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是我国基督教思想大发展、大变动的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非基”运动，同时也出现了一大批基督教本土化的杰出人物，例如赵紫宸、刘廷芳、吴雷川等，谢颂羔也是基督教中国化的杰出代表之一，对基督教思想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学术界对其所知甚少。
谢颂羔(1895-1974)，笔名济泽，英文名Zong-Kao Zia ，简称Z. K. Zia，浙江宁波人，出生于杭州。他出身于基督教世家，祖父谢行栋（1825-1895），早年师从丁韪良（W. A. P. Martin），是美国北长老会在中国按立的第一位牧师；父亲谢志禧（1863-1937），曾在杭州长期传教，后来继承父志，执掌宁波府前堂。谢颂羔曾于1918-1922年留学美国奥朋神学院（Auburn Theological Seminary）、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并于1921年12月被按立为牧师；回国后长期担任广学会的编辑部主任，兼任沪江大学教授。
谢颂羔是近代中国基督教本土化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宗教教育、文学创作、翻译、儿童及青少年教育、社会启蒙、平民教育等多方面均有不凡成就，民国时期影响极大。他一生有著译近200部，发表文章600多篇，与胡适、陈垣、张伯苓、丰子恺等近代文化名人都有交往，但1951年后退出了人们的视野，以致湮没无闻。本文拟对谢颂羔的基督教思想进行简要的介绍和分析。
一、对基督教与科学的认识
宗教在中国常被视为迷信，曾经有人以为科学是宗教的克星，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宗教的市场将会越来越小乃至最终消失，但是事实的发展并不是这样，基督教不但没有被消灭，甚至逐步发展壮大了。其中的原因，固然是因为科学目前并不能解决人类的所有疑问，不能满足人们精神的需要，但和宗教的不断调整也不无关系。
回顾基督教的历史，不难发现有许多科学研究者被基督教的教廷判为异端甚至迫害至死，但另一方面，从哥白尼到牛顿，到爱因斯坦直至今天的很多著名科学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科学和基督教的关系非常复杂。宗教改革后，基督教采取的一系列调整政策，较为成功地调和了科学和宗教的矛盾，使得两者并没有截然对立。例如新教中的理性主义思想使得基督教神学将自然界的规律视为上帝的律法，既然整个世界都是上帝赐予人类的，那么认识这个世界，努力发现和利用这些规律正是人对上帝应尽的“天职”。
另一方面，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中的宽容、怀疑、批判等精神都是促成宗教和科学成功调和的积极因素，新教接受了许多科学观念，正如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所说：“与天主教不同，它（新教）逐渐表现出对科学的宽容，它不仅容忍而且需要科学事业的存在。‘赞颂上帝’是一个‘有弹性的概念’，天主教和新教对此的定义是如此根本不同，以致产生出完全相反的结果，因而‘赞颂上帝’到了清教徒手里就成了‘科学多产’。”
事实上，当新教徒来到中国传教时，他们继承了利玛窦（Matteo Ricci）等人以西学（包括科学）助传教的策略，而这时的西学，较之利玛窦时代早已一日千里，如李提摩太（T. Richard）在传教的过程中，为了破除中国人的迷信，更好地与中国的知识阶层交流，还购置了各种必要的仪器设备，经常向人们展示各种物理化学实验，甚至专门学习了电机工程学，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总之，传教士用科学来证明上帝力量的伟大，科学已经成为新教传教士的必要工具和有力助手。
进入二十世纪，科学的进步日新月异，人类思想的发展也是风云激荡。谢颂羔说：“宗教家必须明了现代人类思想的变迁情形，更当研究如何使宗教可以适应现代思想变迁的需要。”他认为对宗教界来说，就是一些不同宗教或教派之间也出现了互相宽容、谅解的趋势，不跟以前那样剑拔弩张，水火不容了。例如基督教与天主教、犹太教等，开始互相接近，互相了解，进而谋合作之道了。换言之，就是天主教等对科学的态度也不像以前那样敌对了。
