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卡尔·巴特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他的影响力在今天依然长远且深刻。2 在过往的几十年中各国学界都对他的理论提出了批判和争议，一方面他的观点与过往的传统新教改革宗神学理论有较为不同的差异，另一方面他在于当时自由主义神学盛兴时期的回应可谓力挽狂澜。最终导致了不同的教会和学界对他譭誉参半的现象，恨他的人大有人在，爱他的人也是奉如圭臬。本文将试着从卡尔·巴特的神道论作为出发，对他的神学思想中的神道论做一些评析，并结合不同学者对他褒贬不一的论点和回应进行分析，最终从教牧角度出发探讨对今天的影响。
二、卡尔巴特的神道论
A.巴特的神道论的背景
神学是谈论有关于上帝的学问，而探讨神学的起点在于上帝的启示。神学家卡尔·亨利提到“近代神学的危机中心乃在于启示的实体和本质之争” ，3 在自由主义时期，神学家们受启蒙运动影响，高举理性和科学实证，反对《圣经》是上帝的启示和不相信神迹奇事，而施莱马赫作为其中的鼻祖可谓花费了极大的功夫在他的论述中批判《圣经》的不可信。4 受施莱马赫影响的十九世纪神学界都表示，在人的主观的宗教经验可以经历上帝，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卡尔·巴特痛斥施莱马赫是以人为中心的去探讨上帝。5 他主张人对上帝的认知应当是自上而下的出自上帝的启示，而非当时所流行的人用个人经验、理性等方法的认知。巴特提出，教义学“是人的理性与教会所信仰的启示之间的争论。”6 而真正的教义学又是以神的道作为基础展开的。
B.巴特的神道论的简介
在他的代表作《教会教义学》中，他主要将上帝的道分为了四个部分，以此来建构他的神道论：7
1. 上帝的道在教义上之标准(The Word of God as The Criterion of Dogmatics)（Ⅰ-VII）
2. 上帝的启示(The Revelation of God)（VIII-XVIII）
3. 圣言(Holy Scripture)（XIX-XXI）
4. 教会的宣讲(The Proclamation of The Church)（XXII-XXIV）
在上帝的道在教义上的标准中，巴特将上帝的道分为了三重形式进行阐述：（1）传讲的上帝的道（The Word of God Preached）（2）成文的上帝的道（The Word of God Written）（3）启示的上帝的道（The Word of God Revealed）8
巴特使用三一论的架构来为我们阐述他的神道论：上帝的道以三种不同的形式赐下给了我们：
传讲的上帝的道是上帝的道在教会中被宣告，借着上帝的道被传讲、借着圣礼的施行，使得上帝的道在教会中被传递。9
成文的上帝的道是对上帝的启示的追忆，借着历代圣徒对于正典的确认和传承而被传递到我们身上的。10 也就是说，圣经正典之所以是正典，就在于那是“以先知和使徒的话作为教会每一个有效言论的必要规则。”11
启示的上帝的道指的是“道成肉身”的道，而只有在教会对于《圣经》的追忆中，启示才会产生证实《圣经》。12
最终巴特将上帝的道的三重形式作了一个统一：
只要宣告真的是根据圣经所证实的启示的追忆，并因此顺从地重复圣经的见证，它…就是上帝的道。…只要圣经真的证实了启示，它…就是上帝的道。但圣经和宣告是借着启示的事实成为上帝的道，它们就是上帝的唯一的道。13
很显然，这样的见解和解读是与宗教改革后自约翰加尔文以来将上帝的启示分为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的方式之外的一种创新的看见。巴特使用这种三一教义的架构去解读上帝的道。他继续在他的《教会教义学》里用圣父、圣子、圣灵来推演上帝的道：圣父是那位启示者（即启示的上帝的道），圣子作为圣言（即成文的上帝的道），圣灵作为宣告者（即宣告的上帝的道）。14
巴特的论述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他将上帝的道作为启示的中心，并使用圣三一的架构去进行剖析。圣父作为那位道的发出者，启示了道；圣子耶稣作为道成肉身的道，来到世间带来活生生的道，而作为圣言的《圣经》被记载下来为耶稣，上帝的儿子做见证；而圣灵作为宣告者在教会中为上帝的道作宣告的和传讲。
