫士明确指出两点：
第一，圣经绝对无误，圣经中所有记载的神迹都是真实发生的，圣经具有至高无上的准则。
第二，主张社会服务，强调社会改革，是基督教最大的危险。
于此同时，梅钦也离开了自由化的美国长老会成立了新的宗派OPC，并且建立了威斯敏斯特神学院。
这样，中国的华北神学院和中华基督教长老会总会，就成为了与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和OPC一样的基要派模式之复制。
1934年，独立的基要派OPC在华差会形成，他们接管了长老会在华的宣教事工。这样，在中国基要派的势力基本成型。
所以，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基要派是处于OPC和梅钦影响之下的。
政治立场上，自由派更倾向于工人运动和社会革新的中共，而华北神学院则倾向于国府。
而正是因着美国的基要派的培养和扶持，
1930-40年代的王明道、倪柝声成为中国本土基要派教会的代表；
1950-60年代滕近辉、鲍会园、王永信、赵天恩和唐崇荣等是成为华人基要派教会的代表。
5、路思义和亨利.卢斯父子
在现在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内，有原齐鲁大学的保存完好的伯尔根楼，纪念的是1860-1915年的美国长老会宣教士柏尔根（Pall D. Bergen）。
1893年，伯尔根在山东烟台的登州文会馆作为差会支持差派的宣教士教书。
1897年冬天，在烟台登州文会馆，伯尔根迎来了一对青年夫妻，他们就是亨利·温斯特·卢斯夫妻。亨利·温斯特·卢斯中文名路思义，路思义当时在耶鲁大学毕业后即乘船经过上海来到了烟台。当时登州文会馆已经有了20年的历史。
路思义骑着马跟随着伯尔根，来到了一座观音庙改造的教师宿舍安顿了下来。他的妻子是个失聪的基督教青年会成员，怀着孕，也骑着马，倍感不适。
1898年春天，他们生了一个孩子，叫卢斯，也就是《时代》周刊的创始人。
路思义当时教物理，活动能力极强，很短的时间就成了山东宣教士的核心人物。
贾玉铭在学校期间和卢斯成为了最好的朋友。因为贾玉铭要学习英语，特别是口语，他需要一个练习口语的对象。长老会的宣教士口语说得很快，而且没有更多的时间一对一的跟中国学生联系，于是贾玉铭就跟卢斯在一起练习，两个人成为了好朋友。当时贾玉铭20多岁，卢斯7岁。
1906年，贾玉铭在烟台登州文会馆毕业，
1906年，路思义带着卢斯回到了美国，开始走遍美国各地，在福音保守主义的教会里募捐，来支持中国的宣教工作。
1907年，路思义带着卢斯又回到了中国，在齐鲁大学教历史。路思义的历史知识大气磅礴，对横向竖向的历史都很了解。他学习历史的时候，看到人们就搜传记，看到地名就搜地图册，而且把历史大事的中外时间都列了出来，能够清晰的分析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学生顿时脑洞大开。
路思义有个才能，就是和所有的陌生人能在短时间内打成一片且获得对方深度信任。因此，齐鲁大学修建改造校舍，募款的任务就落在了路思义身上。他在短时间内就募集了30万美元帮助齐鲁大学升级硬件设施，这个在当时的世界属于较大数目的私人募款金额。路思义的教学任务不重，主要职责就是往返于美国和中国之间负责募款，每次募款都带着卢斯，由此卢斯大大的开了眼界。
1924年，燕京大学建立，路思义从美国带来200多万美元的建校资金。
1926年，燕京大学制订了十年计划，需要600万美元，当时路思义就决定不回中国了，留在美国募款。
因着路思义的筹款能力，他对山东的福音保守主义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而他的儿子卢斯更是深化着这样的影响力。
1912年，卢斯14岁的时候离开了中国，那年贾玉铭33岁。14岁的卢斯，通过贾玉铭和山东的其他保守主义基督徒了解了中国。
当时，美国有两个宣教士家族深受山东文化的影响：
一个是赛珍珠家族。
赛珍珠一是翻译了《水浒传》。她家里有个保姆，是赛珍珠父亲在山东烟台时请的，经常给赛珍珠讲《水浒传》的故事，赛珍珠长大后就把深刻着童年回忆的《水浒传》翻译为了英语，至今都在出版。
赛珍珠二是写了以与山东交界的安徽宿州农村为背景的小说《大地》。这部小说跟山东高密的红高粱一样，都是叙述中国北方农村老百姓的生生死死的故事。
