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神学将影响人类的最核心问题称为“原罪”，在某种意义上，反智主义是华人教会的“原罪”之一。当然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但任何与华人教会有接触的人都会观察到普遍而深刻的反智倾向——许多华人基督徒依据“知识使人骄傲，唯有爱心造就人” 的经文（林前8:1）将知识和爱心对立，强调单纯信仰和行动的重要性，贬低学识和思想在信仰中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讲，反智主义对华人教会的影响在广度、深度和严重程度上几乎可以与原罪比拟。[3]
首先，从广度上讲，几乎所有信仰正统的中国基督徒都与反智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关系，因为他们的信仰与倪柝声、王明道、宋尚节等人建立的传统分不开，而这几位对中国教会有深远影响的领袖都有明显的反智倾向。即使今天城市新兴教会中有思想开明、视野宽广的基督徒，他们也是经过与反智主义斗争之后才获得自由的。反智主义不只是存在于农村教会里没有受过教育或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基督徒中间；这种倾向也存在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信徒中。
比如，《福音时报》一篇文章的作者提及：“曾经有位名牌大学英语专业的学生跟我说，‘耶稣时代聆听祂教诲的民众是不是都是文化水平低下的’？我说：‘是的，大部分是这些人’。她于是说到：‘看来主的救恩临到所有人，不分知识水平高低，在信仰中确实不需要知识’。这位信主不久的姐妹作为高校的高材生，居然会认为在信仰中知识不重要，实在令人感到愕然。”[4] 甚至教会中一些高学历的人士，虽然在专业领域里十分优秀，但在信仰上也表现出反智倾向。
另外，反智主义不仅存在于平信徒中间，而且存在于牧师中间——许多牧师表现出尤其强烈的反智倾向，平信徒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接受或坚固了反智主义。我最近在一间北美华人教会里听到一篇题为《神学和神子》的讲道。在讲道中，牧师将饱学的律法师（“神学”）和木匠儿子（“神子”）对比，强调我们要后者，不要前者。联系到当今教会的处境，他将神学院高学历的教授和在中国靠信心收养四千个孤儿的美国基督徒贝天牧对比，强调后者和我们一样只读一本圣经，并没有学习过希腊文或希伯来文。
最后，他批评华人牧师追求高学历的现象，并将这一现象和高学历的信徒放下学历成为传道人的事对比，赞许因信心和呼召而轻视学历的行为。我们承认知识可能使人骄傲，也承认所有人——不管教育程度如何——都可以活出信仰，为基督作美好的见证。然而，这种将信仰和知识，或行动和学术对立起来，肯定前者而贬低后者的做法明显反映了反智的思维。总之，反智主义对中国教会影响如此广泛，以致几乎所有基督徒——不管是农村教会的，还是城市教会的；不管是没受过教育的，还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不管是平信徒，还是牧师长执——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它的影响。反智主义渗透到中国教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层面。
其次，从深度上讲，反智主义深入中国教会骨髓，成为许多中国基督徒信仰与世界观的一部分。许多中国基督徒理所当然地认为信仰只关乎心灵的事，与理性或思想无关。在这一点上，他们继承了上一代教会领袖——倪柝声、王明道、宋尚节等人的基要主义信仰传统。这三位领袖对中国教会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对自由派神学的抵制。
在他们眼中，自由派以理性和科学为标准，否定圣经的权威，给正统信仰带来最严峻的挑战。为了捍卫信仰，他们高举圣经的权威，强调信仰的绝对性，全然拒绝以理性或科学的方式探讨圣经，以致基要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成为信仰与理性之争。在这种影响下，任何用理性探讨信仰的行为都很容易被扣上自由主义的帽子，让人谈虎色变。
这种将理性反思和自由派，甚至不信派混为一谈的做法使许多中国基督徒将理性和信仰对立，对一切理性探讨深表怀疑或本能排斥。他们认为，只有不信的人才用理性反思信仰，而真正相信的人凭着单纯的信心接受就可以了。由此，基要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抵抗使得反智主义成为中国教会信仰传统的一部分。
此外，倪柝声的三元人论为反智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虽然今天许多基督徒并不完全接受三元人论，但倪柝声的属灵神学已深入人心。倪柝声强调：惟有透过灵才能与神相交，属魂的理性只能阻隔与神的交通，所以我们应当成为“属灵人”，不做“属魂人”。这种属灵观完全将理性和思想排斥在信仰生活之外，使许多基督徒对理性有着根深蒂固的质疑和警惕，从而为中国教会的反智主义提供了神学保障。
正因为反智主义对中国教会的影响如此深远，它对华人教会的危害是巨大的，在此只简述几点。第一、教会的反智倾向容易导致异端的滋生和信仰的偏差。由于信徒缺乏理性与批判反思的能力，他们很难对牧者教导的正统性作出合理判断，难以甄别混杂在其中的谬误或偏差，从而比较容易接受错误观点或异端思想。
近年来，诸多异端，如东方闪电和被立王等，在农村家庭教会中出现的事实，说明缺少理性思考能力的教会容易成为异端的温床或宰割的对象。第二、与之相关的是中国教会神学体系的缺失。异端得以盛行，一方面是因为信徒缺乏批判思维能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教会没有严谨整全的神学构架。中国教会的牧者受过系统神学装备的不多；“他们较少对神学问题做系统而深入的思考，他们的神学思想也比较零散或者片面，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理性的、逻辑的、系统的表述。”[5]