谢颂羔早年在育英书院读书的时候，便接受了很多现代西方的科学知识，后来去美国留学，又领略了现代技术文明的威力，在他看来科学和基督教是可以互相融合的。他说：“要是人类能够真正认识上帝，就必须利用科学的方法，将世界上的真理，指示人类，同时也便是将上帝显示给人类看见了；因为上帝与真理原是一个，所以人类若认识了真理，也就有认识上帝的机会。”
可见，谢颂羔的观点，是典型的基督教新教对于科学的观点。基于此，他认为现代的宗教教育家，对于科学应该有透彻的了解，对于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更是必须注意的。
首先，谢颂羔认为应该将科学和宗教分开。科学的目的在于将自然界的一切现象事实真理完全揭示明白，但其实仍然是要寻得上帝的律法而已；宗教的目的乃在寻出人生的究竟，分辨一切的真伪恶善，使人生知所适从。因此，宗教家的本分是研究人生的精神道德与行为的一方面，他们与科学家处在不同的地位，各有分工，解决的是不同领域的问题，不应越俎代庖。不仅如此，他还主张现代的宗教家，应该抱着宽大的主义，利用科学的方法，来证实宗教上的种种经验，以指导人生；对于科学家所发现的真理公例，应该表示相当的敬意，而不是一味的吹毛求疵，更不能无理反对。
对于1857年，一个教会会督赖脱福提出的上帝造人的具体时间是在主前四千零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早晨九点的观点，谢颂羔给予了无情的嘲笑，称这是“毫无科学常识的奇谈，真是狂妄之极了”，“他或者是拿《圣经》做根据的，但他却不知道《圣经》乃是一部宗教的经典，并不是一部讨论科学的书，所以就走错了路”。
其次，谢颂羔认为科学和宗教还应该互相促进。他指出，历代的科学发明，不但不足以阻碍宗教的发展，反而使宗教更加进步了。例如天文学的发展，益发使人相信上帝的能力，真是奥妙无穷了。反过来说，他又指出：若不拿宗教的神圣眼光去观察，则科学上的一切发明，都要成为毫无意味的了。
例如他将牛顿的地心引力之说和耶稣的话“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可以吸引万人来归我”联系起来，将耶稣的话“是说是，不是说不是”和科学的实事求是精神相对照，都可以说是相映成趣的。总之，“我们研究科学的时候，若没有宗教的观念，必觉索然无味；若能有宗教的观念，那就格外有生趣了。”
无论是对于宗教，还是对于科学，谢颂羔提出了三种态度：
公开的精神、明确的信仰心、知之必行。他认为“倘使宗教家与科学家都具有这种态度，则宗教与科学间的一切冲突可以消减，而成为携手互助的好友了”。
基督教新教虽然较好地调和了宗教和科学之间的矛盾，但是《圣经》中“上帝造人”的故事和科学界提出的“从猿到人”进化论观点仍然有针锋相对的矛盾。这是一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很多基督徒以为动摇了这一点，就等于动摇了整个基督教大厦的根基，因此对于进化论坚决予以否认。
谢颂羔在文中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近代名人勃莱氏（Mr. Bryan）的话：“尔对于‘进化论’与基督教二道，只能择一研究；断不可二者同时接受相信。”二是1925年在美国泰尼西州（今译田纳西州）兑顿城的地方法庭审判了一个名叫斯科庇斯（John Scopes）的科学教员，因为他教授进化学说而被告发取缔从而引起了舆论大哗，“后来的评论者也莫不异口同声的说科学家的理直而神学家的理曲了”。
事实上，直到21世纪的今天，很多基督徒都对天演进化论抱有怀疑，坚持上帝创造万物的观点。那么谢颂羔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呢？且看他的这一段话：
过去的经验本可作未来的趋向；但是前者神学家的失败，非因保护纯真的宗教而见败于科学家，实因其为神学化的科学辩护，故大受阻折。那中古时代罗马教阁员与现在的勃莱氏及其同事并非为基督教和科学家争辩，乃是代千年前附近地中海各国居民所信的科学常识辩护，现在的神学家如不以发明真理为自己所应负的重大使命，而专以保守古人所信仰的科学为职，那末，他们所讲的神学终要被富于毅力的科学家所推翻，这是我敢下断语的。
