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徐颂赞
时间：2022年9月27日
整理人：李佳明
文稿根据讲座音频整理，讲者有所修订。
各位好，谢谢郑利昕老师的邀请，我们三年前在芝加哥大学神学院见过面，很高兴能参与她的心性关怀的新事业。这个“心性关怀与辅导”课程的维度很丰富，今天我主要就基督教的社群关怀来谈，当然不仅包括基督教内部，也包括基督教如何由内而外开出现代社会的一部分，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部分。今天主要把这个由内而外的展开过程说清楚。
“邻舍”消失了吗？
最近，人类学家项飙老师的一句话，我觉得很有趣。他说：“我们现在好像丧失了这种构造出一种能够相互信任的关系能力和自信……个人的意义与尊严出路不在于个人，一定是在关系……你不能够去追求人尊严，你一定要构建出附近，重新去想这个关系，建构出关系。”他说在他们那个年代，也就是八九十年代，他在北大念书做浙江村的社会学研究，他认为二三十年前他们是有“附近”的，或者说至少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很近。但他觉得现在年轻人好像丧失了这种“附近”，不知道“附近”有谁，或者跟附近的人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项飙很敏锐地捕捉到当代中国社会的一种现象——就是人们失去了共同体，也失去了社群关怀，人们找不到自己真正归属的社群，难以想象跟其他人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当然，如果就此怀念起二三十年前的亲缘关系，我认为也是有问题的。在一个市场经济被限制，用“单位”“户口”和“铁饭碗”稳固人们的社会关系的年代，不值得怀念。那种也不是真正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一定是存在高度的价值观认同，是在一个多元的环境里，经过自由选择和反思之后的认同和文明创制，不是你“被统一”“被统治”后不得不认同某个信念和某个群体，这种“伪共同体”其实没有什么文明创制的能力或者战斗力，迟早也会瓦解。
但是，瓦解之后的问题更大了，也就说人们原来就没有真正的共同体，而进入一个更加原子化的社会后，就更散沙，甚至流沙了。在这种流沙环境里，人们每天做的就是最大程度地趋利避害和自我满足，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怯者挥刀向更弱者，很难考虑到什么文明创制。
文明创制，创造一套文明体系，最开始需要奉献和牺牲，需要前人栽树，需要在荒漠里走出一条路，而且不是别人让你走时你才走，而是你自己因为内在的信仰或者信念快要爆棚，不得不走，不走就整天难受。用基督教的话说，就像保罗在亚细亚对以弗所的长老们说，他被圣灵“催逼”，虽然很清楚未来一定有捆锁和患难，但他不得不继续去这些地方传教。前面三百多年，基督教传播的核心动因，就是因为内在的信仰，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催逼”。那个时候，没有完整的圣经和文本，也没有后来复杂、精细的经院神学，就是靠着无形的圣灵的带领，靠着一群没有受过贵族教育的底层信众（很多是寡妇）的信心，三百年后，基督教占领了罗马帝国，改造了古希腊罗马文明，整合了西方世界，提供现代文明的母版。这就是文明创制的源动力。
但是，你反过来想，“传教”本身是反自然人性的。按照儒家的差异等级观，士大夫没必要整天跟农民住在一起，跟他说你要行仁义，因为仁义本质上是讲给贵族和官员听的。佛家和道家就更尊重自然人性了，你有佛缘、道缘才会来亲近，和尚道士不会整天来向你讲《唯识论》或者《道德经》，而是主要忙于自己的修道。事实上，按照韦伯的理解，高雅的文言文甚至对古典文字的神秘化理解，背后就是极深的传统主义，这些都是仅仅限于一小群的精英内部的。但是，在基督教的观念里，它需要主动地传，而且是不分种族和阶层的传，还要传遍地极。使徒保罗是犹太人也是罗马公民，日子应该不错，但他却主动传播当时在罗马人和犹太人看来都是邪门歪道的基督教，而且宁可被石头砸死和被钉十字架，还是不分昼夜地跑遍地中海地区传教。不仅他一个人，耶稣死后的三百年，几乎所有使徒和殉道者都是这样做的。这很不可思议。他们太关心别人了，按照中国人的老话，就像和事佬。但是如果按照他们自身的理解，他们就是被圣灵催逼，就这么简单。但问题来了，传教不仅仅是传播宗教而已，本质上是在建立一种新的文明，因为信徒要重新按照新的世界观、价值观，做新人，建立教会，过新的日子，这些都是在信仰里自然而然就做的事，自然而然就移风易俗了，无形中就生长出新的文明秩序。