没有清晰完整的神学体系，基督徒就很难抵挡异端的攻击或侵蚀，就如士兵在战场上没有武器或盔甲一样。第三、神学思想的缺失不仅使教会不能抵制异端，而且从长远角度看，会限制教会在更广领域里和更深维度上的发展。基督教能在过去一千多年里深远地影响了西方社会和文化，是因为教父们的神学思想构建大幅度提升了教会的知性水平，将基督教从一个大众宗教拓展为能与高等文化和思想对话的体系，从而在广度上和深度上大大扩充了教会的疆界。但中国教会的反智主义限制了这种发展，阻碍了神国在更广领域和更深层面的扩展。第四、反智主义会扭曲中国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基督徒最终的属灵目标是活出基督的样式。换言之，耶稣是所有基督徒的榜样，任何偏离基督人性的属灵追求都是有害的。
通过福音书，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子耶稣。他不仅有单纯而美好的信心和灵性，而且有卓越的智慧和思考能力；他不仅自己尽心、尽性、尽意爱天父，而且教导门徒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上帝（太22：37）。这句经文中的“意”的希腊原文是διανοίᾳ ，意思是深入的思考、理解力、头脑或聪智。除了用信心和热情之外，基督徒当尽一切的思想和理智去爱上帝。惟有如此，我们才能越来越像基督，生命才能趋向真正的成熟。弃绝理智和思想的属灵追求不会让我们趋向基督，而只会让我们偏离基督，形成畸形而扭曲的人性。反智主义使我们公然背离基督的教导，走上一条危险的属灵道路。
最后，反智主义削弱了中国教会的见证能力，阻碍教会对大使命的有效行使。耶稣给教会的使命是传福音给“万民”听。“万民”不只指世界上所有的民族，而且包括所有不同社会等级和类型的人，不管是平民还是官员，不管是文盲还是学者。这正是初期教会强调大公性的原因。然而，反智主义会将很大的群体，即知识分子及勤于思考的人，排除在教会之外。
诚然，今天中国教会，尤其城市新兴教会，有不少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但是“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则很少加入到城市家庭教会之中，他们中成为教会领袖和传道人的则更是少而又少。当然，他们可能有自己组织的校园团契，但这些团契也仍然还是以学生为主体，与一般的家庭教会还是有较大的差别。人文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立场好象很难融入家庭教会这样的信仰组织和环境。”[6]
更严重的是，反智主义使中国教会在非基督徒知识群体中失去见证能力，以致他们认为基督教是愚昧而不理性的，从而强烈地抵制和鄙视基督信仰。例如，留美博士方舟子创办的“新语丝”（www.xys.org）上设有“批判基督教专栏”，专门批评他们所理解的基督教的不理性和谬误之处。基督信仰受到诋毁并非新事，但在很大程度上华人教会的反智主义是引发“方舟子现象”的原因之一。[7] 反智主义使中国教会失去对许多知识分子作见证的机会，使福音的大能和果效受到限制和阻拦。
因此，不管在影响广度上和深度上，还是在危害严重程度上，反智主义都可以被视为中国教会的“原罪”之一：它不仅影响所有中国基督徒群体，而且流淌在中国教会的血液之中，对中国教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有深刻的危害。换言之，反智主义是一种深藏于中国教会体内而且感染所有肢体的病毒。为了中国教会的健康，我们需要清楚认识并从根基上去除这一病毒。本书希望通过分析和反思中国教会的反智主义的表现、内涵、渊源、神学基础，为中国教会寻找解决方案，以便教会得以更健康地成长。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首先要澄清“反智主义”这一概念的本质和涵义。
什么是“反智主义”？“反智主义”的概念是从英文词anti-intellectualism翻译过来的，指的不是一套学说或理论体系，如科学主义，而是一种态度或行为特征。虽然反智主义广泛存在于各个社会和各个文化中，但给“反智主义”提供一个清晰明确的定义却非易事。已故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认为,“反智主义”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心智（intellect）“本身的憎恨和怀疑，认为‘智性’及由‘智性’而来的知识学问对人生皆有害而无益…另一方面则是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表示一种轻蔑以致敌视。”[8]
在很大程度上，余英时对“反智主义”的讨论采纳并吸收了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斯达特（Richard Hofstadter）《美国人生活的反智主义》所给的定义。在这本写于1963年的名著中，霍夫斯达特以历史学家的角度分析了反智主义的历史渊源及在当代美国社会文化中的表现。他为“反智主义”给出如下定义：“以厌恶和怀疑的态度，看待心智生活及其公认的代表人物；并且倾向于持续贬抑心智生活的价值。”[9]
为避免对“反智主义”概念的误解，霍夫斯达特强调，我们不能将“反智主义”和“反理性主义”（anti-rationalism）混为一谈。“反理性主义”是一种以尼采、柏格森、爱默生等人为代表的哲学立场；这些思想家并不反对心智生活，他们是极其重视心智生活的反思型知识分子，而是反对将“理性”（reason）视为真理最高标准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10] 反智主义是对一切心智生活和反思活动的排斥和厌弃。
既然反智主义是对心智生活及其代表人物，即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厌恶，为了帮助读者更好认识反智主义的本质，霍夫斯达特进一步澄清心智生活和知识分子的特征。首先，他对“心智”（intellect）和“智力”（intelligence）作出区分。他认为，“智力是被运用于一个相对狭窄的，即时的，可预测范围内的理智上的卓越；它是一种操作性的，可调控的，绝对实用的品格——最杰出、最具持久性的动物美德之一。”而心智是“理智的批判性的，富有创造力的，默想性的一面。智力试图抓住、操控、重整和调节；心智评估、沉思、惊讶、理论化、批判和想象。“[11]
