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基督教、天主教在二十世纪的香港地区扮演了重要的社会角色，对于许多社会服务、社会教育事业都有很大程度的参与。这一领域的历史已经引起了学者充分的关注。关注并研究这一主题的历史不仅需要扎根于已有的文献材料，也需要通过口述历史的方法以收集一种生动、多样的材料，从而更为充分、全面地呈现历史。回顾过往的研究，在香港地区相关主题的历史研究中，口述历史已经成为了其中一种重要的形式和工具。本文将聚焦于三个不同主题的口述史研究个案，对三个已有的香港基督教、天主教口述史的成果以及它们的呈现形式进行比较与分析，从而检讨这些现有口述史的研究成果与呈现形式对于研究者以及社会公众所具有的意义。
本文所聚焦的三项个案，一项为张小兰、黄奕清编写的《东西荟萃：香港天主教会口述历史》， 一项为郭伟联主持编写的《香港基督徒口述及文献史研究：1970年至1997年的宗教论述、社会参与及身份建构》，一项为黄慧贞、蔡宝琼编写的《华人妇女与香港基督教：口述历史》。这三项个案不仅各自所关注的人群、主题不同，所采取的呈现形式也具有多样性。《东西荟萃：香港天主教会口述历史》是一项纸质的出版作品，迄今尚未发现有其他的呈现形式。而《香港基督徒口述及文献史研究：1970年至1997年的宗教论述、社会参与及身份建构》则是作者通过网站的方式呈现。《华人妇女与香港基督教：口述历史》则既有纸质的出版作品，亦通过网上资料库的方式进行呈现，其中还包括了录音的形式。
因此，这三项个案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各自鲜明的特点，为口述历史这一历史形式本身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个案。同时，这三项口述史研究的成果也都属于广义上基督宗教研究的范畴，对这三项口述史研究的个案进行比较以及分析，也对香港基督宗教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三项基督宗教口述史研究的角度、关注点其受访者
本文关注和讨论的三项口述史研究，虽然都同属于香港基督宗教口述史研究的范畴，但实际上三项研究的主题和关注点差异较大。如书名所述，《东西荟萃：二十世纪香港天主教会的历程》这一口述史“希望通过受访者的忆述，介绍天主教会与香港社会于二十世纪同步成长的经历”2。该口述史，包括了四大部分，包括了“教会与社会”、“教会与文化”、“教会与堂区”、“教会与女性”。书中收录的受访者有三十位，数量上也是不少的。可以看出，这一口述史研究的内容广泛并具有多样性，访谈的内容也相当详细，对于了解二十世纪的天主教与香港社会来说，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而进一步来看，在这些受访者中，主要是与天主教会关系较为密切的神父、修女，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这部口述史在更大程度是从教会本身的角度来记录和陈述历史的。从被记录的人士来看，涉及到的人群也非常广泛，包括从事社工、教育、出版等等各项与天主教相关的人士。访谈所覆盖的人群范围较为广泛。
天主教会往往会提供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从这些提供事工、服务本身的人士出发，当然能够还原一部分的历史。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对一个教会团体来说，更多的是被服务的教友或者不信教的普通市民，同样，在与教会有关的社会服务中，更多的是被服务的各类人士。在该口述史研究中，尽管也有一项被收录的访谈《感谢教会接济的家庭——梁氏三姐妹》3，该访谈的对象便主要是教会的受助者。
不过，从整体来看，该口述史对于天主教会受助者、受服务者、受教育者的访谈是相对较少的。尽管在各个访谈中，会有许多关于受助者的内容，但仍是从服务者的角度进行回忆和思考的。从不同的视角经历、回忆同一件事往往存在差异。服务者、教育者的回忆和认知或许与受助者、受教育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当然，从口述史研究的具体操作上来看，如果被服务的教友或者其他人士对于过往的教会服务、教会教育的看法比较负面甚至排斥的话，往往便不会与教会再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寻找到这些人士进行访谈是比较困难的。
《香港基督徒口述及文献史研究：1970年至1997年的宗教论述、社会参与及身份建构》则关注了较为不同的研究主题。在这一项口述历史研究的个案中，访谈的内容侧重的是华人基督徒领袖的社会参与。正如该项口述史自身介绍的，其访谈的是华人基督徒的领袖。4相比另两项香港基督宗教相关的口述史研究，从教育背景上来看，这项口述史研究涉及的物件大多数都拥有较高的学历，有的在海外留学过。这些受访者绝大多数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
