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同中国社会形态分为城镇和乡村一般，中国基督教会也可以分为城市教会和农村教会，两者具有相似之处，又具有许多不同之处。由于种种原因，农村教会的建设和发展，遇到了一些区别于城市教会的问题和困难。鉴于农村教会广泛范围和较为庞大的场所数量、信徒人数等，可以说农村教会仍然是中国教会的“主力军”。对于农村教会的现状需进行观察、调研、分析、思考，提出建议，发出呼吁，以期未雨绸缪，为其健康、有序、良性发展保驾护航。
笔者向所在地区基督教会信众发出调查问卷700份，收回528份，在梳理、分析问卷，并研究相关文献材料后，归纳和论述如下：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大批的农民涌进了城市。2021年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大陆人口约有14.117亿，城镇人口约有9.019亿，乡村人口有5.097亿[1]，城镇人口超过乡村人口比例27.7%。城市化进程给城市教会发展带来了机遇，人口集聚、物资丰富、交通便利、信息便捷等等，也为信徒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如今城市教会正在不断的崛起，人数不断地加增。相反，因着大批农民的进城，特别是中青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城市化对中国农村，特别对中国农村教会的影响巨大。大量中青年在城市谋求发展的同时，不仅带来农村教会人数的萎缩，而且导致农村教会中青年信徒(尤其是男性)奇缺，人才紧缺，中坚力量流失，硬件、“软件”建设困难重重等等，农村教会普遍有走向衰落的趋势。
今日的中国基督教会，正处在融入并助力开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征程中。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推动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转型升级时期。在这个时代里，农村教会应当如何面对挑战和机遇？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以下对农村教会的现状做一些较为详细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在中国农村得到快速传播，特别是在上世纪80、90年代，农村教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壮大，但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农村教会在结构上也面临着很多的问题。
纵观全国农村基督教信徒的构成，整体上存在不均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之《中国农村基督教的现状与问题——以福建、浙江、河南等地农村为例》一文中相关研究材料显示：当前农村基督教会信徒的构成具有典型的“三多一低”特征，即：老年人多、妇女多、病人多，以及信徒的平均文化程度偏低。[2]
通过对皖北某村进行实地调查访问，并对当地基督徒进行访谈，该村基督教信徒共396人，其中女性266人，男性130人，女性比例高。[3]笔者所在的农村教会总信徒528人，其中女性365人，男性163人，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根据基督教团体相关普查资料显示：笔者所在的教会总信徒528人，60岁以上的老年信徒291人，30—60岁的中年信徒233人，30岁以下的信徒4人，信徒老龄化程度突出。
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老年人群体对生理死亡的终极关怀需要和恋世心态、以及消解孤独感的需要。农村老年人，属于当前农村的弱势群体，他们所拥有的物质、文化、精神资源缺少，农村有限的精神文化生活方式和普遍较低的社会保障，使得老人们易产生精神空虚、害怕疾病等等，因此很多老人会寻找精神寄托，“因病信教”[4]；农村经济文化建设普遍落后于城镇，适合老年人的娱乐场所和方式缺少，再加上大量的老年人子女外出务工，使得很多老年人长期处于一种孤独寂寞的状态，内心感到空虚，便会来到教会寻求慰藉；同理，绝大多数中青年人外出务工，导致农村教会吸引中青年人非常困难。
据笔者在本地区教会的观测记录，农村因病信教的人数比例过半，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原因是比较复杂的。一是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普遍落后于城镇；二是农村人口的饮食、生活方式普遍存在不健康因素，比如腌制食品较多；三是传统风俗和迷信活动中，掺杂着大量的“求医问药”的现象；四是农村信徒自发传教行为相对频繁等等。对于患重病、怪病、绝症的农民来说，无力就医或者就医无效后，信仰基督或许是一线求生的希望，他们渴求通过借助神力来摆脱病魔缠绕[5]。