简单地来说，智力是实用或实践性的，而心智是抽象或思辨性的。这种区分对应于亚里士多德关于实践科学（practical science）和思辨科学（speculative science）的区分：在前者，知识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在后者，知识本身就是目的。知识分子是追求心智，而非智力，并为真理本身而生活的人。一个智力超群的人，如电脑工程师，并不一定是知识分子；反之，一位知识分子也不一定智力超群。
在这个意义上，理工科的专业人士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只有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和人文素养和关怀者，如人文知识分子，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个杰出的理工学者，如果只关注实用知识，但对人文学科兴趣寡然，也可能是反智主义者。
这正是石衡潭所观察，“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则很少加入到城市家庭教会之中”，这一现象的原因所在。深受反智主义影响的中国教会并不缺乏理工科人才，但缺少有独立思想的“人文知识分子。”[12] 霍夫斯达特的分析让我们看到反智主义者排斥的不是知识本身，而是对真理的反思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这一点对我们认清中国教会的反智主义有很大的帮助。
在《美国人生活的反智主义》中，霍夫斯达特的批评对象是普遍的美国国民特性，但他首先批评的是美国的宗教，因为美国社会和文化受到基督教新教的深刻塑造。[13] 宗教反智主义是世俗反智主义的源头，而宗教反智倾向最集中的代表是福音派基督教。霍夫斯达特指出：“在现代文化中，福音派运动一直是这种宗教反智主义及其反律法主义冲动的最有力载体。”[14]
因此，该书主体的第一部分，“心灵的宗教”集中讨论福音派精神如何为反智主义奠定了基础。霍夫斯达特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宗教的反智主义源于大觉醒运动（the Great Awakening）。虽然理智和心灵之间的张力一直存在于基督教内部，而且“觉醒者并非贬低心智品德的第一人，但是他们激发了反智主义；他们给予美国反智主义第一次短暂的军事性成功时刻。随着大觉醒运动的兴起，美国宗教的清教时代落下帷幕，福音时代则得以开启。”[15] 美国福音派继承了大觉醒运动高举心灵，贬低理智的特质，为反智主义奠定了宗教基础。霍夫斯达特对福音派的反智思路作出如下描述：
一个人首先从以下没有太多争议的命题——宗教信仰的传播主要靠的不是逻辑和学问——出发，可以获得一个观点，即信仰（依据基督的判断以及历史证据）最好由没有学问而无知的人传播，最后由此获得结论：这类人所拥有的智慧和真理优越于博学而有教养者的。其实，对信仰的传播而言，学问和教养似乎是一种缺陷。既然传播信仰是人类最重要的任务，这些“像婴孩一般无知”的人，在这最重要的美德上，比那些沉迷于逻辑和学问的人有更大力量。因此，虽然一般人不会使以下观点成为大胆的结论，但作为一种品格，谦卑的无知远比有教养的心智好。这一立场，纵然有许多缺陷，在根基上和美国福音派基督教和美国民主高度融合。[16]
在很大程度上，霍夫斯达特的这种分析促发了美国当代历史学家马克·诺尔（Mark Noll）对此问题的深入反思；这一反思结果是出版于1994年的《福音派心智的丑闻》（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17] 诺尔以一个福音派学者的身份考察和批评了美国福音派的反智主义及其灾难性后果。
本书一开始尖锐地指出：“福音派心智的丑闻是基本不存在一种福音派心智。”美国福音派虽有许多优点，但“在维持严谨的心智生活上明显失败”：他们不仅基本放弃了大学和其他“高等”文化的阵地，而且没有建立一所研究型大学或创立一本与现代文化深入互动的学术期刊。[18] 在基要主义和常识主义哲学的影响下，美国福音派基督徒变得“注重行动、依赖直觉、大众化、唯圣经主义，”[19] 丧失了对文化和社会的重大议题的思考能力。
在诺尔的理解中，福音派的反智主义主要指缺乏在基督教的信仰框架下对重要问题作出深入思考的能力。就反智主义的概念而言，诺尔引用了霍夫斯达特对基督徒反智思维的描述，但认为这个描述过于简单。诺尔认为，美国福音派的反智主义不只体现在属灵直觉与属世学问之间的冲突上，而且与错误地追求心智生活有关。[20]
诺尔讨论的重点是福音派在一般学科和文化领域——经济学、科学、政治、艺术——中的反智主义。但在同一年高登·康威尔神学院的神学教授大卫·威尔斯（David F. Wells）出版《真理无地：福音派神学到底出现什么问题？》一书，深入批评了反智主义对福音派神学的严重危害。[21]
威尔斯指出，许多美国福音派牧者放弃作为神的话语的传递和教导者的传统角色，转而成为治疗师和小型企业的经理；而会众放弃真正的基督教和圣经真理，转而寻求内在宗教经历。在这种宗教文化中，神学和对上帝真理的严肃思考在福音派教会中找不到立足之地。
无独有偶，另一位对美国福音派反智主义作出严肃回应的当代英国基督徒学者葛尼斯（Os Guinness）在同一年出版《苗条的身材，肥胖的头脑：福音派为什么不思考及我们该做什么》一书，批评美国福音派基督徒重视对身体的训练，却荒废对头脑和思想的训练，以致丧失基督徒的思考能力。[22] 葛尼斯为反智主义给出与霍夫斯达特类似的定义“倾向将真理打折扣、轻看心智生活的态度。”[23] 总之，美国福音派的反智主义已受到学者们的充分关注和反思。[24]
与西方学术界的讨论相比，中国学界对中国语境中反智主义的研究相对薄弱。作为一种人类现象，反智主义普遍存在于所有人类社会和文化之中。然而，一种特定的文化中的反智主义必然会受到该文化的影响，彰显与该文化相关联的特征。因此，虽然中国的反智主义和西方有共通之处，但前者必定带有独特的中国处境的痕迹。
在汉语学术界，最早且最系统研究中国反智传统的学者当属余英时。在写于1975-76年的“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一文中，余英时对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中的反智论作出深入剖析，重点阐述了道家和法家对智性和知识分子的排除和贬低。[25]