香港的高等教育经历了一定时间的发展，在上个世纪的40到60年代，就读大学甚至在海外留学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既需要自己有一定的能力，也需要家庭条件的许可和支持。因此，显然，这项研究所关注、访谈的基督徒属于较为精英的阶层。这一关注点是这项口述史较为特别的。从访谈的内容的语言上来看，有的受访者有时候也会在访谈中夹杂较多的英语。香港虽然是一个相当国际化的城市，历史上也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但对于许多较为底层的人士来说，大量使用英语是较为困难的事情。因此，从种种角度观察，这一口述历史的关注对像是基督徒群体的精英阶层，社会精英、基督徒精英所经历、看待的历史自然与其他的基督徒有所不同。另外，该口述史在访谈中也涉及身份认同这样在当今香港具有一定敏感度的社会、政治问题。
本文关注的第三项口述史《华人妇女与香港基督教口述历史》的访谈对象则较为特别。正如该口述史的标题所透露的，该口述史访谈的都是与香港基督教有关的华人妇女。香港出现一批集中关注女性的口述历史，在刘智鹏看来，“反映出香港社会对女性地位的重视”5。这一观点充分地受到了该口述史主要研究者黄慧贞的支持，黄慧贞认为，该口述史“让一群资深的基督教妇女，从他们日常的生活叙事出发，以自己的语言为自己说故事，在一个整体来说仍然是男权中心的社会和文化氛围中，让妇女主体发声。“6从该口述史的访谈对象来看，所访问的女性多种多样，从职业上看有保姆、女工、全职主妇、教区枢机主管等等，读者可以从该口述史了解不同华人妇女在香港的生活、与基督教的关系。而就具体内容来看，本文认为，该口述史也能够很大程度上体现黄慧贞所提倡的“让妇女主体发声”的理念。以该口述史中的一个访谈“忍人所不能忍”为例。7在该口述史中，受访者表达了自己小时候偷偷去上学、结婚时希望减轻月经疼痛以及不希望怀孕等想法。8
非常明显，访谈中的这些想法，充分体现了作为女性主体本身的思考和心理活动。受访者本人也在访谈中透露“直至爸爸、妈妈相继过世后，我一直很想说出来，但苦无机会。今天很开心，接受你们的访问，让我可以把心意全说出来。”9由于社会习俗的原因，对于一位当时76岁的受访者，访谈中的内容有些在很长时间里是难以向外人表露的，关于两性上的话题更是长期受到避讳的。因此，该口述史通过独特的访谈角度，既记录了被人忽视的以女性为主体的历史，也为受访者的内心世界提供了一种出口，对于受访者也是一种内心得到释放的经历。
以上的三项香港基督教口述史的主题表面上看是较为相关的。从广义上看，三项口述史项目都关注香港、基督宗教，但也可以看出，由于受访人士的不同，访谈的角度的不同，三项口述史从相当多样的角度还原了二十世纪基督教与香港社会的历史。另外，受访人士与访谈角度的不同，也体现了三项口述史研究本身所具有的不同研究目的。
二、三项基督教口述史的呈现形式与社会意义
对于本文所关注的三项香港基督宗教口述史的成果，其呈现形式与意义也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非常明显，这三项基督宗教口述史的呈现形式具有明显差异。因此，通过这三项口述史个案的比较，也能够对不同口述历史的呈现形式进行一种反思。
《东西荟萃：香港天主教会口述历史》的成果完全是通过出版的书籍方式呈现的。最后的成书配有较多的图片。从文字上来看，该口述史的文字语言也主要以汉语的书面语形式表达，仅仅保存了数量很少的粤语口语，并且这些少量的粤语俗语、词汇也配有专门的注解。因此，该书无论对于香港、香港之外的读者都较为方便阅读。不过，由于仅仅只有出版的纸质图书，对于许多感兴趣的人士或许获取的难度较大。研究者能够借助图书馆等方式获得，普通公众可能与这一口述历史距离较远。因此，这一口述历史的成果很可能影响或者受众是较为有限的。
《香港基督徒口述及文献史研究：1970年至1997年的宗教论述、社会参与及身份建构》则是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呈现在网站上。不仅如此，在该网站上，不仅有文字版本的口述历史呈现，也有视频的形式呈现。在互联网时代，阅读大段文字可能已经远离了许多人的日常生活。通过观看视频，便能了解这一口述历史，是一种较为特别的呈现形式。因此，该口述历史的呈现形式是较为方便访问的，也更利于不同的受众群体进行访问，无论是相关领域的研究者还是普通的社会公众。而且，更为特别的是，这一口述历史还有资料分析的栏目。