笔者在本教会的普查中了解到：信徒、慕道友中有大部分人都认为信神能医治疾病，身心健康可以得到好转，甚至很多癌症晚期的病人来到教会就是想要寻求特殊的医治，因此而参加教会活动的人数在农村教会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由此也可以看出：农村教会在福音的传播和真理的认识上存在一定的问题，在推进基督教中国化的形势之下，加强教会讲台的供应与宣讲是尤为重要的。
普查数据显示，笔者所在教会528名信徒中，没有一位达到大专以上文化程度，高中文化程度的信徒15人，初中文化程度的信徒145人，小学文化程度235人，文盲133人。农村信徒文化程度偏低，大部分信徒无法阅读《圣经》，对基督教的教义、圣经的真理理解困难，教牧人员对他们的辅导难度大，牧养互动性差，推进神学思想建设困难大；较难正确理解“中华传统文化与圣经文化”、“基督教中国化”、“国法与教规”等等的意义和异同，客观上也较难成为适应和推动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的积极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的农民离土、离乡进城务工，而留在家里的老人、妇女、儿童成为了农村留守人员。农村教会因着处于基层，自然而然地就是由这些留守人员组成信众群体。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和人口流动方式的改变，导致相当多的老年夫妇和独居老人固守乡村，也使养老关系中的载体与对象发生了空间分离，养老的难度增加，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农村留守人员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由于子女不在身边，日常生活的一些小事，对农村留守老人而言都成为难题。同时，子女外出务工后，大部分的老人与孙辈组成“隔代家庭”。留守老人大都缺乏照顾，甚至还要为孙辈劳心劳力。
2008年全国妇联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有34%的人只是“有时会注意”预防孩子发生意外，还有8%明确表示“顾不过来”。这样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人，实际上不能起到有效的监护作用，导致农村留守儿童遭遇意外伤害的比例居高不下，比如近年来经常报道的留守儿童溺水、触电、交通伤亡、被拐卖等事故。
城市化进程，导致大量青壮年农民工涌进城市，城市教会得以扩充，但相对应的使农村教会出现信众人数急剧下降及人才短缺。因此，农村教会进入“颓废萎靡”趋势，也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现象。
其主要影响有：
（1）农村教会信众流失，奉献收入直线下降；
（2）人才流失，资金减少，教会硬件、软件建设与维持更加艰难；
（3）农村传道人的供应得不到保障，乡村传道人渐渐流失；
（4）信众结构以老年人为主体，牧养难度增加，牧养工作比重加大。
改革开放后中国教会经历了雨后春笋般的复兴，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90年代，例如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很多原本“不起眼”的农村小教会开始发展壮大，并且深远地影响中国教会的复兴[6]，因着人数不断的加增，在此基础上农村各地纷纷大兴土木，一座又一座的教堂拔地而起，然而几十年过去了，许多曾经辉煌的农村教会正面临着萎缩。即使是在这样的趋势之下，很多农村地区的教会仍然把建造教堂放在第一位，宁愿背负债务也要建造高大的教堂，而不情愿把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其它更有意义的用途上去。
目前农村教会现有的一些老教堂就硬件而言，确实已经跟不上形势所需，其功能设施也略显落后，但也不必推倒重建。可对一些人来说，既然附近的教堂“旧貌换了新颜”，自己怎能落后?！
教会建筑的数量与教会牧养的质量，未必是成正比的。教会不是以其外在建筑的“高、大、多”，来证明其是否兴旺，甚至也不是以信徒人数多来显明。
导致教会“空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人口流动的影响，又有农村教会自身建设的局限性问题，而未合理布局是其主要原因。改革开放之后40多年的发展，农村教堂的数量、规模确实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重新评估，根据合理布局、节约资源、因地制宜的原则，建议各地基督教团体对当地所有场所进行实地考察，尤其是对那些已经人员稀少的乡村教堂进行撤并，进行“资源重组”。
一个场所其教职人员素质、能力的高低，是密切关系到一个教会的发展以及信徒灵性生命成长的。牧者自身的素质，直接会影响教会信徒整体灵性水平的高低。所以牧者必须要不断地装备学习，要具有丰富的圣经知识、文化知识、生活技能、人生经验等，以便随时能帮助信徒。如果牧养者自己素质、灵性程度、文化水平不提高，就不能满足信徒和慕道者的需要。所以，牧者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树立危机意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教会需要有使命感、责任感的牧者来带领，才能管理好、牧养好。