由此不难看出，谢颂羔其实是支持进化论的，他将“上帝造人”的故事归结为“千年前附近地中海各国居民所信的科学常识”，从而化解了这一说法的神圣性，进而推翻了它。联系谢颂羔在《宗教教育与科学方法》一文中所提到的：
譬如前人大都以为是古传，便都是可信靠的，而不敢再去猜疑了。但是现代的科学家，曾用许多方法，搜寻出历代的古迹，然后再参证古传上所记载的，便立刻辨出有错谬不对的地方来了。所以我们现代的宗教家，固当尊重古传上所记载的话，但是也当利用科学的方法，将古传上的记载，重新加以考察估定，决定真伪，然后才能完全相信。
谢颂羔这里所说，颇有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的意味，但在宗教界出此说，无异于石破天惊了，由此也可见谢颂羔对于科学坦承开放的态度。但他的这种态度，仍然是出于对基督教的爱护，正如他所说：“况打倒宗教中的旧思想、旧信条，并不是打倒宗教。我们可将新生命代旧生命，新思想代旧思想。在这里我们得到一件可喜的事，就是我们可借用今代科学上的新发明，证明许多旧有的宗教信仰及经验是无错误，使我们信奉一种合理的宗教。”
不仅如此，谢颂羔还提出了，正如自然科学分理论与应用两个部门，神学和宗教也是可以视为理想和实用的。神学是一种理想，可以进行理论上的探讨，但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宗教就是实践，是为人之道，是实用的，宗教家将求得的真理表现出来，恰如科学家将求得的真理实用于改良人生状况，两者都是为人类的幸福服务的。由此可见，谢颂羔认为宗教最重要的是要管用，是要能指导人们当时的社会生活实践，而不能与社会生活脱节，尤其不能与当时的科学发展脱节：
现在的神学家必须采用科学家的贡献来证明人生的价值。古时如摩西以利亚或耶稣曾采用当代（“当时”之意——笔者注）的科学智识，现今的神学家亦必须采用今代科学家所发明的学说，以作研究真理的资料和辅助。
科学界所以能够更正错误的缘故，是因为科学家不以一人或少数人所得的结果而成学说，必须集合多数科学家研究实验后所得的结果，方始定为不易的真理。今研究有形物质之科学家，尚且如此深重的探索事物的原理，那些研究灵界无形的经验与抽象学识者，岂不更宜加倍的用功追求，以免误解误信的弊病。
这就提出了宗教的神学理论也必须“与时俱进”的道理：“现代宗教哲学的进化和关于物质上的学识进化，直可并驾齐驱。”质言之，谢颂羔可以怀疑“上帝造人”的真实性，但他并不否认一位全知全能上帝的存在，或者说他认为人类需要有这样一位上帝作为宇宙的法则来裁判人生的价值，帮助人们进行人格的提升，因为人是一种精神的动物。相比于很多宗教里创造出一个彼岸世界，将人的希望引向来世，基督教新教显得更为积极，因为它是入世的，而不是出世的。
《圣经》里所宣示的最重要的一点教训，就是叫人到普天下民间去传道，传道的目的不光是使人死后都能上天堂，更重要的是要使人类能够相亲相爱，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使美好的天国实现在地上，使神的国度实现于今日的世界。这也是谢颂羔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因此他对于基督教的传教方法，也一再表示反对用“天堂”、“地狱”之类的恐吓的方法，而应注重于精神上人格的修养。
在谢颂羔的文章中引用了美国哈佛大学地质学教授梅适尔《科学中寻求上帝》中的一段话：“将来人类的最大问题，不在乎物质文明，而在乎精神文明；不在乎单求身体上的幸福，而在乎内心的修养。人类进化史的前一段已遇着了种种危机，故人类进化史后一段的种种危机，亦可预料。如我们能胜过一切的阻碍与困苦，以希望得到古圣先知所盼望的满足生活，我们必须由宗教及科学二方面采用互助的方法。”这也是谢颂羔对于科学和宗教的看法。
二、与时俱进的基督教思想
要求基督教思想能够与时俱进，换言之，就是要有能够适应时代需求的基督教，由此可见谢颂羔思想的开放性。那么，在谢颂羔的时代，基督教思想有什么新趋势呢？谢颂羔认为，有以下三种方法可以判断一个人是否足以代表当日基督教思想界的新趋势：
1. “他是富有新思想，同时，更富于宗教灵性上的经验。”谢颂羔着重指出，这类人有新的思想，并非是因为宗教生活减少，恰恰相反，是因为宗教生活增多，在灵性上有了极为丰富的生长，原有的十九世纪的神学思想——如对上帝耶稣的固有观念和解释，以及对于天堂地狱的界说等，均不足以范围他新的觉悟，即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他的精神需求：“他要警醒祈求，放出宽恕和牺牲的伟大精神。”