值得一提的是，在巴特的神导论的架构中，他没有马上将《圣经》与上帝的启示划等号。一方面他强调“上帝的道在祂的启示中就是祂自己。”15一方面他指出“圣经是教会借以上帝过去的启示，蒙召来期待祂未来的启示，因而受召唤并引导去宣告，并维持而蒙上帝加能赐力的具体途径。”16 也就是说，对巴特来说《圣经》是启示的“见证。”17 巴特不认为《圣经》是神的启示，《圣经》只是神在历史中向人启示的记载和见证。18 这样的观念与宗教改革后的传统神学观念格格不入。
三、卡尔·巴特的神道论的特点
继续分析巴特的神道论我们可以更深入的了解他对这一问题看法的特点：
A.以上帝为中心的启示论
巴特论述：“上帝的道在祂的启示中就是祂自己。”19 对巴特来说，启示不是一次降下的，启示也不是历史的产物，启示是在教会中被宣扬、被高举的过程中，上帝的道被启示出来的。“每当启示发生时，都不亚于上帝对祂内在本体的自我启示” 20 而他又将启示与上帝画了等号：“这启示就是上帝。” 21 “在启示事件中，我们分享了上帝永恒的自我知识。” 22 巴特建构出的神学建立在上帝的道的启示论上，上帝的道就是启示本身，而上帝的启示的高峰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巴特的神道论从方法论来说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方法论来探讨启示论的。区别于过往的神学家们都将探讨“我们应当如何来认识上帝”作为启示的出发点，巴特以上帝的道的启示作为出发点，自上而下的发出他的宣告：上帝的道是那个启示的发起者，也独独只有上帝的自我启示，人才有认识祂的可能。23
巴特的神道论是对当时自由主义的强烈回应。在巴特所处的自由主义席卷的时代背景下，他所提出的言论是值得肯定的。有别于当时受自由派神学否定神迹奇事，否定《圣经》是神的启示的主流论调，巴特给出他的回应，他的启示论是关于上帝的道的启示论。他主张上帝是一个自我启示的上帝（self-revealing），他高举上帝的超越特性，指出上帝才是带来启示的发出者，而作为有限的受造的人而言，除非上帝自己启示，否则我们无法认识上帝。24 是上帝启示祂自己让我们可以认识祂。25 这样高举上帝的道带来的对上帝的认识与当时自由主义所提出的对上帝的认知有极大的不同：我们认识的上帝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者感官，而是祂对我们说话而得以认识的那位上帝。
巴特的神道论紧扣上帝作为启示者这一主旨，挖掘上帝的言说-行动带给读者的深层意涵。上帝的道是上帝的言说－行动（speech-act）或语言－事件（word-event）：“上帝的道本身就是上帝的行动。” 26 它是“那做成的神圣事件”（the enacted divine event）。27 因此，上帝的自我启示是一件语言－事件。不过，这事件是上帝自己。在启示中，“上帝宣告祂的实在：不只是祂那为我们而成的实在……更是祂那内在、真正的实在──那独一无二的实在。” 28上帝的实在“将存有与行动连结在一起”。29 因而那作为上帝实在的启示是“上帝行动中的存有”（God’s being in act）。30
B.融合进启示论的三一论
巴特不仅将神学的起点建基于上帝的道，更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提出了他对于上帝的道的进一步拓展：以三种形式呈现的上帝的道：耶稣基督，及在他身上发生的历史事件；《圣经》，作为上帝的启示的见证；教会对上帝的道的宣扬，成为活化的上帝的道在教会中持守。31 因而，当人问到“自我启示的上帝是谁？”的时候，他会以三一论作为答案：“按照圣经对启示的了解，上帝自己，即合一未受任何破坏的这位上帝，是启示的上帝，是启示的事件，也是让启示在人身上发挥作用的。”32 尽管巴特在之后提出这样的看见不是他的独创，他在他的《教会教义学》中引用了路德的论点，但无可否认，巴特将三一论融入到上帝的道这一启示论的观点极大的影响了日后的神学界对于三一论的思考。麦高云(Mcgowan)评价道：“巴特的影响延伸到现在的改革宗，而且是深远的冲击。”33
这样的论点虽然很吸引人且有其辩证风格的魅力，但是反对者指出巴特将启示与圣父等同，将《圣经》与圣子等同，将宣讲与圣灵等同，打破了之前对启示与圣子等同的论点。34 显然，这样的三一论架构和传统大公教会所建立的尼西亚信经体系下的三一论是有所差异的。
C.将《圣经》当作见证的启示论
巴特极富争议的圣经论议题常常会让保守的传统派神学家困惑的关键在于，基于巴特的论述，他将《圣经》看作了上帝启示的“见证”，而非上帝的道：35