苏北某县基督教团体在提高牧者素质方面就十分重视，除了推荐有条件的传道人去接受正规的神学体系方面的学习，还组织对教会负责人、管理班子成员、教职人员进行培训，包括：场所管理、教务管理、财务、安全、消防、防异防渗、爱国主义教育、法律法规等学习，这为农村教会的管理和牧养奠定了良好基础。
人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是成就事业的最重要资本。教会的发展也要靠人才去维持和推动。教职人员是神学理论的捍卫者和传播者，是教义教规的阐述者和践行者，是教会活动的参与者和组织者。教职人员在信徒心中的地位特殊，他们的能力、素质和水平事关教会发展的兴衰。能不能培养和选用好人才，事关教会的长治久安。选用什么样的人？怎样选拔人？不仅决定着人才的成长，而且影响着教会的兴衰成败。
因此要明确农村教会人才选拔、培养的标准和类型，建立农村教会选拔任用教职人员的聘用管理制度，增强农村教会人才选拔、培养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首先要从观念上有所改变，过去是义工撑起农村教会的半边天，可是现在时代和环境大不同了，要适应时代的需求，立足长远。各级基督教团体要为农村教会人才培养提供制度保障，制定农村教会人才培养的方案和制度。形成相应的人才选拔、培养、使用与激励机制，并制定科学的考核办法。
其次，每所农村教会自己要根据自身的条件制定相应人才培养计划，确保每所教会都能在人才培养和使用上有所投入，而不是把资金全花在物质建造上，确保人才使用不“断层”。苏北某县基督教团体为了人才使用不“断层”，在老一辈即将退休之前，提前借调两位年轻的神学毕业生参加团体工作历练，并为人才培养及使用制定了系列制度，摘录以下四条，供参考：
1.堂（所）要制定人才选送、培养和使用的长期规划，制定人才选送的条件和选送程序，根据教会发展需要，分层、分批、分级选送，避免造成人才资源浪费和流失。
2.堂（所）要根据县团体的统一安排，做好圣职人员按立的申报、公示工作，配合团体做好申报圣职人员的考核认定和按立工作。杜绝在申报圣职过程中的随意性和隐蔽性，体现圣职按立的神圣性，要做到公开，透明。
3.教牧、义工传道人员自觉接受团体的领导和监督，根据工作需要，对教牧、义工传道进行调配和交流，堂（所）要配合好此项工作。
4.县团体开办不同类型的培训班，堂（所）应积极推荐人员参加培训，从中发现人才，选拔人才、使用人才。
如此开明之举实在是为农村教会的管理和牧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农村教会人才的选拔和培养目标也应围绕“政治上靠得住，品德上能服众，学识上有造诣，关键时起作用”为核心。现阶段农村教会也急需多方位的人才，如:
1.传道型人才：作为传道型人才应当具备政治立场坚定，信仰纯正；熟读圣经，明白真理；善于学习，博采众长；善于表达，娓娓动听；善于观察，善解人意；说事说理，联系实际；心理疏导，对症下药；言传身教，率先垂范；
2.管理型人才：能够做到指挥有方，领导有力、思路开阔，知行合一；工作高效，求真务实；善于沟通，以情感人；善于团结，以理服人；敢担责任，善用能人；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多才多能，忠心良善；
3.专业型人才：专业型人才是各个堂（所）负责声乐、器乐、音乐指挥、计算机、网络、灯光、音响等专业辅助人才[7]。随着农村教会硬件设施的不断提高，这类人才是目前农村教会最紧缺的。
我们要增强对农村教会发展和人才培养的使命感、危机感、紧迫感的认识，确立清晰的人才培养异象。总之，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参 彼前4:10）
近年来国家正在不断加大力度，推进建立健全农村“三留守”人员关爱服务体系，着力解决农村“三留守”人员的实际问题，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使留守儿童能够健康成长、快乐成才，使留守妇女能够有效维权、勤劳致富，使留守老人能够老有所养、安度晚年。
而作为教会，又正处于留守人群较多的农村环境中。应当抓住这一有利的环境和背景，在关注农村教会留守人群牧养上下大功夫、花大力气。针对留守人员这一特殊群体，农村教会应该采取相应积极措施：
各教会要做好基础工作，认真组织开展对本教会“三留守”人员摸底工作，在此基础上，建立“三留守”人员档案，提升服务效能。要搭建载体平台，注重利用现有政策、整合教会资源，设计符合本地实际、切实可行的牧养、关爱服务项目，动员各方力量，利用多种渠道，想方设法解决农村“三留守”人员面临的实际困难和问题[8]。
要探索健全关爱服务的制度机制，形成社会主导、教会协同、信徒参与的关爱农村“三留守”人员工作格局。要强化保障措施，教会要加大对关爱农村“三留守”人员工作的支持力度，同时要注重发挥教会的优势，运用资源，调动社会力量，推动形成全社会关爱农村“三留守”人员的良好氛围。比如定期慰问、照顾空巢、失独老人，对返贫的留守儿童进行助学，救助因病、因意外灾祸致贫的家庭，传统佳节探望留守老人、儿童，发放慰问金、慰问品，举行义诊、健康教育、安全教育、精神关怀等活动，这都是作光作盐、荣神益人的善举，也是教会应尽的本分。
教会应该本着“办好教会，服务社会”的宗旨，倡导大家以行动传递温暖，用关爱驱走阴霾；呼吁信众关注身边弱势群体，践行基督博爱精神，努力参与社会服务，多方联系资源来关爱留守人群，努力为他们营造一个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