谢颂羔列举了历史上的保罗和马丁·路德等人，指出他们正是因为有了自己新的觉悟，而不被老的神学所束缚，创造出伟大的事业，开辟出崭新的道路。这种人所主张的神学，是充满着一种新的精神，而根据于宗教上灵性的生长，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精神追求，“实如内心充满，不得不溢出的趋势一样”。谢颂羔宣称，自己所极愿意代表的人，也便是这一类的人。
2. “他的富有新思想，是具有一种建设主义，并非由于一种思潮的反动，而流为激烈的破坏者。”换言之，这些人应该是主张积极的，否认消极的。谢颂羔曾在很多场合，表达了对于建设的推崇，他认为做一个批判者和破坏者是容易的，但中国更需要的是建设者，无论在宗教上还是在文学艺术上，乃至在社会中，都需要大家拿出积极的态度和切实可行的办法，努力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而不是一味批判。从基督教的角度来说，就是“将上帝的国建在人间”。
3．“他的新思想，使他有实在牺牲自己去成全上帝旨意的决心，他渴望着神的国度实现于今日的世界，而自己便是实现神国的中坚工作者。”谢颂羔认为，作为基督徒，不是要在口头上得到这种称谓，而是要从他的实际行动中看出他基督徒所特具的真精神，既能说又能行，为了上帝的事工，无私奉献，勇于牺牲，把耶稣基督的精神，从自我身上完全表现出来。
综上所述，谢颂羔认为当时基督教思想界的新趋势，就是创新而不是僵化，建设而不是破坏，实践而不是空谈。当然，当时的基督教界对于这些新趋势并不全是赞同，早在1922年谢颂羔刚刚回国在金陵神学院教书时，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虽然已经离开了金陵神学院，但针对司徒雷登提出的现代派传教思想的争论正方兴未艾，有人认为他们的思想含有极危险的性质，他们要用这种新的思潮，把教会现有的根基完全破坏了。
这可以称得上是当时基督教神学內的“新派”与“旧派”之争，当时谢颂羔虽然无意参与争论，但由于坚持自己的看法，于是就被视为“新派”，被迫离开了南京。一些年之后，他的看法更加成熟，对于“新派”更加认同：“我也曾仔细的研究过，知道他们的愿望，不过是要把基督教的真精神借着近代所产生的新思潮去完全的表现出来。”
当时的社会现状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思潮的演进，从前教会所规定的信条和要求往往有不合时宜的地方，不能使当时的人明了而遵守，来自科学的冲击即是明显的一例。很多年轻人，接受了现代科学的洗礼，又因为对教会中的信条不能明了，便将科学和宗教对立起来。
对此谢颂羔指出：“我们对于《圣经》上的解释，不应该再因袭着从前的传说，当用切实的科学方法，向一班青年解释，使他们有充分的了解，而培植其坚定不拔的信仰，我们应当具有大无畏的精神，不惧怕事实的试验，不怕事实上的发现，因为我们原可借此以显明真理，以尽我们所当尽的责任。”
既然承认基督教是真理，“真理又怕什么呢？宗教的精神，和《圣经都是欢迎着事实的试验证明的。”谢颂羔大胆预言，即使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在世，也必然会顺应时代，穷究事理，使自己的信仰由因袭而模糊步入正确而清晰。由此，针对基督教应该如何与时俱进，谢颂羔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我们最近主张，便是以为在宗教中一切的信仰，当有重要和次要的分别，不能一例的看重。我们以为在基督教的教义上，最重要的便是个人的道德和其行为，以及个人对于社会上所发生的关系，伦理范围中的一切成绩；教会中的如信条、遗传、仪式，应当被放在次要的地位。
谢颂羔进一步说明，从历史上看，人类差不多被三件事禁锢，从而失去了原有发展的可能，这三件事即是礼节、信条、教会。他承认这三者在宗教中固然十分重要，但并不是宗教上最重要的成分。针对那些把一切的礼节看做不可违背的，却漠视人生的态度，谢颂羔认为他们徒有宗教的外表，而无宗教的精神。“吾人所相信的宗教，不但是要在礼节上把它表现出来；更是应该在人生的日常生活中将它实行出来，以提高个人的人格和社会的道德才是。”