文章指出：“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一向弥漫着一层反智的气氛；我们如果用‘自古已然，于今为烈’这句成语来形容它，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如前文所述，余英时采纳了霍夫斯达特对反智的定义：对心智的憎恨和怀疑及对知识分子的轻蔑和敌视。在此意义上，余英时提出，道家和法家都有明确的反智传统。首先，道家和法家主张“愚民”政策，不让百姓有知识和智慧，以便他们完全顺服君王的统治。比如，老子写道：
绝圣弃知，民利百倍。
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
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民之难治也，以其知也。故以知知（治）邦，邦之贼也；以不知知（治）邦，邦之德也。[26]
老子认为，人民有知识，有智慧，就难以治理和控制。故此，圣人应当防止人民获得知识，推行“愚民”政策，这样国家就比较容易治理。如果说道家的“愚民”思想还停留在理论上，那么法家则将“愚民”真正在实践中执行出来。秦始皇采纳韩非子的“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五蠹》）建议，在秦国全面推行愚民政策。
其次，由于儒家的读书人和知识分子喜欢质疑甚至批评当权者，法家特别防范和仇视他们。《商鞅书》说：“事诗书谈说之士，则民游而轻其君”（《算地》篇）。这里的“诗书谈说之士”是指儒家知识分子。在法家眼中，知识分子喜欢批评政权，会导致人民轻视国君或诽谤朝廷，是最具危害性的人，因而是他们的首要攻击对象。正是对知识分子的敌视导致秦始皇发动“焚书坑儒”运动。[27]
由此看来，中国政治文化的反智传统——愚民和对知识分子的排斥——与统治者维护他们的专制政权密不可分，因为在他们看来，知识和知识分子是危险的，有颠覆性的。这种反智主义带有明显的功利性和政治目的。与西方反智主义不同的是，中国反智的倡导者和推动者自己不反智；相反，他们多数是渊博的知识分子或思想家，如老子和韩非子。他们反对的是非执政的人民和读书人拥有思考能力，因此，在本质上他们不是真正意义的反智主义者。中国政治思想中的反智论只是统治者用以维护统治的手段，和西方语境中的反智主义有很大差别。
汉语学术界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反智主义研究比较薄弱，而研究中国教会反智主义的文献则更为稀缺。笔者所知道的这方面的资料仅限于几篇发表在非学术杂志或网站上的文章。[28] 这些文章对中国教会的反智现象作出了描述，对其本质和渊源作出初步梳理和反思，而且提出有一定价值的观察，但整体而言，对中国教会反智主义的讨论都十分简短和概要性。为了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教会的反智主义，我们需要对此现象作出更全面细致的研究和分析。
在此，我希望在余英时文章的基础上探讨中国教会的反智主义。首先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教会和中国传统社会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超过本书范围，[29] 因此我在此只扼要讨论两者关系。一方面，作为蒙召圣徒的群体，教会必定在某些方面区别于世俗世界，所以中国教会的反智主义与中国社会的反智论之间有着不连续性。与中国政治中的反智论相比，中国教会的反智主义和西方语境的反智主义在本质上更接近。
在中国教会的语境中，反智不是教会领袖为了巩固权力而对会众推行的“愚民”政策；相反，许多教会领袖自己就反智，排斥理性和思想在信仰中的价值。他们不鼓励会众使用理性反思信仰，因为他们自己拒绝对信仰作出反思，认为这种反思有害于信仰。教会领袖和会众一同是“真诚”的反智主义者。另一方面，既然中国教会由生活于中国文化中的华人组成，中国教会就不可能完全不受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因此，中国教会的反智主义又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中国文化的反智传统，尤其对知识分子的排斥。正如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质疑和批评统治阶层，人文知识分子喜欢质疑和批评中国教会领袖的教导和管理模式。
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威，传道人对教会中的人文知识分子普遍采取提防或冷落的态度，导致“信仰上的独断”和“组织的不民主”。[30]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教会的反智主义既延续了西方教会在神学层面上的反智倾向，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反智论的影响。中国教会的反智主义既弃绝理性在信仰中的作用，又反对在信仰层面的对话——不仅反对基督教与其他宗教或世俗文化的对话，而且反对在基督教框架下对圣经诠释或教义所作的探讨性对话。
基于以上讨论，我将中国教会的“反智主义”定义为：基督徒反对以理性和对话的方式反思，或探讨信仰及相关问题的倾向或行为。这一定义包含两个层面：第一，对信仰作理性反思的拒绝；第二，对就信仰问题与他人对话或讨论的反对。关于这个定义，我们需要进一步澄清它的涵义。首先，中国教会的反智主义者反对的不是对圣经真理的探讨，而是用理性和学术的方式探讨圣经。许多反智的基督徒尤其热衷对圣经真理的追求，但他们使用的方式基本是字面解经、灵意解经或继承前辈的传统。他们认为直觉或属灵洞见可以让他们真正理解圣经，但对于学术性圣经研究和解经学表示怀疑。
例如，倪柝声、王明道和宋尚节都推崇字面解经或灵意解经，并都轻视或反对严谨的解经学。在他们的影响下，许多家庭教会基督徒都青睐于字面解经或灵意解经。其次，反智主义者反对的不是理性本身或理性在信仰之外的领域中的使用，而是理性对信仰的反思。
比如，宋尚节获得了化学博士学位，但在他看来，这种世俗学识对信仰毫无价值，以致他在回国的船上将学历证书抛在海里。同样，许多受过高度教育的华人基督徒习惯并擅长使用理性和学术处理专业领域，尤其理工学科里的问题，但拒绝使用理性或研究的进路对待圣经和信仰。高学历基督徒聚集的华人教会同样可以有明显的反智倾向。在讨论华人教会的反智现象时，周学信指出：