另一个家族则是卢斯家族。
卢斯则深受贾玉铭的影响。贾玉铭家境贫寒，吃穿用度都很节俭，卢斯也是这样，一切的娱乐，哪怕是打个网球，也不喜欢。在饮食上，他也跟贾玉铭一样，都认为吃饭是为了补充营养，所以只吃大米和馒头，不吃饼干和点心。这种清苦，督促他尽量的在短期内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因此，卢斯有种山东人的那种乡巴佬的感觉和气质，尽管城府很深。
1920年，即22岁那年，卢斯毕业于耶鲁大学，创办了《时代》周刊，这个期刊随即成为了福音保守主义的时政平台。
卢斯创造了一种新的媒体发言方式，即不是主编负责制，而是所有的编辑都为他自己服务，根据他的授意，去搜集编辑材料。并且，卢斯并不在意新闻的真实性，而是认为善意的谎言更有意义。卢斯善于捕风捉影、牵强附会，他有强大的能力，把不相关的事情说成相关的，而且所有的发言最后都凝聚成基要派和自由派的争论，而结论都是福音保守主义最后获得胜利。
卢斯在美国挖掘捧红了葛培理，在中国则帮助了贾玉铭和王明道、华北神学院，还有山东的长老会。
山东是鲁斯的根，他偏执的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根在中国。
6、华北神学院的复校努力
华北神学院几经沉浮，最终在香港复校，由赵天恩牧师主持，改名为中国神学研究院。这其中的曲折在此简要论述。
1942年6月10日，日军占领山东后，除了赫士夫妇之外，所有美籍教师都撤离中国，回到美国，大部分居住在费城。12月，他们成立了华北神学院在美本土委员会。费城是华北神学院坚定的支持者，梅钦曾邀请费城长老会中央教会的费城牧师爱德华•克拉伦斯•马戛尔尼牧师为华北神学院定期捐助。
1945年日本投降，中日战争结束，华北神学院在美本土委员会认为重建华北神学院的时机到来了。费城郊区的伯温三一长老会的贺拉斯•希尔，拿出自己的庄园当做华北神学院在美总部，支持在华华北神学院的重建。
在重建过程中，让大家感到沮丧的是，校长贾玉铭被华北神学院学生张学恭牧师认为在信仰上不足够纯正，因为贾玉铭同情甚至可能持有前千禧年的观点。而作为赫士指定的华北神学院接棒人张学恭牧师因为和贾玉铭神学观点的不同，造成了声望和资质的不足以担负华北神学院重建之责。华北神学院美国委员会于是决定，部分的给与华北神学院财务支持，但不能全部支持，因为在学校的管理上，美国委员会不能完全控制。
中国内战之后，美国华北神学院委员会给与资金支持在徐州重建了华北神董事会。
1948年，贾玉铭应麦金泰尔邀请参加在荷兰举行的世界基要派会议，并当选为副主席，但此时的他开始认为基要派充满了内斗和争执，开始不信任这次会议。
这个时期，美国长老会中国区会开始由劳埃德•鲁兰德担任秘书，他是一位有着极大活力的卓越的自由派牧师。他试图扭转华北神学院在华的基要派神学训练，其途径是通过收回华北神学院教产以遏制基要派。他开始准备接管重建华北神学院，并任命贾玉铭为院长。为此，他前去纽约和美国长老会宣教委员会讨论赫士在美国领事馆以“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的名义登记的教产收回问题。因为在当时，华北神学院建立之初，是由美国长老会总部支持并且登记在美国长老会总部名义下的。最终，美国国会议员T.爱德华•罗斯告诉劳埃德•鲁兰德，这涉及复杂的教会内部事务，是自由派和基要派的内部争端，而华北神学院的在华团队有着独立性，他们将有权利处理华北神学院教产。
于是自由派和基要派开始争夺华北神学院的重建权。
1947年，基要派教会捐助了1.7万美金重建资金给美国长老会总部，而总部认为此刻直接转移给中国本土华北神学院，很可能就是直接资助了基要派的师资。于是转移配置，扣着不发。
因此，直到1947年华北神学院基要派教授毛克礼重回大陆，在无锡花费2万美金重新置办了校产，华北神学院才略有规模的恢复了，当时学校有150位学生。
1952年之后，华北神学院并入金陵神学院，不复存在，此时毛克礼搬到香港，何赓诗回到了美国，他们都是华北神学院的资深教师。
（1970年，70岁的毛克利礼抱怨台湾长老会教导高等圣经批判，经常尴尬的苦笑。在1897年，在浙江他曾和戴德生就基要派信仰论战，他反对戴德生的凯西克神学，但在台湾，他却不得不和戴德生的孙子合作，但戴德生的孙子从不限制他讲授任何的基要派信仰。）