文明创制和社群关怀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文明就是把一群人组织起来，共享高度协调的价值观，有不加复杂思考的默认的规则和习俗。如果这种文明还能对其他文明产生长时间的持续吸引力，那它更具有生命力。所以可以想象，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文明是天然主动关心他人的，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处于晚期的文明，才是高度自利、冷漠自私，或者无暇他顾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文明创制的源动力，尽管跟中国文化的差异不小，但单单理解起来并不难懂。直到现代西方社会，很多慈善、教育、医疗，甚至像红十字会等，很多原先只是源自基督教内部，或者和它相关的很小的事工，一开始也都是少数人，甚至一两个基督徒怀着信念就开始做起来。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以及传播范围扩大，它们慢慢就演变成跨国的大组织，其中形成的规则和知识体系，变成其他文明共享或者需要去学习了解的通用规则，包括如何看待个人和社群的生命观、价值观、世界观，也成了普世性的观念和价值。这个学习的过程，就是我们常说“现代化”。学界对“现代化”的定义和界围，至今还在争论，但从主要方面来看，它其实就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由内而外、外化出来的一系列观念、价值、规则和知识体系。
当然，我也同意余英时先生的判断，儒家文明并不反对现代文明，而且也的确参与了“现代社会”在中国的生成。近代早期乃至明末清初引介西学最积极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儒家士大夫，而不是其他群体。但是，我们也必须从根底上注意到，虽然儒家和现代文明存在着相当的亲和性，但它本身并没有开出现代社会的一系列规则和知识体系。或者按照一些美国汉学家的思路，虽然在儒家的思想和实践中也能找到“自由”、“个体”，或者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等诸多线索和要素，但儒家并没有自发地发展出可以和西方基督教文明同等体量、扩展全球的文明体系。这也是能直接看到的事实。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另一个事实，就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它本身也经历了一个漫长、复杂的演变过程。按我的理解，基督教开出现代文明，是一个相当复杂、多义、变动的过程。我们站在事后来看，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偶然性。或者说，基督信仰本身，最开始不一定存有开出现代文明的必然目的。然而，经过和不同文化的融合、长时间的思辨讨论，甚至冲突，事实上却又开出了现代文明，已造成眼下的结果，形成强势、普遍、独特的现代文明。这样一来，我们又不得不去回溯和分析这种偶然中的必然。这个背景，其实跟基督教的社群关怀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基督教基于自身的信仰，对所有信徒以及“外邦人”存有普遍的、个体的、全人的关怀，这本身是符合现代社会的，也催生出某种现代价值。随着基督信仰的扩展，这种理念和做法扩展到其他地方，成为其他文明学习的价值和规则。