由谢颂羔的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宗教观已经较前世有了巨大的变化。众所周知，早期的基督教曾经将礼节仪式看得极为重要，例如“礼仪之争”的核心就是在于是否能够接受中国人的祭祖跪拜仪式。就谢家来说，谢洪赉的《名牧遗徽》记载，谢颂羔的祖父谢行栋是严格恪守不跪拜偶像这一礼节的，对此谢洪赉亦是以充满赞美的语气来记载的。但是到了谢颂羔这里，他承认仪式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乃是宗教的实质。
他曾经引用耶稣在安息日仍然无所顾忌地给人治病的例子说明，耶稣看重的是人，不是礼节或信条，因为耶稣以为：“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我们觉得一种礼节，若是真能提高人格和造福人生的，自当保存或促进之；若其足以妨碍人生的幸福和进步的，即须摈除消灭之。”“宗教上最重要的，便是精神和灵性上的高尚生活，让人们实在能够因为信靠了耶稣而得救。”
由此可见谢颂羔的人本主义情怀。他实际上是劝导人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掌握宗教的真精神，即通过宗教来提高和完善自己的人格；通过提高和完善每一个人的人格，进一步达到改变中国面貌的理想。
对于信条，谢颂羔并不是主张废弃教会中的信条，而是主张教会中的信条应该特别加增，并且每一信条，都当有详细确切的解释，好使信者得着明白的观念。至于对于基督教的组织——教会，谢颂羔也不是主张将其铲除，但却认为教会中分歧的宗派不应继续存在下去了：“我深致惜于现在的基督教会，对于最紧要的问题，每置而不问，其有和人生无关系并非急需的空闲问题，则拼命的去讨论之，辩驳之，而致引起冲突决裂的局面，这是我们所最引以为痛心的事！”同时，他反对教会只将吸引人入教为唯一目标：“完全为求教会的发展，而加添些教友，并不是一心在求有良好的真基督徒”。
谢颂羔的看法，质胜于量——“因为教会乃是为基督徒而设的，基督徒却不是为教会而设的”，同样体现的是他的人本主义思想。对于教会，他是极力主张自立的：“教会如果要自立，先要有自立的精神。”他认为教会作为基督教的组织，是终不可少的，但如果不能自立，其实是违背了耶稣的精神。
这既是对倪维思（J. L. Nevius）等前辈关于教会“三自原则”（自立、自传、自治）的继承，也与后来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自治、自传、自养）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为了协助教会自立，他甚至主张牧师不拿薪水。事实上他本人也曾长期在鸿德堂义务讲道。
概而言之，谢颂羔将基督教思想界的新趋势之目的分为两条：
1. 将基督教的真理，用新的事理和言论表现而证明之。
2. 表现基督教原有真正的精神，使于现代的人生和社会发生密切的关系。
综上所述，谢颂羔的宗教思想是开放的、活泼的、不断发展的，而不是僵化的、保守的、一成不变的。他主张基督教应该与时俱进的目的，也无非是要使基督教和当时的人生与社会发生密切的联系，使宗教和社会打成一片，融为一体，由此证明基督教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使耶稣成为上帝赐给世人的最贵重的礼物，使皈依了基督教的人们从自己的身上把耶稣的精神发挥出来，从而实现其将“天国建立在人间”的理想。
同时他认为基督徒树立良好的榜样，制造出一种氛围，使未曾皈依基督教的人对基督教产生好感，远比强迫其入教或者参加宗教仪式要重要得多，这和司徒雷登（J. L. Stuart）的现代派传教思想是一致的。
三、对 “人格救国”观念的发展
在20世纪基督教新教的传教事业中，基督教青年会及其在华的发展，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青年会最初由英国商人乔治·威廉（George Williams 1821-1905）于1844年创立于伦敦，带有社会改良色彩。传入美国后，发展成以“德、智、体、群”四育为宗旨的新教社会活动机构，并掀起了“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