在当前许多农村教会渐渐走向衰落的危险趋势下，整合牧区资源，合理利用有限资源，使教会得到维持和发展，这一问题急需解决。
建议各县、区级的基督教团体组织要对区域内的农村教会进行摸底排查，划分片区，设立片长，各片区再设立管理人员，负责本片区的教牧领导工作。
笔者所在县团体，就对农村教会进行分片管理，设立分片常委，各片又设立委员进行分工，对本片区的教会负责人、教职人员、各小组的负责同工定期进行各种培训、考核。同时开展片区之间互相考察、学习、竞赛、评比活动，增强片区教会的管理和牧养能力，以及凝聚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对片区内过于密集、人数过少、自养困难的教会，笔者建议各级的团体要主动会同宗教主管部门进行考察、论证，实施撤并，整合资源，集中管理和牧养。同时要推动城乡教会牧养一体化、统筹规划一体化、规范管理一体化，有效地抵御渗透、防范异端邪教的侵扰。
某些地区将原有的基督教活动场所优化整合，集中人力（人才）、物力资源，改善场所条件，提升管理水平，大大提高了本地区教会牧养的果效，这样的举措实在是农村教会的“创举”，值得学习和推广。
当前农村教会所面临的问题不止于以上简述，今天我们既有新形势下的新挑战，也有以往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老问题，对于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和挑战，我们既不能置若罔闻，也不必惊慌失措。要正视，要重视并及时
作者：系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兼传道。
[1] 2021年5月11日上午10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
[2] 唐晓峰 、段琦：中国农村基督教的现状与问题——以福建、浙江、河南等地农村为例，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出版，2018年6月第3期。
[3] 胡业方、叶珂霖、王云飞：当前农村基督教问题研究，安徽，《安徽工业大学学报》，安徽工业大学出版，2013年5月第3期30卷。
[4] 吴理财、张良：农民的精神信仰：缺失抑或转化－对农村基督教文化盛行的反思，《人文杂志》，陕西，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出版，2010年第2期146页。
[5] 严敏：中国农村基督教的重兴与农民的精神需求，《唯实杂志》，南京，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出版，2003年第8-9期29页。
[6] 王新毅：中国教会过去三十年之复兴与时下转型之路，北京，基督时报网站，https://www.christiantimes.cn/，2013年7月18号。
[7] 纪勤：论教会人才的选拔和培养，选自《天风》，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2009年第12期，第38-40页。
[8] 吴以山：关于农村“三留守”人员情况的调查报告，选自《湖北农机化》，湖北工业大学出版，2011年第6期，第44页。
规划出对策。
农村教会既要看到时代的趋势，也要思考自身的处境，从适应时代的角度，高瞻远瞩地做出设计和部署，以积极的态度应对变化。农村教会要通过自身的成长历程，梳理出适合自己发展的神学思路，构建具有农村特色的教会发展体系，作出符合中国社会和文化处境的独特见证，共同推动“基督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1】 2021年5月11日上午10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
【2】 唐晓峰 、段琦：中国农村基督教的现状与问题——以福建、浙江、河南等地农村为例，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出版，2018年。
【3】 胡业方、叶珂霖、王云飞：当前农村基督教问题研究，安徽，《安徽工业大学学报》，安徽工业大学出版，2013年。
【4】 吴理财、张良：农民的精神信仰：缺失抑或转化－对农村基督教文化盛行的反思，《人文杂志》，陕西，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出版，2010年。
【5】 严敏：中国农村基督教的重兴与农民的精神需求，《唯实杂志》，南京，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出版，2003年。
【6】 王新毅：中国教会过去三十年之复兴与时下转型之路，北京，基督时报网站，https://www.christiantimes.cn/，2013年。
【7】 纪勤：论教会人才的选拔和培养，选自《天风》，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2009年。
【8】 吴以山：关于农村“三留守”人员情况的调查报告，选自《湖北农机化》，湖北工业大学出版，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