这种扩展的过程，可以从国际红十字会看出。这个组织是目前发挥实际影响最大的国际组织之一，但它却不是国家机构，也不是类似联合国那样由主权国家派出代表组成的国际组织，它本质上是一家位于瑞士的私人协会，最开始由一位加尔文教派的信徒亨利·杜南创办，他们的核心委员会和雇员长期仅限于日内瓦的信奉新教的公民。但为什么这样一家私人协会，能在战场上直接发挥作用？因为它在长期活动中，积累了信誉和各方尊重，得到国际法的豁免，有将近200个国家参与《日内瓦公约》，这让它能够在战争中有效保护和运送伤员和战俘。但回看它的起点，就是亨利·杜南最开始的“五人委员会”，当时他看到一个小镇的战争双方有很多伤兵得不到救助，就叫来一些朋友，有医生、律师和将军，一起组建了委员会救助伤兵。后面，经过一战、二战，要解决的事情更多了，慢慢发展成大型的国际组织。这就是几个基督徒基于解决实际问题，展现公共关怀的小型事工，扩展为普遍性、国际性的大组织，提供全人类的普世关怀，变成现代世界秩序的一部分。
这种例子，在西方多得不计其数，后面我要讲的苏格兰遗孀基金，也是一样。这可以看出基督教的文明创制，一开始都是从关心某个很具体但很要紧的问题，从具体的人和事出发，回应人的问题，后来慢慢变成国际秩序，变成全人类共享的文明。另外，从这个角度看，儒释道文明并没有发展出与之匹敌的国际秩序，也没有发展出其他国家进入“现代化”不得不学习的一系列规则体系。
社群关怀：从精英到大众
很多人是通过基督教的精英人士，来认识社群关怀的。比如特雷莎修女，她是天主教徒，后来在印度创办了仁爱传教会，创办了很多慈善机构，专门服务那些患艾滋病、麻风病的妇女，甚至一些垂死的穷人，因为很多穷人快死去的时候，没有人来照顾他，也请不起保姆，所以仁爱传教会专门设立了这样的居所，给穷人提供临终关怀，让他们有尊严地去世。现在，仁爱传教会还在很多国家继续活动，虽然特雷莎修女已经去世很多年，但还有大量修女在继续这样的事工。特蕾莎到印度以后，专门把印度最底层的种姓——吠舍穿的一种白棉粗布，作为自己修会的服装，因为她们认为基督的福音、上帝的爱，不分种姓和阶层。
另外，很多人知道柏格理，他是英国卫理公会的传教士，跑到云贵山区的石门坎传教，除了建立教会，还办了学校、麻风病医院、足球场、游泳池等，还给大花苗发明了罗马拼音的苗文，让他们能识字、受教育，结果变成了云贵高原的文化高地。另外还种牛痘，消灭了天花，甚至柏格理被当地人称为苗王，直接把这些民族从刀耕火种的石器时代带进了现代文明。
其实，这种案例很多。比如史怀哲，所谓“非洲圣人”，他是德国的一位神学家、哲学家、音乐家，管风琴拉得非常好，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他是典型的德国精英知识分子，当他29岁的时候，听到法国人占领了非洲，刚果缺少医生，他就决定去学医，经过9年学习，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然后全家移民非洲，到加蓬去创办麻风病院，创办丛林诊所，然后30多年一直在当地，做医疗和慈善的事工。
还有一位基督徒叫晏阳初，他是四川人，后去到中国香港的学校和美国耶鲁大学念书。毕业以后回到国内，到湖南、四川办学校和医院。他有很系统的一些理念，比如平民教育运动，我这边就不展开说了。我也去寻访过他在重庆北碚的办学遗址，现在已经被改造成博物馆。晏阳初受基督教的影响非常之大，因为他早年在香港圣保罗书院（已并入香港大学），就接触到基督教，成为基督徒。所以，他一生在做的平民教育，本身就有浓重的基督信仰和社群关怀的底色。当然，也有中国传统儒家的仁爱和民胞物与。但是，如果缺了基督教这个底色，就很难了，因为他的很多做法， 包括另一位基督徒教育家陶行知所做的，源头都是从基督教和美国触发和学习来的。
当然，基督教的社群关怀，不仅仅这些精英在做，不是知识分子的阳春白雪，它是一个普遍现象，很多是普通信徒的事工，是普通人的常识和习惯。
有一些数据统计，在香港，虽然基督徒只占到全港人数的8%，但是基督教承担了60%以上的社会福利，40%以上的中学教育。也就是说，基督教承担的社会功能，跟它的人口比例是不成正比的。人口比例非常之低，但是它承担的社会公共服务的比例却相当之高，这是在香港的数据。
在美国，单单一个信义宗的公共服务，每年就服务600万人。天主教在美国成年人中占20%，是美国最大的教派。第二大是浸信会，占15%。天主教的医院为美国1/6的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另外，美国大概75%以上的人曾经普遍从事过义工、志愿者这些最基本的社会服务。
