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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宣教士对女性宣教角色的看法

作者 : Ruth A. Tucker
2022-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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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Eddy

人们常常认为,尽管女性曾经受到严格限制,不能在教会组织中担任领导角色,但过去一个世纪基督教领袖们已经放宽了这一限制,女性参与事奉的机会大大扩展了。这种假设在大多数主流教会中似乎是合理的。长老会、卫理公会、圣公会和一些路德宗的机构已经向女性开放了事工中所有级别的领导岗位。几代人以前,这些宗派曾系统性地禁止女性担任领导职务。但因为女权运动的影响,近几十年他们已经立法规定女性拥有平等的晋升机会。

有趣的是,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大多数福音派的机构中却出现了相反的趋势。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些新成立的教派里,女性曾经在教会外展事工的各个领域中得到前所未有的机会。最近,珍妮特·哈西(Janette Hassey)在《没有时间沉默了:世纪之交公共事工中的福音派女性》(No time for Silence:Evangelical Women m Public Ministry Around the Turn of the Century)一书里记录了这一情况(本书可从CBE图书服务中获取)。

此书以一幅插图开篇,展示了过去几十年福音派圈子关于女性观点的转变。

1927年,慕迪神学院《校友通讯》曾自豪地刊载了一封信,内容是1913年慕迪神学院毕业生梅布尔·托马斯(Mabel C. Thomas)的惊人事迹。托马斯蒙召去堪萨斯州的一间教会担任牧师,在那里讲道、教导每周的查经班,并为数十位皈依者施洗。在信件的结尾,托马斯称赞道,“如果没有穆迪神学院的培训,她没法担当这么多不同的事工。”

而在今天,由于性别缘故,穆迪神学院和其他福音派机构的女生甚至不再能够参加教牧培训课程。是什么导致了世纪之交以来的巨大转变?为什么当时有许多福音派团体任用女性为牧师和传道人,现在却不鼓励甚至禁止这种事奉?[2]

对女性态度的转变,部分来源于许多福音派团体的制度化。在教会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教派在最初形成时期都依赖于女性以及平信徒的事工。然而,一旦这些团体初具规模,试图将事工体质化,女性、未受教育者和没有正式职分的男性就被排除在了领导层之外。

这种趋势不仅发生在教会中,也发生在宣教机构中——尤其是那些19世纪后半叶在信心宣教运动(the faith mission movement)中成立的组织。根据罗伯特·比弗(R.Pierce Beaver)的说法,在这个时期,“女人们革命性地成立了第一个有女性组成的委员会。”[3]由于主流宗派抵制女性去海外宣教,在1860年至1900年期间,妇女们组织了约40个这样的“女性宣教机构”。但是,以1865年中国内地宣教会成立为其标志的信心宣教运动却很少反对女性宣教,因此女性宣教士在跨文化宣教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该运动的主要领袖也十分支持女性加入宣教。我将在本文中举出四个例子:戴德生(J. Hudson Taylor)、范岚生(Fredrik Franson)、宣信(A.B. Simpson)、施达德(C.T. Studd),以说明他们的立场和观点。

戴德生

戴德生是现代最伟大的宣教运动代言人之一,创立并长期领导中国内地宣教会(现在的海外宣教团)。一些人认为他是信心宣教运动的创始人,因为他坚持认为,内地会宣教士不应领取工资或募款。他招募的宣教士以没有正式职分的非专业人员为主,其中包括大量的单身女性。事实上,在一个派往中国的内地会团队中,15位新成员里有7位是单身女性。在宣教工场上,单身女性往往驻派遥远的城市,负责大片地区的福音事工和教会建立,并无直接的男性上司。

1898年的《世界传教士年鉴》(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上刊登了一篇精彩的文章,反映了戴德生对女性态度。在这篇文章里,朱利叶斯·里希特(Julius Richter)批判戴德生的思想和做法,反映出当时许多教会主流人士的态度:“戴德生过多地利用了未婚女士的事奉,中国传教区的整片地区都是由宣教士姊妹管理的。我冒昧地提出,在满是异教徒的地区不加考虑地聘用单身的宣教士姊妹,在我们德国人看来极为不合时宜、令人厌恶。”

戴德生做出了明确的回复,认为里希特使用“德国或欧洲的视角”在看待问题,而以非中国视角考量具体处境。他辩护说,单身女性是安全的,因为他要求她们由一个“已婚的中国传道员(catechist)”陪同进行事工。更重要的是,他强调女性在跨文化宣教中具有明显的优势:

当地的传道员在欧洲宣教士领导之下,在传道站(station)开展事工时,从未达到真正的内在独立——他们会觉得自己只是欧洲宣教士的帮工。在欧洲人压倒性的优势面前,中国人几乎无法注意到这是个问题。而如果他和一位宣教士姊妹在一起工作,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此时向外人传授知识和宣教的全部工作都会落在他的头上,他被视为宣教士的领袖,必须独立行动。但同时,他又在宣教士姊妹的控制之下,接受她的建议和指导、向她报告近况。姊妹本身在异教徒与基督教会的女性成员中拥有充足的活动范围,如果有男人偶尔来听她的圣经课,在异教徒文化中这也不算冒犯。当然,要建立这样的合作关系,姊妹和传道员都需要智慧与技巧。”[4]

戴德生不仅热衷于招募单身女性来“管理”中国的宣教站,还希望已婚女性也能加入宣教工作里来。他给一位男性候选人写信道:“除非你打算让你的妻子成为一名真正的宣教士,而不仅仅是妻子、家庭主妇和朋友,否则请不要加入我们。”[5]他的第二任妻子珍妮无疑是个“真正的”宣教士。1878年,当戴德生在英国生病休养时,她同意离开丈夫和年幼的孩子,与一个饥荒救援队一起返回中国。[6]

内地会在中国开展事工的最初几十年里,他们中间不少杰出的旅行布道家是女性。甘宝恩(Margaret King)和葛洁茜(Jessie Gregg)等女性在各地旅行,在教堂和福音聚会中讲道。[7]其他女性则去宣教士从未走过的新区域开辟宣教站,做拓荒工作。

盖群英(Mildred Cable)和冯贵石(Francesca French)于19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中国工作,不久之后冯贵珠(Evangeline French)加入了她们。她们做了21年常规的宣教工作,然后坚持认为神呼召她们去中国大西北的未得之民中传福音。此事当时震惊了整个宣教界。

她们坐马车旅行了几个月,最后抵达了离边境最近的城镇。一路上,她们为一群没有受过训练的基督徒上圣经课;抵达之后,她们开始向商人们传道。她们驻扎在一处重要的贸易路线上,地理位置非常理想。她们相信这里最适合开展事工。

渐渐地,三人意识到这条贸易路线网络至关重要——中亚的各个城市通过这个网络保持着重要的联系。西方人无法理解当地新闻为何可以快速、准确和简单地传播,但这肯定可以成为传播福音的一种手段。借助同样的手段,市场上往来的人不仅可以听到欧洲或阿富汗的政治事件,还可以听到“耶稣基督来世界上拯救罪人”。[8]

正如其他内地会宣教士一样,她们的事工是宣扬福音而非建立信徒团体。她们受到许多人的批评,人们认为这些工作不适合女性,但她们成为了活生生的传奇,在往后的岁月中也备受尊重。

范岚生

作为后来“福音派宣教联盟”(TEAM)的创始人,范岚生是戴德生同时代人,他也对宣教有着相同的热情。与戴德生一样,范岚生认为向失丧者传福音的紧迫性远比争论女性应该担任什么角色重要。他有一篇流传甚广但没有正式发表过的论文,“先知的女儿”(“Prophesying Daughters”),在其中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在引用了福音未及的各个非西方国家的人口统计数据后,他写道:

因此,需要做工的地方很多。当我们意识到世界上信主的人中有近三分之二是女性时,女性在传福音方面的事工问题就非常重要了。在中国,每天有30,000人在从未听过福音的情况下死去。圣经从没有禁止女性从事公共事工的规定,而我们面临的情况是,魔鬼非常幸运地将接近三分之二的基督徒排除在传福音服事主的工作之外。上帝的事业蒙受的损失之大,简直难以形容。[9]

在开始海外差派时,范岚生实践了自己的观点。玛拉莫(Malla Moe)是首批志愿者中的一员,她于19世纪80年代从挪威移民到芝加哥,不久被范岚生招募到斯威士兰(Swaziland),在那里服事了56年。她担任过许多角色,包括传道人、教会植堂人、牧师和主教。尽管她没有被正式任命为主教,也从未得到主教的头衔,但她履行了主教的职能,为她建立的教会指派牧师,并监督教会持续发展增长。