反智主义真正反对的，并非是人的智能本身——智慧只要是用在务实的层面，就可接受。他们真正反对的，是人针对观念进行反思。他们认为，这是欠缺立即功效、浪费时间的。这种理论，使我们的教会过分强调行动，过于务实和功利主义，因而难以进行更广或更深刻的思考。[31]
一方面，我认同周学信的观点，反智主义反对的不是理性，而是对信仰的理性反思。另一方面，我不完全认同他关于反智主义的功利主义动机的看法。务实和功利主义固然是华人基督徒反智的原因之一，但我不认为这是主要原因。我认为华人基督徒反智的核心原因在于对理性和信仰关系的认识偏差。有反智倾向的基督徒习惯将理性和信仰对立起来，认为即使理性在其他领域中有重要作用，也在信仰领域中毫无益处，因为上帝的真理只能依靠单纯的信仰来接受，不能用逻辑和理性来分析。
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讨论，因此现在我只指出，这不只是一个文化问题（中国人的务实和功利主义），而是一个神学问题：他们将信仰和理智对立起来，因为他们对上帝及其创造的认识有偏差和缺陷。在信仰的框架中，对一切事物的认识和理解最终基于对上帝本身的认识，因为上帝是万事的起点。因此，本书的目的不是描述中国教会的反智现象，而是追溯和探讨其背后的神学根源，并为中国教会提供更整全的上帝观和神学基础。
在以上“反智主义”定义的基础上，我们现在要探讨反智主义在中国教会中表现出来的核心特征，以便可以分辨何种表现属于反智主义。我们对反智主义的定义是：基督徒反对以理性和对话的方式反思或探讨信仰及相关问题的倾向或行为。依据这个定义，中国教会的反智主义有如下表现特征：
第一、反神学的立场。中国教会反智主义最显著的特质之一是对神学的排斥。“神学”一词源于希腊文Θεολογια，意思是对上帝的研究或关于上帝的科学（the study or science of God）。Λογια源于λόγος (logos)，虽然有话语或言说的意思，但更多指的是理性探讨和研究。
在此意义上，神学，尤其系统神学是基督徒对信仰内容所作出的理性反思和澄清。神学的起点是信仰，对上帝启示的认信，但是理性反思在神学中扮演关键作用，因为神学扎根于奥古斯丁和安瑟伦所提出的“信仰寻求理性”（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传统。
如中国神学家赵紫宸所言：“题材是启示，工具是理性，用理性来解释题材是神学的工作…在神学上，理性是为信仰作解释，使信者澈见所信的合于理性，而不背于理性，超于理性，而非逆乎理性。”[32] 因为理性和反思是神学的基本工具，而反智主义排斥的正是对信仰的理性反思，所以神学自然称为反智主义者最直接、最核心的攻击对象。换言之，反智主义最基本，最直接的特征就是对神学的敌视。反神学者不一定都是反智主义者，但反智主义者一定是反神学者。当我们遇到一个有反神学倾向的基督徒时，他/她很有可能是反智主义者。
中国教会，尤其保守的家庭教会，一直存有明确的反神学倾向。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反神学立场源自上世纪中国本土教会领袖们的影响。比如，倪柝声强调与神相通的是灵，而魂是无益的，因此我们不可能通过理性（魂的一部分）认识神。在这种三元人论的框架下，“神学”这一概念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神”不可能和人的理智或思想结合在一起。
王明道虽然不像倪柝声那样将灵和魂区分，但因为自由派高举理性科学，支持圣经批判，在反对自由神学的过程中，他也一同反对神学和圣经研究。他认为，圣经凭着直觉就可以理解，不需要所谓的解经学，并声称 “我不曾读过圣经注释，我最不欣赏那种书籍。”他将圣经和神学对立，认为圣经是神的话语，而神学是“教会的遗传和人所制定的规则。”[33]
在这些教会领袖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教会普遍采纳了反神学立场。虽然中国基督徒对神学教育的兴趣在近些年来有所增强，但是对神学的轻视或贬低依然广泛存在于信徒群体中间。我2007年计划读神学的时候，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教会的长辈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许多神学院的教授们都是不信圣经，甚至不信神的，所以担心我读了神学后会不信神。
当然，因为某种原因，有些基督徒读完神学后丢失信仰，或信仰变得冷淡，但这种现象毕竟是个别的。因个别情况而拒绝整个神学教育的思维展现了反智的倾向。这种思维习惯将信仰和理性对立起来，认为理性对信仰不仅没有帮助，而且是有害的。其他反神学的理由是“圣经是神的话语，神学是人的智慧”或者“神学太抽象，对教会侍奉没有帮助”等等。
前一个理由继承了王明道的立场，认为圣经不需要解释，只要靠直觉就可以理解，并认为人的理智对于认识圣经毫无帮助，甚至毫无必要。后一理由基于实用主义的考量，认为对牧会实践没有即时帮助的学习都是无益。不管背后理由是什么，这些反对神学的言论都是一种反智主义的彰显。它将信仰和理性对立，贬低人的理性和心智在信仰中的地位和价值，拒绝对信仰本身作出任何理性的反思和讨论。这种思维习惯导致反智主义的另一个特征——信仰上的封闭和独断。
第二、封闭而独断的信仰。反智主义者不仅排斥正规的神学学习，而且拒绝对信仰作任何形式的思考和反省。这种反思的缺乏使他们过于相信自己对圣经的解读，甚至将个人的片面理解或观念等同于圣经本身或绝对真理，以致他们在信仰上不仅固步自封，不容质疑，而且喜欢自以为义，论断他人。换言之，在信仰问题上，他们对己宽松，却对人严厉。一方面，这会造成一种相对封闭的信仰体系，尤其在解经层面。许多中国基督徒只接受圣经的字面解释，拒绝所有的非字面解释；或强调个人灵意式的读经，反对严谨的学术性解经和释经。
这种读经方式和中国教会上一代领袖的基要主义传统分不可。为了对抗自由派神学，王明道、倪柝声和宋尚节等保守派教会领袖都选择坚定的基要主义立场，强调圣经的绝对权威和字面解经，拒绝一切圣经批判和圣经研究的成果。论及这三位教会领袖的解经方式时，石衡谭指出：“他们更多强调个人的读经、祷告、默想、沉思，由此而作出个人的解释与判断，而不重参考前人的注释成果和别人的意见，而且他们多从信仰生活的实际经验和需要出发来研读圣经。这样就难以避免主观性。”[34]