从1886年到1918年，美国通过这个运动派往海外的传教士共达八千多名，其中二千五百多名被派往中国，占三分之一，许多著名的来华传教士，如司徒雷登（J. L. Stuart）、赖德烈（K. Latourette）等人都参与其中。20世纪初，美国基督教在中国力量的迅速发展和基督教青年会运动的兴起是有直接关系的。
青年会于1885年进入中国，最初是在福州的英华书院和通州的潞河书院中的学校青年会。从1902年到1912年是青年会在中国的成长时期，他们全面地参与了中国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各项变革，如出洋留学、君主立宪、建立共和等，青年会处此时代的剧变之中，努力维持生存，并寻求各种机会发展。
青年会在总结这一时期的发展与社会的关系时，指出：“中国兴办新式学校，造就出具有现代眼光并得到新式训练的青年，他们的人数日有增加，……这些新式学校的毕业生中，发现有许多新的社会机关需要他们去服务，主要的如铁路、洋行、电报、学校等都是，为要联合一班新青年来组织团契，和实现共同的理想。”
自1912年至1922年，是青年会的发展时期。1915年始，余日章出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青年会原先的宗旨，就是“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全人格，建设完美社会”，其会训是：“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余日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格救国”的号召。他认为：
救中国不可不明其真原因，其原因不在政治之不良，而在国民人心之不良，欲救中国，非从解决国民问题，挽救人心不为攻；挽救人心，必须依赖耶稣基督。……我从自己的研究观察和经验，深觉我们要达到救国的目的，必须个人修养基督化的人格——一种坚贞不移的，在生活斗争的过程中能担当得起最严酷的试验的人格，把这班具有这种人格的人集结起来，才是中国民族最坚固的基础。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所进行的种种自救的努力，似乎都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原先的窘境。因此上一部分有识之士认识到先前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乃至辛亥革命，都是外在的和表面的，而最重要的变革，应当是中国人本身的改变，是中华民族整个个人道德和心理上的变革。
例如孙中山《建国方略》的第一章即为“心理建设”，鲁迅弃医从文的根本原因，也是为了改造中国人的精神。“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不仅是要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更是代表了这种革新中国人心理的努力，希望对中国人本身进行变革。”
与此相呼应，教会内部的王正廷也于1915年指出，社会腐败和国家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心日益浇漓”，“德育日益堕落”，因为“一国人心向善则国强，反是则危”。可见余日章提出的“人格救国”的号召既是基督教精神逻辑伸展的自然结果，也与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非常切合。
谢颂羔在赴美之前，即担任过东吴大学青年会的会长。1922年回到中国，当时的青年会在余日章的领导下已经获得长足的发展，市会增至四十处，校会增至二百处，全国共有华干事五百五十人，西干事一百零三人，较之十年前增加260%，各大市会主持会务的干事，亦由西人改请华人充任。谢颂羔与青年会的关系密切，对余日章的看法也深表认同。
1924年，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掀起的声潮尚未平息，改造中国文化的呼声震耳欲聋之际，他就尖锐地指出：“现在弥漫国内的所谓‘新文化’，我并不能看出有什么伟大的贡献，其唯一鲜明的成绩，不过是在文字上有些改革罢了。新文学上所用以作标识的白话文和语体诗，虽已到处风行，但今日中国所需要的，仅是这些么？这些就足以代替中国旧有文化的不足么？若说这些足以代替了中国旧有的文化，则其对于我们的民族和社会上的建设到底是些什么？若是不仅于此，则我们自当努力以探求到底用什么来应付中国改造的需求呢？”