基督宗教（包含天主教、新教等）本身是世界性宗教，全球有20多亿信徒，两千年的历史中，支撑了罗马帝国的中后期，大一统的中世纪，以及西方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今天，它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宗教和文明体系，是英美德法等社会的民族信仰和社会主体，开出了各种各样的教育、慈善、医疗机构。
这里有一组数据，截止2021年，天主教在全球开办72,667所幼儿园，98,925所小学校，49,552所初中，5,245所医院，14,963家诊所，532所麻风病院，15,429所老人院和慢性病、残疾人中心，9,374所孤儿院，10,723所儿童乐园，12,308所婚姻咨询中心，3,199所教育和社会再教育中心，33,840所其它类型机构。这些机构很多在亚非拉地区，而且有些持续历史三四百年，没有中断。比如耶稣会办的大学，美国的波士顿学院、芝加哥罗耀拉大学、旧金山大学，韩国的西江大学，日本的上智大学等。除了天主教和它底下的很多修会，其他新教的宗派也都办了属于各自体系的机构，就更多了，后来逐渐演变为更开放的公共机构，比如清教徒创办的早期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比如苏格兰长老会、韩国长老会在各自国家开出的现代文明体系。很难想象，抽离掉这些基于基督信仰的社群关怀，“现代文明”还会剩下哪些硬框架？
所以，从这里我想引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基督教遍地开花、长达数千年的社群关怀，它源源不断的动力，到底是从哪儿来、怎么来的？仅仅是一时的发好心吗？或者按中国人的理解，就是做好人好事、行善积德吗？仅仅靠一时的热爱吗？如果仅仅靠这些，能够持久吗？能够跨越国界、跨越年代，持续上千年吗？我想，这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依靠背后更深厚的历史、文化、制度，乃至整个文明civilization内部和外部的呼应和整合，才能够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才能够源源不断地涌现出特蕾莎、柏格理、晏阳初、陶行知等这些基督徒社会活动家，这不是个例，不是他们一时感动就去做了，跟背后深厚的信仰土壤、制度土壤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没有这种土壤，它是没法持久的。
面向真实的人和问题
基督教的社群关怀，不是耶稣以后才后，早在摩西时期，早期犹太教就已经有了。如今犹太人仍然保持独特、强大的民族认同和信仰认同，它的低人口数量和它的高度文明贡献，是不成比例的。3000多年前，摩西五经涉及的律法，就能看出它对不同人的牧养和治理是非常多元的，非常详细，比如随便翻开《申命记》，这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40年，快要进入迦南美地时摩西的吩咐，里面都是点名道姓的吩咐，都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不像中国古代法典那样模糊。到了佛教和道教，禅宗和心学，就更模糊了，直接拉平了所有人的人格特点，你看不见任何具体面目的个人，或者说个人淹没在这套信念里面了。
但是，在犹太人的圣经里，都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我以前读不进这些书，读完《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里祭祀的繁文缛节，《民数记》和《申命记》都直接跳过了。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些中国读书人最看不进的，或许才蕴藏着犹太民族的核心秘密。这些“繁文缛节”的东西，都在讲耶和华怎么恩待和惩罚祖先，应该怎么设立长子，如果哥哥去世，他的夫人没有怀孕，成为寡妇，那么弟弟如何去继承这个寡妇？都是这些东西，还点名道姓，谁应该这么做，谁不能这么做。
还有，你借钱的时候，能不能放高利贷，能不能取利息，然后面对聋子的时候，能不能咒骂他，能不能放障碍物到瞎子面前，这些都规定地非常细。而且这些是实际发挥作用的，你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你去祭坛前赎罪吧。OK，那你要怎么赎罪，怎么献出和宰杀小羊羔，怎么交给祭司，这些后续步骤，也给你规定好了。