在这种影响下，许多中国基督徒或者继承王明道的立场，认为圣经是完全自明的，凭直觉就可以读懂，所以没有必要参考解经书或神学书；或者继承倪柝声的传统，强调用“灵”来理解圣经的奥秘，推崇神秘化的灵意解经，反对用理性和思想来考察圣经。总之，他们强调个人圣经，排斥解经和神学，因为在他们看来，前者是神的话语，后者是人的智慧。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在阅读圣经的时候，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圣经；这些解经书和神学书是其他基督徒对圣经的解读。在本质上，他们拒绝解经和神学是选择只接受自己对圣经的理解，而否定其他基督徒对圣经的理解或拒绝聆听他人的声音。
由于缺乏反思和对话，他们的解经自然有个人化、主观化、封闭化倾向。同样，由于缺乏反思和对话，他们失去自我纠错的能力：即使信仰上有偏差或缺陷，也容不得他人的质疑和批评，以致信仰的偏差得不到纠正，教会的生活得不到更新。封闭的信仰是谬误和异端的温床，而反智主义正是封闭信仰的堡垒。
另一方面，因着信仰的封闭性和独断性，反智主义者喜欢站在真理和道德的至高点上，论断或贬低其他基督徒或教派的神学立场。由于他们把自己对圣经的理解等同于圣经本身，任何有别于他们的理解的解经都被认为是背离圣经的。比如，一些基督徒理所当然地认为按照字面理解《创世记》是唯一正确的解经，强调上帝是在严格意义上的六天里（每天24个小时）创造了世界，从而坚持“年轻地球论”的立场。[35]
在他们的眼中，任何不照字面解释《创世记》（比如认为“一天”不一定是24小时或地球年龄超过40亿年）的人都是自由派，甚至不是基督徒。和这样的基督徒沟通，一不小心就会被扣上“自由派”或“不信派”的帽子。除了解经问题之外，任何与他们的信仰观念或体系有差别的群体、立场或行为都会成为他们论断和谴责的对象。这种例子在华人基督徒中间到处可见。比如，在前文提到的《神学和神子》讲道中，那位牧师因着自己对神学的偏见对神学院里的高学历教授和神学学术性活动，如“恩福论坛”，颇有微词。
再比如，《生命季刊》有一篇文章谴责了教会合一或宗教对话运动。作者写道：“巴比伦意为混杂，今天中国的耶洗別的教训，公开提倡基督教与世界宗教大联合，先是鼓吹赞成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大联合…. 为万教合一鸣锣开道。今天中国耶洗別的道路，正是向这个方向迅速地滑下去，这难道还不足以引起向神忠心的众仆人、众圣徒的警惕吗？”[36]
主耶稣被捕前反复向天父祈求基督徒的合一，因此教会合一是耶稣最关心重视的事之一，但这位中国基督徒却把普世教会合一运动（ecumenism）称为“巴比伦”和“耶洗別”的行为。在他的认知里，惟有基督新教是教会，而天主教和东正教都是旁门左道。诚然，天主教和东正教有自己的不足和缺陷之处，但基督新教难道就是完美的，毫无瑕疵的？谁给了我们全盘否定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权力？此外，“世界宗教大联合”当然是错误的，但宗教对话是合理并有必要的。
总之，这种谴责教会合一和宗教对话的行为折射出一种狭隘、自义和独断的思维和心态。每个宗教信仰者都有将自己的信仰或某种信念绝对化的本能，而理性反思可以使信仰生活获得某种平衡，以免信仰者陷入极端的宗教狂热（fanaticism）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宗教中的反智主义尤其危险，比政治思想中的反智论更危险。因为失去理性与反思的信仰，容易滑向极其狭隘而不宽容的宗教偏执和狂热。这种宗教偏执习惯将现实世界视为“光明与黑暗”或“正义与邪恶”之间的彻底对立，正是反智主义的另一个特征。
第三、二元对立的思维。反智主义者习惯站在道德至高点上论断他人和其他神学立场，因为他们活在一种二元对立的世界观里。在这种世界观中，现实被整齐划一地分为一系列绝对的对立面——信仰与不信，黑与白，对与错，而对立面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状态的事物。换言之，世界完全由黑或白构成，不存在灰色地带。在信仰体系中，这种二元思维体现在将一种神学立场或流派视为绝对正确或者彻底错误的倾向。
比如，基要主义者习惯将自己的基要主义立场视为全然正确，不容质疑的，同时把自由派神学立场视为全然错误，毫无价值的。他们拒不接受对方批评，但理直气壮地谴责对方，因为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代表真理，对方代表谎言。在很大程度上，王明道代表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争论时呈现出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倾向。
一方面，王明道将保守派的立场默认为绝对真理，拒不接受自由派的批评。一些注重社会关怀的基督徒抱怨保守派基督徒只关注个人灵魂的得救，不关心国家社会，认为这是自私利己的行为。但是王明道完全拒绝这种指责，极力为保守派的立场辩护，强调“教会惟一的使命就是传福音。”[37]
反过来，他批评自由派过多地参与社会事务：“有些教会用全副的精神力量办学校，要为社会国家作育人才… 大多数的教会本就轻忽了传福音的使命，再加上基督教中的几个特殊团体和一些有学识有有声望有才干的大领袖们极力的鼓吹提倡各种社会的事业，谁还有心再顾到传福音的工作呢？”[38] 诚然，王明道对传福音重要性的强调是所有基督徒，尤其福音派基督徒都认同的。然而，把福音限于对个人灵魂的拯救，而排斥教会对社会的关怀，体现了基要主义狭隘的救赎观。
美国福音派神学家卡尔·亨利的名著《现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正是对这种狭隘福音观作出的深刻批判，为福音派更积极地参与社会事务奠定神学基础。[39] 上帝既然是创天造地的主，不只是个人灵魂的主，基督徒就应当在关心个人灵魂的同时关注更广阔的领域。在此意义上，自由派基督徒对保守派的批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以王明道为代表的保守派完全拒绝这种批评，坚信自己的立场是不容质疑的绝对真理。反智的倾向造成他们在神学认知上的盲点，以致他们无法正视自身的弱点。
同时，二元对立的思维使保守派用极端的眼光来看待自由派，将他们视为邪恶的化身和最危险的敌人。毫无疑问，自由派过于高举理性，否定圣经的权威，威胁基督信仰根基，的确是值得批评的，而王明道对中国教会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对自由派谬误的抵制和对圣经真理的捍卫。正是因着他不懈的努力，中国教会才免受自由神学的负面冲击，得以整体上保持纯正的福音信仰。然而，王明道对自由派评判的态度和语言显得过于严厉、偏激甚至暴力。他写道：