因此，《圣经》本身并不是上帝对过去的启示，正如教会的宣讲本身也不是预期的未来启示一样。但是，《圣经》作为上帝的道向我们说话，被我们听到，证明了过去的启示。36
巴特之所以会这样子解读《圣经》源于两点：1.《圣经》是由人书写的而不是上帝。37 2.人与上帝之间有无限的差距，因此人的语言是无法道尽上帝的真理。38 对于巴特而言，“人的任何关于神的语言，都有不可避免的可错性。甚至《圣经》文本…….也不能免于可错性。”39 难怪一些保守的改革宗神学家会提出反对的观点，他们解读巴特对《圣经》的态度是鼓励我们试探性的、有选择性的、带着批判性的去看待《圣经》。40 他们也指出巴特将《圣经》臣服于启示事件，这导致了巴特对于圣经无误论是持否定态度的。 41
巴特对《圣经》的观点不仅使得传统的保守派神学家大为反感，连新派自由神学也不同意他的观点：“他将《圣经》高举到特殊地位，几乎与传统的字句默示论相当，这会使得《圣经》不能受历史批判法的批判。” 42
然而近期的一些学者为解读巴特的圣经论寻找到了一个出路。McCormack给出了一个字词：“动态无误论”（dynamic infallibilism），他为巴特的启示论对《圣经》是否具有权威做了解释，希望指出的是《圣经》在对某一特定群体阅读的时候才会产生神圣权威，使得读者相信《圣经》是无谬误的。43 福音派批评巴特以及这种类似的主张：在教会群体解读的时候，《圣经》“成为”上帝的道。反对者的顾虑在于如果《圣经》本身不是上帝的道，只有在某些时刻《圣经》才“成为”上帝的道，那么就会在主观上带给人困惑。到底我们怎么分辨什么时候才是所谓的“成为”？44
巴特看待《圣经》的观点应该是“《圣经》是上帝的话语，不是以上帝直接说话的形式，而只是间接地以人类面对上帝自己说话的形式，以“主如此说”的形式，其内容就会是人类的、世俗的、历史的话语。”45 可见，巴特并不是不尊重《圣经》，也不是将《圣经》的地位下降成为有限的人书写的文字。他在努力的回答自由派轻视《圣经》权威的言辞的同时，努力的将传统中的圣经权威重新做一个诠释。对巴特而言，《圣经》一方面是由人书写的，但同时《圣经》之所以重要在于这个书写的背后有上帝的默示在其中全程参与。也就是说，福音派所提出的《圣经》双作者性，在巴特的语言意涵中被表达了出来。基于这样的分析，或许巴特和福音派之间的分歧没有我们所认为或想象的那么大。二者之间的分歧或许在于默示论的观点上。
D.光照、默示与启示
巴特的神道论的争议点也在于有别于传统神学体系中所探讨的上帝的第三位格圣灵在人阅读《圣经》时候的工作：光照（illumination）、启示（revelation）、默示（inspiration）。今天神学家们会表示启示是上帝对人传达祂的真理的行动，而这样的行动借着赐下原始的正典而达成。46 而默示指的是圣灵对于圣经作者的超自然影响，使其作品成为启示的忠实记录。47 光照是指圣灵在教会中的工作，带领读《圣经》的人可以明白上帝的意思。严谨的神学家更会将圣灵的光照分为两种：内在光照和外在光照。大体来说，圣灵借着人内心，也在外在显著的改变人理解和明白上帝的道。48 可见，一般而言，神学家认为圣灵作用在上帝赐下启示的过程中，参与在圣经的作者当中的工作被定义为默示，而默示的工作是保证作者作为有限的人可以准确的记录和书写下上帝的启示。而圣灵在教会信徒群体阅读《圣经》的工作就被圣灵的光照工作所作用，以此保证读者可以明白和理解上帝的启示。
那么巴特为什么会让人在他的启示论中给人带来困惑呢？一些神学家批判巴特“混淆了启示与光照。”49 我们必须承认，巴特的观点的确和传统的认知有不同：对巴特来说“《圣经》并不是静态的上帝的道。上帝的道总有事件的特性；或者说，是上帝在重复做事。《圣经》在某个事件中成为上帝的话。”50 巴特这样表述：“惟有在上帝使它成为祂的道，或透过祂说话的时候，《圣经》是上帝的道。”51 正如前文提出的，反对者们顾虑巴特给了我们一种错觉：《圣经》会在特殊时刻才会“变成”上帝的道。然而我们或许需要换个思路来理解，巴特不是在说《圣经》改变成了它不是什么东西，而是说它被看成了是什么。巴特把《圣经》说成是“见证”，关注的是上帝作为造物主对于人这一受造物之间的关系。52 McCormack在诠释巴特的启示论观点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较为中肯的看见：“当巴特说《圣经》成为上帝的道时，他并不是在说《圣经》是什么，而是在就某一特定地点和时间内对《圣经》的特定解释者作出陈述。” 53尽管如此，我们虽然欣赏巴特带给我们的关于上帝的启示以及默示上的努力，这从一些角度来说跨越了传统神学观点认为的《圣经》就是上帝的道这样的论述，但他观察到的在读者们阅读《圣经》时候到底怎样在我们中间发生作用这样一个奥秘的过程。