这时美国华北神学院委员会，即曾在中国的华北神学院神学教师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成员又在渐渐老去，且只存有六人。
在1957年召开的委员会年度会议上，这些基要派牧师特别是奥斯瓦尔德•阿里斯再一次宣称，捍卫旧约信仰，捍卫基要派信仰。由于委员会有一笔未使用的资金，这使得大家一直试图善用这笔资金，恢复华北神学院。他们多次试图在台湾建立一所纯正的基要派神学院，但是台湾长老会和台湾神学院自由化倾向明显，无法使他们信任。
此时，皖北校友胡洪文博士迁移到台湾后，和华北神学院重要创办人之一、资深教授道雅伯博士，在台湾淡水地区创办了崇正神学院，其后又办理基督神学院，道雅伯任院长，胡洪文任教务长。数年以后，因人事变动，改办东方神学院，胡洪文任院长。胡虽然时常自认接续了华北神学院的信仰和神学遗产，但在法律地位上，并不具备接任华北神学院的资质，且并不为美国华北神学院委员会认可。
1965年，华北神学院迎来了重建的最后一个机会。经由麦金泰尔介绍，华北神学院剩余的三位受托人：奥斯瓦尔德•阿利斯、贺拉斯•希尔和他的儿子约翰•希尔，他们在费城会见了赵天恩。在一年多的商讨中，他们了解了彼此，并且就华北神学院的复校细节进行了商榷，赵天恩牧师也做了合宜的保证，于是剩下的这笔资金转移给了赵天恩牧师，新的董事会成立了，这就是中国神学研究院，华北神学院的法律地位也由其接任。
赵天恩1965年经由麦金泰尔见到华北神学院最后托管人之后，回到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完成道学硕士。
在1965-1975年期间，赵天恩牧师的主要事工在亚洲，并且创办了华人神学教育促进会。赵天恩牧师，在神学信仰上，并非正统的改革宗，确是保守的基要派。他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读书期间，因为不能接受改革宗经典教义中重生在信心之前，所以未能如期完成学业。在1965年承接华北神学院重建异象之后，他开始觉得按照要求，一个有资格授予神学硕士的神学院，必须有5个神学博士。而自己又不能在正规神学院拿到博士学位，于是来到了滨州大学读东方学哲学博士，毕业论文为《诚静怡与中国教会本色化运动》。在一间乡村偏僻的德裔美国人的浸信会教会中，赵天恩被按立为牧师。赵天恩发起了一个叫做 Chinese Fellowship Of Christian studies 华人基督徒研究的团契，这个团契，并非教导严格意义上的神学，而是教导一种速成的福音保守主义理念。
1969年12月在费城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1975年6月中国神学研究院设立于香港，
1975年9月28日中国神学研究院举行开学庆典，首任院长及副院长分别为滕近辉牧师及张子华牧师。
总结
综上所述，当下中国的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作为两个主线，分别延续自非基运动时期而来的自由派和基要派路线。
认可中共治理合法性，并且主动地认为社会主义是中国未来唯一出路的自由派基督徒组成了三自教会，并且把三自教会作为一个新的民族教会和国家教会的领袖们，搭建了三自教会的组织架构，并且积极地进行神学建设以探索基督教的中国化和本色化，实行和现实中国相适应的教牧实践。
与此同时，家庭教会作为中国基督教会的另一方面，则扮演者反体制的角色。他们不认可中共治理的合法性，且对无神论社会主义政权持严重的怀疑。
事实上，无论三自教会还是家庭教会，无论自由派还是基要派，都是基督的身体，都是普世教会的多样性的体现，都是普世教会的一份子和基督的肢体成员。但梳理各自形成和传承的线索，意在让几乎一家独大的中国基要派认识到自由派的深刻的历史根源和自洽且合宜的自我主张根据，同时让自由派认识到基要派尽管顽固的对抗所有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仍然是会长期存在的一种教会现象，以求二者的宽容和共融的滋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