自从我在二十岁时，属灵的眼睛睁开了以后，便看见他们的虚伪、背道、可憎，便痛恨他们的这种恶行。从我开始为神作工以来，我就大声疾呼，一面斥责他们的罪恶，一面警告教会防备他们，远离他们，拒绝他们，这种劳苦并不归于徒然，有许多信徒因着这样的警告，看出来他们的危险，便远离他们，拒绝他们，因此逃离了许多危险。[40]
在王明道眼中，自由派是“虚伪”，“可憎”，邪恶和危险的，是神的敌人，应当被所有基督徒“远离”和“拒绝”。他把自由派基督徒直接称为“不信派”，将他们斩钉截铁地拒于千里之外，并对他们充满了憎恶和痛恨。王明道指出，我们应当尊重信仰其他宗教的非基督徒，但不应当尊重自由派，因为“他们是撒旦的差役，是混到教会里来吞吃群羊的…是披着羊皮的豺狼。”由此，王明道呼吁：“我们不但不尊重他们，我们要揭露他们的真面目，好提醒信徒躲避他们，远离他们…对这些人严厉，正是爱神的表现。”[41]
这段话让我们看到，保守派基督徒宁愿尊重非基督徒，也不愿尊重自由派基督徒。在王明道的眼中，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是彻底对立的敌我关系，是上帝与撒旦、真理与谬误、光明与黑暗之间的关系。自由派基督徒的信仰固然有缺陷，他们的谬误也值得警惕和批评，然而将他们视为信仰的敌人，罪恶的化身，甚至撒旦的差役，是有失公允的。这种二元的思维使保守派只看到自由派的缺陷，并将之无限扩大，以致不能客观、辨证地看待对方。
在信仰的正统性上，自由派固然有严重的偏差和缺陷。然而，在其他层面上，自由派有许多值得保守派借鉴和学习的地方。首先，自由派对宣教有着更宽广的认识，更注重社会关怀和文化使命。比如，许多自由派的在华宣教士，如丁韪良、林乐知、李提摩太等，努力使福音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里得到彰显，为中国的教育和文化的现代化与更新作出卓越的贡献。[42]
其次，自由派基督徒以更积极入世的态度回应现实社会的处境和问题。比如，吴耀宗以基督徒的身份对他所处的时代作出真诚的回应并提供神学思考，是中国基督教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与社会始终保守联系的人。[43] 再者，自由派基督徒更注重基督信仰和中国文化的关系及如何使基督教本色化的问题。比如，赵紫宸一生都在寻求基督信仰和中国文化的融合，并在中国文化的框架下构建中国本色的基督教神学。不管他的努力是否有成效，这种努力本身是值得尊重的。
其实，在这些方面，中国保守派基督徒可以借鉴自由派，摆脱狭隘的救赎观，拓宽自己的视野，使道成肉身的福音得以更深地进入中国的土壤，使福音大能得以在广泛的领域里彰显。可惜的是，反智主义使中国保守派基督徒以二元对立思维看待自由派，将他们视为和自己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仇敌，完全无视对方的优点，错失学习和自我更新的机会，从而更加固化了封闭而独断信仰体系和思维方式。
上世纪初期，美国保守的基要主义基督徒处于类似的境地之中，但与中国教会不一样的是，美国基要主义阵营内部出现具有自我反思和批判能力的神学家，如卡尔·亨利等人。他们一方面拒绝自由派神学在教义上的偏差，另一方面正视对方在社会关怀上的贡献以及基要派在这方面的缺陷，从而在基要主义阵营里大声疾呼并作出严厉批评。正是在这些神学家的不懈努力下，美国基要派得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封闭自义的信仰，转变成既持守圣经真理，又有更宽阔视野的福音派。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教会需要经历类似的深刻反思和转变。虽然今天许多中国教会以福音派自居，但在本质上还是延续基要主义的传统，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经过自我神学反思和批评。中国教会需要自己的《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
总之，反智主义使得许多中国教会基督徒拒绝对信仰问题作出反思和对话。这种倾向首先体现在对神学的反对上，因为神学本质上是对信仰的理性反思；这种倾向也导致封闭和独断的信仰，因为反智主义者拒绝信仰上的反思和对话；而反思和对话的缺失容易使人用二元对立的眼光看世界，视自己为真理的化身，视对方为真理的敌人。
反智主义普遍存在于中国基督徒，甚至海外华人基督徒中间，而且深入人心，因为在早一代教会领袖的影响下，反智主义已经成为中国教会信仰和属灵传统的一部分。为了更好理解中国教会的反智现象，我们需要考察深刻影响中国教会的三位领袖，倪柝声、王明道和宋尚节，他们信仰和思想中的反智主义。
[1] 在很大程度上，本文写作源于并得益于西三一中文部“中国神学论坛”里的讨论。感谢论坛的所有参与者尤其钱振华博士、王俊博士、宋思义、姚子新、崔宝恒、李播、成宏、范家地、李华荣等，对反智主义所作出的反思、讨论和对笔者的启发与支持。
[2] 复旦大学物理学学士、美国托莱多大学物理学硕士、加拿大维真学院基督教研究硕士、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基督教神学与宗教哲学）。曾在剑桥大学耶稣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在维真学院担任神学博士后研究员。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特聘研究员。现任加拿大西三一大学神学研究院中文部主任及助理教授，同时任剑桥大学法拉第科学与宗教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3] 本文的“华人教会”包括中国大陆以及海外华人教会，但以中国大陆教会为主。华人教会和中国教会将在文中互换使用。“中国教会”主要指自上世纪初期以来存在于中国大陆本土的基督教新教教会，即由早期中国基督教领袖，如倪柝声和王明道等，建立起来并延续到今天的中国新教教会，不包括天主教教会或二十世纪以前由海外宣教士建立起来的新教群体。本书讨论的中国教会当然包含三自教会，但更多涉及的是家庭教会。在一定意义上，中国教会也包含深受中国传统教会影响的海外华人教会，如地方教会和保守福音派华人教会，因为这些教会延续了中国教会的信仰和属灵传统。