四、卡尔·巴特的神道论与圣经无误论的碰撞反思
我们在努力探究巴特对神道论的理解之中可以看见巴特的思想的确受到自由主义神学的影响，但他也直面自由主义对于《圣经》就客观历史来说的确有需要回应的态度和发生，因此他所提出的“惟有在上帝使它成为祂的道，或透过祂说话的时候，《圣经》是上帝的道。” 54 这给了我们一个站在相信上帝的信仰领域对《圣经》的回应。因此，我们继续探究巴特的神道论对于《圣经》权威的态度，并思考巴特到底有没有承认《圣经》权威，以及巴特承认圣经无误吗？在此使用老普林斯顿派为代表的圣经无误论观点作一个比较，辨别巴特的神道论到底想表达的重点在于什么地方。
A.巴特对于《圣经》权威的论述：
一方面巴特说“圣经没有为自己主张权威。”55 但另一方面巴特也说“在圣经的每页纸上见证了上帝所说话，上帝的道是藏在圣经的见证中。…圣经借着见证上帝过往的启示对我们说话，使我们听见上帝的说话。” 56也就是说，巴特一方面不承认《圣经》的权威，但另一方面把《圣经》作为对于上帝的启示下的道而言放在了很高的地位。根据对于巴特的观点的分析笔者赞同这样的总结：
通过上帝的言说，《圣经》与读者面对面，正如上帝在《圣经》的故事和事件中与人相遇一般。《圣经》文本和解释者在神学上得到了确认。《圣经》文本不仅仅是自然历史中的一个物种，而是圣言；解释者不再是一个价值中立的读者，而是一个被呼召放下武器的叛逆者。57
Webster对巴特做了很好的分析：我们对《圣经》的性质以及其权威的认识，是与不同的阅读群体有关的。58 也就是说，巴特解读《圣经》、探讨《圣经》以及思考神学的论述，都是站立在教会这一个立场去进行的思考，他根本没有考虑将《圣经》当作一般的文本来解读的人的态度，他的观点一直是，教会应当尊崇《圣经》重视其权威的角度来看待和了解上帝的启示。巴特拒绝将《圣经》等同于上帝的话语，但他的确是尊崇《圣经》具有神圣权威的，他将《圣经》的权威放在一切人的权威以上，只臣服于耶稣基督之下。以至于Grenz评价“好像它逐字被默示、教义上不可错。”59 然而坚持传统观点的保守神学家们却不买账，他们评价巴特的观点自相矛盾。我们需要观察传统的对圣经无误的论述来评判他们的批判果真如此吗？
B.福音派神学家对圣经权威的看法：圣经无误论
面对启蒙运动以来对于信仰以及《圣经》的极大挑战，除了自由主义和卡尔·巴特的观点以外，有不少数量的保守派神学家提出他们对《圣经》的看法，这派神学家以普林斯顿神学家尤为突出。在亚历山大·赫治（A. A. Hodge）和华腓德（B.B.Warfield）合著的《默示》（Inspiration）书中，对圣经无误的观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陈述：
1.《圣经》作者根据已有的知识中借鉴，尽管有个人的缺陷，但上帝在背后的掌管和护理保证了书写过程是出于上帝的。正如《圣经》在历史过程中产生，其起源和目的乃是出于上帝的，因此《圣经》是上帝和人、自然和超自然、理性和启示、护理与恩典同时发生下形成的。60
2.《圣经》在历史中形成，因此上帝对《圣经》作者的默示是有机的默示观，不是机械式的默示。神学家们支持逐字默示的观点，不是意味着上帝逐字口述的意思。61
3.《圣经》中出现的矛盾和错误问题，归因于译本和抄本的问题。
4.圣经无误的宣称是“在这些书卷上真正确认的一切事上，它们是没有错误的。”62
对于福音派神学家而言，他们相信上帝自己和上帝的启示本身都是客观的真实存在的，而对于巴特而言，上帝是完全“客观实存”，但上帝的启示是有“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63 因此，两者之间产生极大的碰撞和争执的点就在于此。而福音派神学家提出的圣经无误立场，一方面他们看见了现代主义对于《圣经》的质疑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他们坚持圣经具有绝对神圣权威的角度正面的勇敢的回应时代的质疑。
C.普林斯顿派神学家（或福音派）对巴特的评价
巴特看《圣经》是关于上帝启示的见证，尽管它具有绝对的神圣权威，但是《圣经》是在历史中借着人所书写下来的。为了针对巴特这样的圣经观，两百多位福音派领袖在1978年制定《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在第三条宣言中宣告：“我们否认圣经仅是对启示的见证，或只在相遇中成为启示，并否认圣经启示的功效取决于读者的回应。” 64