如果放在中国文化的脉络里，外儒内道的士大夫可能用一句“吾心自足”“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就把这一切给化解了，它最终造成了一个个孤单、慎独、整天读圣贤书，不想也不敢跟农民、囚犯、盐商往来的人格。但在希伯来圣经里，都是点名道姓一个个真实的人。这些经典被传承了数千年，至今还有神圣性，而且直接影响了犹太教、基督教，都是非常注重人格互动的，因为他们信奉的耶和华就是这样一位与实际的人互动的神。说到这里，你再去读《民数记》，可能就有感觉了。三千多年前的希伯来圣经已经非常细了，这个特点在新约圣经也一直存在，耶稣、彼得、保罗说的话、做的事，都是面对一个个具体的人，他们带有自己的性格特征，比如疯狂爱耶稣的抹大拉的玛丽亚，比如耶稣靠一句话救下来的撒马利亚妇人，还有墙头草一样的渔夫彼得，最后坚定信仰，被倒钉十字架。保罗就更不用说了，他骂小亚细亚的不同教会的方式都不一样。今天读起来，这些仍然像是真实的生活，不像是已经过去的历史故事而已。所以说，从犹太教到早期基督教，到中世纪天主教，再到后来多元的新教宗派，这条总线索，不断被演绎、继承、变化，两三千年来都没有断掉过。这种面向真实的人，以及它的历史性是基督教社群关怀的一大特点。
神学和制度的整合
更进一步说，基督教社群关怀的背后，还需要神学支撑和制度设计。制度性，就是说它有各种各样的制度性的、条文性的、组织性的面向，不是仅仅让信徒去“悟”，去被圣灵充满，它还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制度，来保障“好心”不仅热一时，还能一直热下去。没有这些，就很难跨越几千年的历史变动。先来说神学，首先是教牧学、教牧神学，ministry或者Pastoral Theology，它是特别来处理教会内部，如何把基督教信仰能够传达、牧养给不同的信徒，因为信徒进教会之前，什么人都有，五花八门，背景和经验都不一样，如何去关心和牧养每一个信徒，进而更好地牧养整个教会。
教牧神学属于实用神学的范畴里面，细化开来，又非常细——教义、教规要怎么定？整套礼仪怎么定？怎么协调个人跟个人之间的角色和关系？当信徒遇到抑郁症的时候，要怎么去辅导他？灵性如何指导？长老怎么选举？牧师如何按立？管理范围和权力界限是什么？这些都是教牧学在关心和研究的，它是一门独特的学科。所以在很多基督教神学体系里，教牧学博士要读好多年，除了研究，还需要实践。这门学科很能展现基督教的社群关怀，也是佛道教的研究者可以详细了解的。
另一门学问是公共神学，专门研究教会怎么面对外部社会。如果说教牧神学是面对内部，牧养和协调信徒和信徒之间的关系，那么公共神学是协调教会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从信仰发出的善，不仅仅是基督教内部的，还有更广阔的共同的善，跟国家和政府有关，跟社会和公众有关，跟整个世界有关，它在处理这种维度。今天的公共神学进展已经非常前沿，有些朋友正在研究AI、VR技术，以及数字化新媒体和公共神学的关系。或者说，如何运用这些最前沿的技术，来进行社群关怀。
总之，这两种学问都有关所谓社群关怀，社群的内部就是教牧学，社群外部就是公共神学。
不同的宗派，它背后的制度是一样的，那么它运用神学的方式也不一样，谁来用，向谁用，权力的分工和整合，都不太一样。我们以新教为例，它宗教非常多，体系复杂，但总体上有三种制度——主教制、长老制、会众制。
主教制，是基督宗教里最古老的一种制度，就是教会存在一个最高权威。最早的时候，早期基督教受罗马帝国的逼迫，有很多人殉道，殉道以后需要有人继续接上来负责教会事务，所以早期的主教一方面管理教会，另一方面他要为了殉道。这套制度延续到部分古老的东方教会，以及天主教、东正教、圣公会，以及部分路德宗，现在都是主教制。主教是首脑，主管一切教务，可以设立司铎、助祭等协助管理教会事务。整个教会里有基层的教堂，十多个教堂整合成教区，几个教区整合成教省，一层层往上整合到教宗。天主教的“圣统制”就非常明显。天主教有十多亿人，普世圣公会有8500万人，都是体量巨大的大教会，但都是主教制度，把全世界各地的信众整合起来。这种制度的好处是整合，而且在基层的教堂，以及教区、教省，甚至修道院的体系，都可以整合资源，开出不同面向的社群关怀。所以，你可以看到，香港有很多天主教学校，名字看起来都带有天主教但字样，但背后的主办方是很不一样的。比如中环有天主教总堂区学校，那是香港教区办的学校。除了99间教区学校以外，还有118间修会学校，那是属于24家修会的教育体系。可以说错综复杂，但是他们形成了整个大的天主教教育在香港的联盟。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天主教内部复杂的脉络，既有分，也有合，一种纵横交错的场景。