[4]吴保罗，“教会里反智主义的危害”，《福音时报》2017年，第4期，(https://gospeltimes.cn/article/index/id/40544)，2021年8月23日访问。
[5] 石衡潭，“中国家庭教会的反智倾向和个人化倾向”，《基督教与中国》，2005年，第3辑（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2040），2021年8月25日访问。
[6] 同上。
[7] 同上。
[8] 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夜与汇流”，载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
[9] Richard Hofstadter，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Knopf, 1963), 7.
[10] Ibid., 8.
[11] Ibid., 24.
[12] 石衡潭，“中国家庭教会的反智倾向。”
[13] Hofstadter，Anti-intellectualism, 55.
[14] Ibid., 47.
[15] Ibid., 75. 美国历史学家马斯登也承认：“反智主义是美国复兴运动的特征之一。” George Marsden，Fundamentalism and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212.
[16] Hofstadter，Anti-intellectualism, 48-49n.8.
[17] Mark Noll, 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94).
[18] Ibid., 3-4.
[19] Ibid., 161.
[20] Ibid., 12.
[21] David F. Wells, No Place for Truth: Or Whatever Happened to Evangelical Theology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94).
[22] Os Guinness, Fit Bodies, Fat Minds: Why Evangelicals Don’t Think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Grand Rapids, MI: Baker, 1994).
[23] 周学信，“教会中的反智主义”，《举目》2011年，第49期。
[24] 除以上作者外，Biola University的哲学教授J. P. Moreland也在其著作Love Your God with All Your Mind: The Role of Reason in the Life of the Soul (Colorado Springs, CO: NavPress, 1997) 的第一章中讨论了这一问题。另一本讨论此话题的是James W. Sire, Habits of the Mind: Intellectual Life as a Christian Calling (Downers Grove, IL: IVP, 2000). 另外，诺尔在2013年出版后续之作Jesus Christ and the Life of the Mind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2013)，继续讨论这一问题。
[25] 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
[26] 同上。以上引文主要依据马王堆《老子》写本甲、乙两本释文，见《文物》，1974年，II期。
[27] 同上。
[28] 如石衡潭，“中国家庭教会的反智倾向和个人化倾向”，《基督教与中国》，2005年，第3辑；周学信，“教会中的反智主义”，《举目》，2011年，第49期；林慈信，“华人教会的反理性传统——华人教会探源系列（三）”，《教会》，2009年，第19期；陈已新，“我知我信——反智与崇智的危机和出路”，《教会》，2015年，第53期；吴保罗，“教会里反智主义的危害”，《福音时报》2017年，第4期。
[29] 关于教会和世俗文化的关系，请参考尼布尔的经典之作《基督和文化》，I. Richard Niebuhr, Christ and Culture, reprint edition (NY: Harper Perennial, 2001).
[30] 石衡潭，“中国家庭教会的反智倾向。”
[31] 周学信，“教会中的反智主义。”
[32] 赵紫宸，《神学四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3-4。
[33] 王明道，《五十年来》（香港：灵石出版社，2009），75（转引自宋思义“基要主义是信仰纯正的根源吗？”，未发表的论文）。
[34] 石衡潭，“中国家庭教会的反智倾向。”
[35] “年轻地球论”按照《创世记》第一章的字面解释，认为地球的年龄不超过一万年。这一立场在美国基要主义和福音派基督徒中间很流行。许多华人基督徒也持守这一立场。
[36] 警钟，“从推雅推喇看三自教会的错误教导”，《生命季刊》，2003年，第26期（转引自石衡潭“中国教会的反智倾向。”）
[37] 王明道，《现代教会的危险》（香港：灵石出版社，1995），23。
[38] 同上，19-20。
[39] 卡尔·亨利，《现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陆迦译（上海：三联书店，2018）。
[40] 王明道，《我们是为了信仰》（香港：晨露出版社，1994），193。
[41] 同上，198。
[42] 请参见：段齐，《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66-72。
[43] 赵晓阳，《吴耀宗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导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