巴特否认《圣经》是绝对和无误的权威，不承认《圣经》是圣灵逐字默示的话语。这样的观点“几乎与整个拉丁神学传统决裂。”65 巴特认为《圣经》是有误的，他的神学不是受《圣经》规范的，他拒绝用人的理性去认识上帝，却用自己的理性去认识和界定上帝。这最终导致的是我们无法找到一个可以依循的“客观的存在”来帮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66
D.巴特的跟随者对巴特的评价
McCormack给出的“动态无误论”（dynamic infallibilism）的解读，他没有对此有更多的解释，但以动态无误论指出：这不是指圣经文本固有的属性，而是指圣经文本在上帝选择的特定时刻被上帝使用的方式。67 这样的一种观点似乎为巴特否认《圣经》无误做出了解释：《圣经》虽然有误，但《圣经》具有绝对的权威。这样的解释似乎给我们看见了对于《圣经》作为文本而言存在客观上的错误等，并对于历史的真实情况给了符合“历史”、符合“科学”的解释，但却无形中把《圣经》看成了简单的文本来对待和处理。我们会问，若《圣经》不是无误的，那么作为上帝的启示而言，祂怎样准确的传达给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清楚明白祂的旨意呢？光说《圣经》是见证，或许会迎合与满足了自由派对于历史事实无止境的批判和反问，但是至终我们无法找到清晰的文本可以有考据的去按着正意分解上帝的道。
五、卡尔·巴特的神道论对今日教牧的反思
巴特在不同的时代，引起的神学界、哲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对他的观点和反思常常有不同的回应。对今日而言，卡尔巴特的神道论依然给我们极大的反思：
A.以上帝为中心
巴特的热情和智慧在他瀚如烟海的著作当中，从他的影响和他的著作的效果来看，巴特都在围绕一个要点就是以上帝为中心。他的著作将当时自由主义泛滥的浪潮得以遏制，他大声竭力的四处发起回应只因为他将上帝作为全宇宙的中心来捍卫，这带给我们后辈牧者和服事人员极大的激励。无论世界的声音如何喧嚣，仿佛盖过了所有一切，但是在上帝里，以祂为中心，忠心的服事祂，就会有上帝的祝福。
B.在历史中的道（基督），在文字中的道（圣经），在教会中传讲的道（宣扬）
有赖于巴特将三一论内嵌于启示论，带给后世的学者和阅读巴特论著的我们产生极大的热情和动力：因为上帝是那个带来启示的上帝，而借着在历世历代教会中传讲上帝的道，使得耶稣基督这个在历史中的上帝被见证、被传扬、被分享。若是这么来看，阅读巴特，品味巴特的论述带给我们丰富的积极意义。
C.神学释经的重要性
巴特对于后世的影响极大的体现在了一位又一位的圣经学者、神学家被他的文集所点燃，产生了极大的积极作用。耶鲁大学的旧约教授蔡尔兹（Brevard Childs）、凯尔西（David Kelsey）、弗莱（Hans Frei）、耶鲁大学神学家林贝克（George Lindbeck）、著名的神学家侯活士（Stanley Haurerwas）等一众学者，在旧约、新约、诠释学等领域都表示巴特带给人极大的刺激和回应。巴特对于神学性释经的强调，高过于福音派执着于《圣经》真确性的争论，这意义深刻。基督徒之所以可以讲求客观性，经文与诠释者之间存在“批判性距离”，乃是因为上帝在教会内借着教会的群体来阅读和了解《圣经》。因此，今天的圣经诠释意识到，解读《圣经》固然重要，但更需要用神学性的眼光来看待释经之后的资讯传递。68
D.依然高举圣经无误论
巴特对待《圣经》的态度有一定的矛盾，且把启示压缩到了默示的概念中，透过分辨和查考，笔者依然提倡要回归古朴和传统的神学立场：高举圣经无误是极为必要的。因为巴特所倡导的启示论只将《圣经》当作是对于耶稣基督的见证，因此他的神学不需要在字义上处处以圣经为本，也不需要赞同宗教改革所提出的“以经解经”的观点。69 正因为福音派基督徒坚持整本圣经是一致的、无谬误的、不会自相矛盾的，所以我们会坚持圣经无误、圣经是清晰的。笔者支持福音派领袖和学者们的共识我们及其需要回归纯正福音，坚持圣经的无谬误，使我们可以回归上帝的道中，领受祂对这个世界的启示。人拒绝圣经的无误，而只强调《圣经》具有权威，其实乃是为人的理性留下了空间，《圣经》对人的理性也不再有约束力了。
六、结论