玛拉莫这样女性所取得的成功,让范岚生关于女性参与宣教的意见变得十分有力。

令人惊讶的是,人们会产生这样一种错误的想法,觉得并不是所有上帝的孩子都该想尽办法、用尽全力来拯救这个迷失的世界。可以这么说,有许多人掉在水里,即将淹死。几个男人试着拯救他们,人们认为这就很好了。但你看,有几个女人也解开一条船准备帮忙救人,有些男人立刻就喊起来了;因为他们站在一旁袖手旁观,因此有余暇大喊:“不!不!女人不能帮忙,还是让他们淹死吧。”这是多么愚蠢啊![10]

宣信

1887年,一位在纽约市安家的长老会牧师宣信,成立了宣道会(当时只称为基督教联盟)。据莱斯利·安德鲁斯(Leslie Andrews)的说法,与戴德生和范岚生一样,“宣信认为,我们对待女性的态度,必须与再来君王对失落世界的压倒一切宣教热情相适应。他并不打算惯者那些觉得教会议程仅次于世界宣教使命的人。如果女性可以进一步推动为基督寻回迷失灵魂这一主要使命,那么宣信就预备热情地支持她们加入事工,以实现这个目标。”[11]

宣信因欢迎女性参与事工的开放政策而受到批评,但他很快便为自己的立场进行了辩护。在亚特兰大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后,他回应攻击说,这是一个“上帝已经解决了的问题。神不仅用自己的话语,也用他的旨意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为献身于神圣公共事务的女性盖下嘉许的印记。”他最后责备了带头攻击的牧师:“亲爱的弟兄,让主来管理这些女人吧,他能做的比你更好。而你自己,还是把力气用在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上吧。”[12]

宣信的神学也反映了他对女性的态度。他有一本书,其中一章的标题为“上帝的母性”。在这一章里,他拒绝了上帝是男性的普遍观念,并承认自己欣赏上帝的女性特质。

基督的心不只是男人的心,也有女人特有的温柔与驯良……他在自己身上结合了男人和女人的天性,就如第一个男人亚当,在女人从他身体上分出去、单独形成女人之前,他自己就包含了女人。[13]

在论到圣灵时,宣信写到:“作为我们天上的母,这安慰者承担了养育、训练、教导和为我们的全部生命指引方向的工作。”[14]

宣道会早期的女宣教士,在事工中拥有与内地会和福音派宣教联盟类似的自由。梅布尔·弗朗西斯(Mabel Francis)于1909年开始在日本宣教,在那里服事了56年。这本身就是一项成就,几乎没有任何宣教士可以与之相比。和她的同事不同,梅布尔拒绝在二战爆发时返回美国。与她一起服事的妹妹被关进监狱,而梅布尔则遭到软禁。战后,日本官员表彰了她们姐妹,并邀请她们在官方场合发言。1962年,天皇向她颁发了日本的最高平民奖。[15]

然而,早在成为名人之前,弗朗西斯小姐就参与了各种通常被认为只适合男性的事工。甚至在她去日本之前,她就已经是新英格兰的巡回布道者了。[16]在日本,她骑着自行车旅行,在广岛及周边地区布道。1913年,她的弟弟来到日本加入了她的团队,他们一起建立了20个宣道会教会。1922年,她开始和寡居的妹妹安妮合作,在接下来的40年里,梅布尔以宣教士的身份传教,而安妮则在教会里以教师身份教导圣经。[17]

施达德

施达德之所以成为一位著名的信心宣教士,主要是因为他的女婿诺曼·格拉布(Norman Grubb)写了一本著名的传记。施达德是剑桥大学的板球明星,但他放弃了财富和前程,自愿参加中国内地宣教会的宣教工作。作为著名的“剑桥七杰”之一,他离开了家人和朋友,乘船前往中国。他在那里遇到了百基拉·斯图尔特(Priscilla Stewart)并与之结婚,生育了四个女儿。他们在中国只呆了十年,之后又在印度呆了几年,向英国殖民者宣教。

1913年,年届四十,施达德看到一张写着“食人族需要宣教士”的布告,于是决定前往非洲。他在那里成立了非洲之心宣教团( the Heart of Africa Mission),后来改名为环球福音会(现在的WEC International)。该宣教团早期主要依赖女性。“已婚夫妇将他们的事工放在家庭需要之前,一对新婚夫妇甚至在结婚几天之后,由于工人短缺,情愿暂时分开,去到不同的岗位。”[18]

通常单身女性的牺牲和成就都比已婚姊妹更大。事实上,在施达德手下工作的单身女宣教士在执行任务时,并没有因性别而受到明显的限制。据1930年代初在非洲工作的诺曼说,单身女性“在各个缺少男人的村子之间旅行,为了福音而长时间跋涉。在某个地区,那里最臭名远扬、据传‘体内有上百个黑人’的食人族,被一位访问村庄的单身女宣教士引向了基督。”

