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应当活着？
勒尔
您在二〇〇六年出版的自传《广阔空间》（Weiter Raum）中提到，一位朋友在一九四三年死于一场空袭，您自己也受伤了，您写道：“那天夜里，我平生第一次呼唤上帝，并将我的生命放在上帝的手中。我好像死过了一回，而此后的每一天，生命于我都犹如崭新的礼物。”不少人可能会对这样的悲剧做出不同的反应，甚至可能诅咒上帝，您却没有。为什么呢？
莫尔特曼
我是在一个世俗的家庭中长大的。我的祖父是汉堡一个共济会（Freimaurerloge）分会的大师；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我的父亲对头上那位隐匿的上帝以及我们心中的道德律充满了敬畏，但那时我还没有认识到上帝的权柄与全能。
当我呼唤上帝时，其实是在求救。人在这样生死攸关的境地不会去质问为何身处此境，也不会去诅咒将自己引入此境之人，而只会呼求解救、医治和帮助，想方设法脱离困境。神义论的问题—若上帝是公义的，为何世界上还存在恶？这是旁观者的问题。这个问题往往是事后提出的。为什么在汉堡—尤其在哈默布鲁克地区和东区—遭受空袭时，有足足三、四万人被活活烧死。然而亲历此境时，追问的就不是为什么，而是如何逃脱。
勒尔
尽管如此，我依旧认为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很多人的反应可能完全相反，可能会诅咒上帝。
莫尔特曼
我当时不认识上帝，我只是求救。
勒尔
您说您当时不认识上帝。也就是说，您成为神学家并非被预设好的。
莫尔特曼
的确如此。我是我那个受到启蒙的家庭中的第一头黑羊。我本想攻读数学和物理，为的只是从一定程度上对抗教授历史、德语和拉丁文的父亲。因此那时候我对自然科学非常感兴趣，就因为我父亲对此一无所知。
我当时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为什么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死去？我为什么就应当活着？直到暮年，我一直在寻找问题的答案。
勒尔
您还没有找到答案吗？
莫尔特曼
并不是！一九四七年，也就是汉堡遭遇空袭后四年，我与其他一些战俘共同获邀参加在英格兰中部德比郡（Derbyshire）的斯旺威克（Swanwick）举行的第一届基督徒学生运动（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 SCM）国际会议。在那里，我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并决定将生命奉献给基督教信仰的复和力量，决定学习神学、成为牧师。
勒尔
您与其他一些神学家不同，举几位较知名的为例，如德雷威曼（Eugen Drewermann）或施蒂尔（Fridolin Stier）：您似乎从不埋怨上帝。曾经出现过您埋怨上帝的时刻吗？
莫尔特曼
有过。我曾有个叫凯丽．吉森达纳尔（Kelly Gissendaner）的笔友，她被判处死刑，在佐治亚州（Georgia）的一个死囚室里等候处决。显然，她曾唆使男友杀死她的丈夫。那个犯了谋杀罪的男友被判处二十五年监禁，而她自己则因挑唆罪被判死刑。她在狱中参加了神学课程，就是由亚特兰大的一所大学提供的关于圣经故事和灵魂辅导的课程。她深受鼓舞，渴望神学。我于二〇一一年在安伦戴尔州立女子监狱（Arrendale State Prison）进行了一场关于“狱中教会”的演讲，也特别提到了我的亲身经历，我就是那时与她结识的。
她获得了一张证明她参加了这一神学课程的证书，她还十分关心狱友。的确，她使她们放下了自杀的念头，使她们从扼住每个人的绝望和抑郁中得救。她证明了自己的信仰，也成为了狱中的灵魂导师。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她写信告诉我，死刑将在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晚上七点执行。我寄给她一块我的手帕，并附道：“当眼泪涌上时，请用我的手帕。”这给予了她莫大的安慰。
在二月二十五日，我点上蜡烛为她祈祷。但是第二天我得到消息，整个佐治亚州都被暴风雪侵袭，无法将她转送至预定处决她的男子监狱，因此死刑被迫延期一个星期至下周一执行。于是我再次点上蜡烛为她祈祷。第二天早晨我又获悉，说行刑用的毒剂已经变质，执行者不敢用变质的毒药将她处死。当时我认为，上帝听到了我的祷告，天意可能还表现得挺狡猾的。
然而九月我却获悉，她将于九月三十日被处决。我本以为，经历了两次临刑，而且每次等待自己的死亡都长达四个小时，这下赦免与假释委员会可以将死刑转为终身监禁了。我真的希望这会发生，但这并未发生。我住在纽约的女儿在互联网上跟踪了整个审判过程，最后打电话告诉我：“宽刑被驳回。”于是凯丽于九月三十日被处以死刑。
行刑时，她唱着《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只唱了第一句，在第二句时毒药就起效了，她作为一个在信仰中得到了自由的人而死去了。我起先曾埋怨过上帝，但最终又获得了一丝宽慰。就是在这件事上，除此之外，我没有理由埋怨这位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