应该说，谢颂羔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批评虽然尖刻，但他确实敏锐地抓住了问题的实质，那就是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确实是从表面上的文体改革入手，但要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根本之道还在建设，需要彻底改造中国文化。这也就是鲁迅提出的“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但是鲁迅之议论，批判多于建设。如何改造国民性呢？
谢颂羔认为要救中国，必须首先改变中国人；要改变中国人，中国必须走基督化的路子，这可谓与余日章一脉相承。他以改变中国人为其一生奋斗的最终指归，其目的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异曲同工。至于如何改造中国人，谢氏同样认为，当从人格的养成入手。何谓人格？是指人的品格行为。
但是谢颂羔强调：“人格不但是包括行为在内，即是态度、观念等也都包括在内。……凡属真、善、美的一类，无论他是表现在行为上或是蕴蓄在精神上的，都是可以称为人格的一部分。人生之高大的理想，也是居人格的大部分。……所以一个完全的人格，乃是包括人生目的或动机以及高大的理想等都在内的。”
由此可见，谢氏不以成败论英雄，因为有些人虽然不能把他的理想完全实现出来，但在论及他的人格时，却不能不考虑他的理想，因为理想乃是指导行为的先锋和产生人格的源泉。由于人类是有自由意志的动物，所以一个人为善为恶，都由自己决定，因此上人格各有不同。要想全面地改变中国人，提升中国人的人格，必须重视青少年时期的教育。
宇宙观决定世界观，世界观决定人生观，谢颂羔的宇宙观、世界观决定了他认为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中国人养成基督化的人格。鲁迅在其《狂人日记》中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唤，但那着重于对传统制度的批判，谢颂羔一直强调建设重于批判，他对于青少年的教育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做了许多大量而具体的工作，其根本的目的，在于培养具有基督化人格的公民。
他说：“今世所新发明的机械，交通以及声光化电，确实予人以格外便利；不过这些东西只是发明出来供人采用，仅是文化的工具。惟有人格的提高，智识思想的进步，这才是真正文化的表现。”“我国的人民，不识字者居三万万左右；而人心道德也是日渐浇漓，这样，又岂能谈得到政治革命呢？所以我们现在当谋求治本的方法，普及教育，提高人民的伦理道德思想。若是先有精神革命，则政治革命也便不难成功了。”
这样，谢颂羔就把基督教的传教与挽救中国的教育启蒙的普及结合在了一起。由此可见，谢颂羔作为一名基督徒，同时也是一位爱国主义知识分子。所谓“人格救国”，其实就是教育救国，因为人格的培养离不开教育。对于人格的养成，谢颂羔认为有以下要点：
1. 养成人格的最好时期，是在儿童和青年时代。人格的发展，固然是一生无止境的，但人到中年以后，大概的习性都已养成，学习力也不似儿童时代，因此要特别重视儿童和青年的教育。
2. 环境对于一个人人格的养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家庭和师友的作用固然不可小视，一些社会名流、英雄豪杰，他们的人格，同样具有极大的潜力，足以变化和养成儿童的人格。因此，这些伟人豪杰的一言一行，都是养成高尚人格的最好工具。
3. 在教导儿童的时候，不但要迎合儿童的兴趣和理想，而且要让儿童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换言之，若要养成而儿童的人格，并且可以使他保持永久，则不应勉强儿童去做，而应将所学事项的价值和必需告诉他。
4. 教师不但要给儿童理想，而且要使他们能够融会贯通，要将理想打入儿童的心中，使他们能够真正地了解，并且可以实用于日常人生当中。