借着卡尔·巴特的神道论探讨，我们了解了他对于以基督为中心的启示论，也看见他在近代产生的极大影响。一方面我们感谢巴特对于自由主义、自然神论的反驳，在当时成为了忠心见证的榜样和见证。但另一方面我们需要仔细辨别他的启示论和宗教改革后的传统神学观点的不同和对他的各样评价，思索他神道论中只将《圣经》当作对于基督的见证的观点有极大的伤害和冲突之处。最终我们评估可以做出这样的决定：巴特对《圣经》是尊崇的，但是他没有讲《圣经》是无误的，这显然在今天时代中会带来更多的一些争吵。这是教会所不愿意也无法接受的。
注释：
1 陈晶，基督工人神学院道学硕士。
2 David Gibson and Daniel Strange, eds., “Introduction,” in Engaging with Barth: Contemporary Evangelical Critiques (New York, NY: T&T Clark, 2008), 17.
3 卡尔·亨利,
4 葛伦斯和奥尔森, 《二十世纪神学评介》, 刘良淑和任孝琦 译(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4), 46。
5 Karl Barth, The Theology of Schleiermacher, Geoffrey Bromiley 譯(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82), 186。
6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1:14, ed. Thomas F. Torrance and G. W. Bromiley (Edinburgh, Scotland: T. & T. Clark, 1956), 28–9.
7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1, index, 1–4.
8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1, 88–120.
9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1, the Word of God preached, 88–99.
10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1, the Word of God written, 99–111.
11 Ibid, 104–5.
12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1, the Word of God revealed, 115–7.
13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1, the Unity of the Word of God, 120–1.
14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1, the Unity of the Word of God, 120–1.
15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1, the revelation of God, 295.
16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1, the Word of God revealed, 111.
17 David Gibson, “The Answering Speech of Men: Karl Barth on Holy Scripture,” in The Enduring Authority of the Christian Scriptures, ed. D. A. Carson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2016), 211.
18 郭文池, 《系统神学：圣经论》, 鲍会园牧师神学丛书出版基金. (香港: 中国基督教播道会文字部, 2010), 160。
19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1, the revelation of God, 295.