单身女性还大量担任牧师职位,成为宣教站的主管。“两个最兴旺的宣教站,会众超过500人、有时多达1500人,却由单身女性‘管理’(manned)。有一些地方只剩下两位工人,于是她们情愿牺牲彼此的陪伴,自愿分开,以便让其中一人能够去到更远的地方,向新的地区传福音——尽管宣教团通常的计划是安排她们与一对夫妻一起开展事工。”[19]

结论

信心宣教运动的先锋们对女性的肯定,以及她们在信心宣教运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常常被宣教历史学家和福音派领袖们忽视。一般的宣教史书,比如来德理(Kenneth Scott Latourette)和尼尔(Stephen Neill)的作品,很少报道信心宣教运动。近来关于那个时期女性宣教士的研究文献,几乎不肯承认这些独立宣教运动中曾经服事过的庞大女性团体。

比弗的《世界宣教中的美国新教女性》(R. Pierce Beaver’s American Protestant Women in World Mission )和其他一些专著也是如此。珍妮·亨特(Jane Hunter)的《优雅的福音:美国女宣教士世纪之交的中国》(The Gospel of Gentility: 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in Turn-of-the-Century China)一书中,只在一个脚注里提到了中国内地会宣教士。

帕特里夏·希尔(Patricia Hill)在她的《以世界为家:1870-1920年代美国女性对外宣教运动和文化转型》(The World Their Household: The American Women’s Foreign Mission Movement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1870-1920)一书中,甚至没有怎么写相关内容。她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女性对宣教失去了兴趣。她认为,“去外国宣教对于战后美国大量的非专业女性而言,几乎不再有吸引力”,却忽略了曾经在信心宣教运动中服侍的大量女性。[20]

目前教会在“女性问题”上愈发显得两极分化,因此福音派领袖、尤其是从事宣教的领袖们,有必要承认女性在宣教历史中曾经发挥的重要作用。在以上讨论的机构或者类似的组织中,女性有充分的机会可以发挥她们在事工和领导上的天赋。这部分历史不仅应该保留,而且应该格外强调,因为在某些圈子里,女性正面临着越来越保守的限制。事实上,宣教机构可以遵循戴德生、范岚生、宣信和施达德的榜样,为当今的女性提供同样的机会,以此向福音派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

脚注

原文:https://www.cbeinternational.org/resource/article/priscilla-papers-academic-journal/how-faith-mission-pioneers-understood-womens 感谢CBE授权本平台进行翻译。

[1] Janette Hassey, No Time For Silence: Evangelical Women In Public Ministry Around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86), p. xi.

[2] R. Pierce Beaver, American Protestant Women In World Mission: A History Of The First Feminist Movement In North America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68), p. 63.

[3] Julius Richter, editorial,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11 (November, 1898), 873-874.

[4] Dr. and Mrs. Howard Taylor, J. Hudson Taylor: God’s Man In China (Chicago: Moody Press, 1978), p. 208.

[5] Phyllis Thompson, Each To Her Own Post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82), pp. 57-59.

[6] Thompson, pp. 73-97.

[7] Mildred Cable and Francesca French, Something Happened (New York: Frederick A Stokes, 1934), p. 142.

[8] Fredrik Franson, “Prophesying Daughters” (Stockholm: unpublished manuscript, 1897), p. 2.

[9] Hassey, p. 145.

[10] Leslie A. Andrews, “Restricted Freedom: A.B. Simpson’s View of Women,” Birth Of A Vision, edited by David Hamfield and Charles Nienkirchen (Alberta, Canada: Horizon House, 1986), p. 219.

[11] Andrews, p. 220.

[12] A.B. Simpson, When The Comforter Came (New York: Christian Publications, 1911), p. 11.

[13] Simpson, p. 11.

[14] Robert L. Niklaus, John S. Sawin, and Samuel J. Stoesz, All For Jesus: God At Work In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Over One Hundred Years (Camp Hill, Pa.: Christian Publications, 1986), pp. 195-201.

[15] Mabel Francis, One Shall Chase A Thousand (Harrisburg: Christian Publications, 1968), pp. 33-35.

[16] Niklaus, Sawin, and Stoesz, p. 195.

[17] Norman P. Grubb, C.T. Studd, Cricketer And Pioneer (Chicago: Moody Press, 1933), p. 210.

[18] Grubb, pp. 210-211.

[19] Patricia R. Hill, The World Their Household: The American Women’s Foreign Mission Movement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1870-1920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5), p.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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