这些观点，可以说是谢颂羔融合东西方文化，并以自己的实践经验检验过的结晶，其中既有中国传统教育的精华：如前两条，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中国的老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傅众咻”；也闪耀着民主的光芒：如后两条，强调教师与学生的平等，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理论联系实际，而不是一味灌输或采取高高在上的态度。
由此可见，谢颂羔在接受基督教文化的同时，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没有完全排斥。更为难得的是，谢颂羔指出了环境对于教育的重要意义，特别是社会社会环境也应该担负起培养人格的重任来。
四、小结
基督教与中国社会之间的互动，是不同社会文化体系之间的互动，因为双方都不是对方系统中的原生要素，它们之间实际上是互为“他者”的。一般来说，“内部的他者”是指一类进入本土文化内部的他者，例如汉唐时期通过陆路交通到达中国并在内地长期生活的西域商人、布道者等，他们对于中国来说就是一批“内部的他者”，明清时期的传教士也是如此。但这一概念之中的“他者”，并不能完全以国籍来认定，而要看他的文化价值取向。
具体到谢颂羔来说，虽不尽像钟晓文所说“谢虽为中国牧师，但生于基督教家庭，在美接受神学教育，其阐释视角与认知范式实与西人无异”，但如果比较谢颂羔与当时大部分中国人，我们不难发现就人生观和价值观而言，他其实与很多西方基督徒更为接近，因此笔者认为谢颂羔也可以被视为一个“内部的他者”。他将基督教文化介绍到中国，希望通过自己一点一滴的努力改变中国人这个“系统主体”，并最终在全世界实现“将天国建在人间”的基督教世界主义理想。
其实，当时在中国的那一批基督徒知识分子都可以被视为“内部的他者”，他们的努力反映了他们的宗教理想和社会责任感。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的理想没有实现，但他们为促进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融合所做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对促进中国社会进步所作出的贡献不容抹煞。但是，当我们今天回顾历史，我们又必须注意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当时的中国文化面对西方，显然是弱势文化，身处弱势文化的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在向中国社会传播基督教时，面临与传统文化的差异和自己身份的双重困境。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特殊群体往往被西方人看作是不够虔诚和彻底的基督徒，被中国人看作是忘本和西化的同胞而在近代中国饱受争议之故。面对强势文化，如果毫无保留地接受其主流价值观，可能会危及本国文化，无法提高本国文化地位，甚至完全失去主体性；
反之，如果使他者的价值观服从本国的意识形态，就容易陷入民族主义的陷阱，甚至无法正视其优秀文化，拒绝与世界文明共同进步的机会。这种“他者”的价值观与系统主体意识形态之间的张力构成了这些“内部的他者”的纠结所在。因此在“涵化”的过程中，对于这些来自本族的“内部的他者”，正确定位自己的身份至关重要。既要选取强势文化中那些具有积极意义的因素，又要注意甄别其对本民族通过文化改造和思想改造而达到征服的行为，要注意充当沟通文化的使者，促进本民族进步的先锋，而不是“文化侵略”的帮凶。
对于谢颂羔的研究尚属开创，期待学界在探讨基督教中国化的历史和现实进程中, 可以对谢颂羔的典型案例开展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明确其在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播史中的地位。同时，谢颂羔的思想十分丰富，成就也比较广泛，以后应进一步加强对其在文学史、教育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方面的专项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