第二种是长老制，我刚刚举例说，它有牧师、传道、长老、有执事，大家一起来管理教会，相当于一种议会制。犹太教里面就有长老，基督新教里面的长老，更多是通过议会的方式，信徒大会是最高权力来源，并通过选举来设立长老团或者长执会、堂委会来进行决策和管理教会，它们下面可能分设圣乐部、传道部、儿童事工部等不同部门。在长老制度的教会里，最基层的地方教会是堂会或者小会，比如某某福音堂，或者长老教会某某堂。然后，在很多堂会可能会组成更大的中会或者区会，比如华东区会、华西区会、台北中会、台南中会，在区会或者中会上面还有总会，就是这样一层层组织架构起长老制。在近现代史中影响比较大的是苏格兰长老教会、美国长老教会、日内瓦长老教会等，很多现代的机构都是从这些母体里面演变出来的。
第三种叫会众制，特别是在新教里面，很多17世纪以来受清教徒影响的教会采用会众制，比如浸信会、公理会、贵格会、门诺会、弟兄会、神召会，还有一些19世纪以后的新宗派也是这种制度。会众制就是强调每个地方教会都是独立的，互不干涉，没有长老教会的那种小会、中会和总会，更没有天主教的圣统制，或者圣公会和路德宗的教区和教省的说法，他们最多有一些相对松散的联盟，比如美国就有南方浸信会联会。教会一切内部事务由会众决议，具体制度和礼仪由会众决定，然后通过民主的方式，选聘堂会的主任牧师（Senior Pastor）。会众制的教会强调每个信徒都应该参与教会，虽然事实上也存在牧师或者负责人，但是平信徒能够参与教会事务的决策，或者主动发起某项事工，他不用听主教决定要做什么，自己就可以主动发起各种各样的活动。
这些不同的制度设计，会影响里面所处之人的具体行动。比如，在长老制的教会里，所有信徒开大会是它的最高权力机关，然后选出长老们，或者区会委派牧师来牧养他们。在教会里面，不管是去探望，或者做监狱事工，或者成立基金会，全部是大家集体决策。这在主教制的教会、会众制的教会，就不是这样的做法了。然后，教会与其他教会的关系，是独立、联盟还是上下级的关系，这又会关系到资源如何分配，是上级给你分配和协调，还是你自己去开拓和竞争，也就是从别人那里抢过来，这些都关系到制度设计的问题。当然，所有人都说自己是基督徒，都在说上帝的爱，但是怎么去爱的方式千差万别，这就跟神学和制度有关。
社群关怀的公共展开
基督教社群关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公共性，它不仅是教会内部的，它也从内部走向外部，能够从内到外开出去，成为普世性的恩典。
早期教会的很多人是寡妇、老人，社会阶层比较低，相当边缘，保罗书信里面就提及如何照顾寡妇老人等。后来随着基督教慢慢强大，特别是四世纪以后，基督教变成罗马帝国的国教，规模就更大了，基督教的社群关怀就更加正式了。天主教就有一些很细的做法，比如规定给饥饿者怎么做，给口渴的人、赤身裸体的人、患病的人怎么做等等。基督信仰的出现，相当程度上也改变了罗马帝国的很多做法。比方说，开设公共医院，罗马帝国也有医院，但医院它只提供给公民，或者有一定社会阶层的军人、官员等。但是其他人，比如劳工，没法进去。基督教的出现，就打破了这么一个局面，它提供给所有人，它是制度化的、公共性的。在1700多年前，基督教就设立了一些公共的医院，不仅在城市，也到乡下。可以说，基督教有意识地把医院向着整个罗马帝国境内进行推广。另外，还有一些托儿所、孤儿院。在罗马帝国，原先非婚生或者残章的婴儿是可以被杀死或者丢弃的，所以有大量的弃婴，但是基督教兴起以后，它的信仰本身就非常反对这种事，反对堕胎和弃婴，所以就造了很多托儿所、孤儿院来收养这些婴儿，有专门的神职人员和教会的人去抚养他们。这些案例，都说明基督教的社群关怀，面向教会以外的人，是带有公共性的。