20 迈克·何顿, 《基督徒的信仰: 天路客的系统神学》, 麦种翻译小组译, 根基系列 (South Pasadena, CA: 麦种传道会, 2016), 137;转引自 George Hunsinger, Disruptive Grace: Studies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Barth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2000), 338–60。
21 迈克·何顿, 《基督徒的信仰》, 137; 转引自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1,the Revelation of God, 295–6。
22 迈克·何顿, 《基督徒的信仰》, 137;转引自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1, 53–68。
23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1, the Root of the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316.
24 郭伟联, ,于《建道学刊》第 30期 (香港：建道，2008)。
25 郭文池, 《系统神学：圣经论》,159。
26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1,143.
27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1,59, 193.
28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1:262.
29 Ibid.
30 Ibid.
31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1, the Unity of the Word of God, 120–1.
32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I/1,the root of the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309.
33 A. T. B. McGowan, ed., Always Reforming: Explorations in Systematic Theology (Downers Grove, Ill: IVP Academic, 2006), 22.
34 戴德理, ,于《基督教文化学刊》, 第41辑：返本开新 ，瞿旭彤编,柳博赟译, (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19); 转引自 Gordon H. Clark, Karl Barth’s Theological Method (Philadelphia, PA: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Pub. Co, 1963), 204.
35 Gibson, “The Answering Speech of Men”,211.
36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1, 125；巴特在之后又直言圣经是启示的“见证”，I/2，457-72。
37 Gordon H. Clark, Karl Barth’s Theological Method (Philadelphia, PA: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Pub. Co, 1963), 196; 转引自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1, 127.
38 戴德理, .
39 戴德理, ; 转引自W.S. Johnson, “Karl Barth,” ed. McKim, Dictionary of Major Biblical Interpreters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07), 161–164.
40 John M. Frame,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Phillipsburg, NJ: P&R Publishing, 2015), 414.
41 葛伦斯和奥尔森, 《二十世纪神学评介》, 82。
42 Ibid.
43 Gibson, “The Answering Speech of Men”,211.
44 Ibid.
45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2, 212.
46 艾利克森·米拉德·J, 《基督教神学(卷一)》 (台湾：新北市: 中华福音神学院, 2000), 307; 迈克·何顿, 《基督徒的信仰: 天路客的系统神学》, 176。
47 艾利克森·米拉德·J, 《基督教神学(卷一)》,307。
48 迈克·何顿, 《基督徒的信仰》, 176–8。
49 戴德理, 。
50 葛伦斯和奥尔森, 《二十世纪神学评介》,82。
51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1, 241.
52 Gibson, “The Answering Speech of Men”,211
53 Gibson, “The Answering Speech of Me”, 215; 转引自 Bruce L. McCormack, “The Being of Holy Scripture Is in Becoming-Karl Barth in Conversation with American Evangelical Criticism,” in Evangelicals & Scripture: Tradition, Authority, and Hermeneutics, ed. Vincent Bacote, Laura C. Miguelez, and Dennis L. Okholm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04), 71–2.
54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1, 241.
55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1, 126.
56 Karl Barth, Evangelical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trans. Grover Foley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79), 26、36.
57 Gibson, “The Answering Speech of Men”,210–1.
58 Gibson, “The Answering Speech of Men”; 转引自 John Webster, Karl Barth, 2nd ed. (London-New York: Contunuum, 2004), 65.
59 葛伦斯和奥尔森, 《二十世纪神学评介》,83。
60 迈克·何顿, 《基督徒的信仰》, 186。
61 Ibid,186–7.
62 Ibid.
63 曾劭恺, ,于 《圣经真的没有错吗？圣经底本无误论的再思》, 周功和等 (新北市,台湾: 中华福音神学院, 2013), 327。
64 曾劭恺, , 301; “芝加哥圣经无谬误宣言,” accessed August 24, 2020, http://www.pcchong.net/1Samual/chicago_statement_on_biblical_inerrancy.htm.
65 曾劭恺, , 350.
66 Ibid.
67 Gibson, “The Answering Speech of Men”,211.
68 特雷耶, 《圣经的神学诠释》,纪荣智译 (香港: 天道, 2010), 22–3。
69 曾劭恺,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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