当然，这种公共性，它既有内部的公共性，也有外部的公共性。内部的公共性怎么说？就是教会内部的各种团契、聚会，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需要，有按场合来分，比如礼拜天的主日聚会，平时的小组聚会，家庭的查经聚会，还有一些面对慕道友的福音聚会。也有按照职业和行业的分，比如面向工商界和企业家的工商团契、企业家团契，大学生有大学生团契，学者有学者团契。还有的因为场所和需求不一样，设立面向老年人的慈善基金会，面向狱友的监狱事工，还有戒毒事工，流浪者关怀事工等等。
举个例子，主日学。我们知道在很多宗教里，成年人甚至中老年的成年人，才是宗教的主体，儿童经常是被忽视的。但是在基督教里，很重视儿童。礼拜天的宗教活动，不仅是成年人的，也有儿童的主日学。最开始是在英国工业革命期间，有位圣公会的信徒，他看到这群流散在街头的童工，有他的宗教需求，就成立“主日学校”或者“主日学”（Sunday school），或者叫主日学。他决定聘请老师来教这些儿童，教圣经知识，教唱歌，也教认字。这是1780年的事情。到现在，大部分的教会应该都有主日学，这就是教会内部的公共性。
至于教会以外的外部公共性，也很好理解，大量医院、学校、机构是从基督徒开始的。比如我们知道目前中国最好的几家医院，几乎都是教会医院留下来的，北京的协和、湖南的湘雅、成都的华西、杭州的浙大二院，几乎都有教会医院的背景。民国时期，还有13间教会大学，几乎就代表了中国现代教育的高度，特别是国立大学还没起来的时候，最高水准就是教会大学，这是蔡元培说的。当然，它们在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全部被拆散，被调解到不同的学校里面去，但是它的历史影响和教育遗产，仍然在发挥作用。
还有一个例子，我觉得很好，就是苏格兰遗孀基金，它从内部慈善，开展出社会慈善，也是基督教社群关怀开出现代社会公共文明的一个典型案例。
苏格兰遗孀基金或苏格兰寡妇银行，这是英国最有名的专门做保险，做养老金、做投资的公司。它最早其实就是苏格兰长老教会的两位牧师，看到很多牧师去世后，通常留下夫人和孩子，他们的生活怎么办？所以，当他们看到这个问题，就和爱丁堡大学的数学教授合作，来研究如何通过设立一个专门为牧师们做保险的基金。那个时候是1744年，也就是清朝乾隆九年。他们是这么算的——苏格兰长老教会当时有930位牧师，平均每年去世27位，有18位会留下遗孀和两个不到16岁的孩子。这样就能算出加入这个基金的牧师，每人每年应该交几英镑，那么等他去世后，他的夫人就能拿到多少补助来过接下去的生活了。当时算出来时年缴2英镑12先令2便士，那么遗孀就能每年拿到10英镑。如果想拿到更多补助，那就年缴6英镑11先令3便士，这样每年就能拿到25英镑，足够生活开销了。这还成了现代保险精算学的前身。
当时，他们这个还叫做“苏格兰教会牧师遗孀及孩童抚恤基金”，后来改名为苏格兰遗孀公司，还给泰坦尼克号事件里的遗孀发过赔偿金。现在它已经变成英国最有信用、规模最大的保险和养老金的公司之一。
你可以看到，它不是突然出现的，它最早就是两个牧师看到一个非常小、但非常实际的需求，去设计出来的制度，结果过了300多年，现在还在运作，变成普惠性质的公共机构，变成人们共享的一种文明秩序。这就是基督教社群关怀如何从内到外、从小到大的一种典型案例。它不仅背后有理念，有神学，也有制度的设计，不仅基督徒能享受它的恩惠，其他人也能参与这套文明秩序，享受这套制度的红利。
今天说了很多，总结起来就是社群关怀，要看见具体的人，看见儿童的需要、麻烦病人的需要、监狱这些人的需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有不同的处境，如何把一个普遍性的信仰，带入到这些具体处境里的具体的人，这是需要反思的。也就是说，你的邻舍，需要你用一双信仰的眼睛，一种经验的流传，去发现和开启。其次，社群关怀背后有浓厚的历史性，有神学但也有合宜的制度设计，通过制度去整合资源、平衡权力，去鼓励不同层级的人来参与这种关怀。最后，这种社群关怀不仅是内部的，也能够从内部走到外部，最终形成一种普惠性的文明体系，这是更难的。说到这里，你可能就能理解为什么瑞士的一家私人协会，能变成最有影响力的国际人道组织。或者苏格兰两位牧师的想法，变成了英国最大的养老金银行。我想这些就是基督教社群关怀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启发。
（注：感谢讲员徐颂赞老师授权本平台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