阅览者可以通过点击不同的受访人士、团体，看到相关的关于受访人士、团体与一些事件相关联的资料。对于公众来说，这一设计增加了阅览时的趣味性，也能够让公众进一步了解相关人士和团体。而对于研究者来说，这一设计更方便了研究者的进一步研究。另外，该口述史也提供英语的摘要版本，虽然英语的摘要是较为简单的，但也方便了英语人士对该口述史的了解。在现有的口述历史成果中，这一口述史的呈现形式较为独特，也适应了时代的发展和需要。
《华人妇女与香港基督教：口述历史》这一口述史呈现的形式则兼顾了纸质图书以及互联网的呈现形式。在呈现的形式上也较有特色。具体来看，该口述史在图书中保留了一些图片，主要以汉语书面语的形式进行书写，在很小的比例上保留了访谈时的粤语原文。这种文字的呈现方式既方便大多数汉语读者阅读，也能够保留一定的生动性。
另一方面，该口述史也以线上资料库的形式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图书馆呈现。从该资料库的设计初衷来看，里面既有访谈录音，也有访谈的出版稿、文字稿、 逐字稿。这种设计的初衷能够很大程度还原最初的访谈状况。不过，就实际的访问来看，对比图书版本的该口述史，线上资料库中的出版稿、文字稿、逐字稿很不完整，仅仅呈现了一小部分的内容。当然，这也许是口述历史的工作者有意为之，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如此的安排和操作也许有利于保护受访者的个人隐私。但这样的限制，也造成了该互联网的资料库较不完整，使得在互联网上公开的这一形式失去了很大程度的意义。
三、三项口述历史中作者对于口述史的主动参与
在本文所关注、讨论的三项口述史个案中，很明显，口述史的主要内容来源是受访者的访谈记录。在设计口述史的问题时，当然便会涉及不同研究者的各自关怀，这本是研究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三项口述史研究中，口述史的编者有的也有意地参与到了历史的书写过程中。在这些口述史中，编者都会加上一定篇幅的引言、介绍或注释，这本是出于方便读者理解的正常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内容中较为主观的成分对于阅读者理解口述史的材料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对此予以分析。
在《华人妇女与香港基督教口述历史》中，口述史研究者、编写者对于历史的主动参与是较为明显的。该口述史的目的是希望在一个男权中心的世界中让妇女自己作为主体发声。10这种口述史的研究目的完全值得理解，并且这种初衷在本文看来是值得赞赏的。不过，从该口述史的具体内容来看，有时候，却是研究者本身作为主体参与到发声。在该口述史的正文中，穿插有一定篇幅的研究者、编写者所做的介绍，这本也是正常的现象。不过，在其中一篇口述史的最后，该研究者写道“以古照今，回望今日的社会，两性之间的不平与压抑真的有显著、深层次的改变吗？还是说，它们不过是以更细微，更隐蔽、更狡猾的方式，反覆出现？”11
在这里，口述史的编写者对于读者有较为强烈、明显的暗示，容易激发读者在阅读时的情绪。对于当下社会的性别平等问题，本不在该口述史的书写范围之内，当下社会可能仍存在一定的性别平等问题，但在口述史中加入这样的暗示或者较为主观的判断，对于一部口述史来说或许有失妥当。在其中另一篇口述史中，撰文者在访谈的中间也加入了这样的内容：“细嫲从小就要做‘琵琶仔’——一个被安排去服侍男性的角色，如果她要反抗命运的定居，不被人欺负，她有多少空间？好了，就当她真的心肠坏，恃势淩人，但这些扭曲了的生存技量，全是‘个人’的罪吗？如果这社会不是‘男尊女卑’，被定格为出身卑贱的她会否有更多选择？”12
在这里，撰文者连续使用了反问句，加强了语气，也使读者在阅读时容易被带入到较为强烈的情绪当中。撰文者所说的历史上男尊女卑的现象，完全是存在的，也完全值得批判。但作为一部口述史，其表达的内容应当是较为客观的，主要的内容也是整理后的访谈，应该主要体现的是受访者的表述，在历史材料中加入这样的内容，或许一定程度上过度突出了撰文者、口述史的研究者的能动性。
《香港基督徒口述及文献史研究：1970年至1997年的宗教论述、社会参与及身份建构》这一口述史是通过互联网资料库的形式呈现的。其口述史访谈的内容主要在“受访人士”的栏目中。13在该口述史的访谈中，口述史的编撰者没有加入自己撰写的引言，仅仅对于受访者进行了一定的介绍。从口述史的呈现来看，口述史的研究者、编撰者在这一口述史中起到的参与作用较小。在这一口述史中，研究者、编撰者更多地将其能动性体现在了口述史问题的设计中，而不是口述史的访谈内容里。
在《东西荟萃：香港天主教会口述历史》中，口述史的撰文者在访谈内容中也经常穿插一定篇幅的介绍，从而使读者了解相关的历史背景，或者使读者对受访者的生平有更多的了解。该口述史的这种介绍，不仅内容上都是较为客观的，而且从语气上来看，也较为地平和。对于一部口述史来说，这种形式的介绍穿插在口述史正文中，对于读者的影响较小，也能够使得读者对历史有更全面的了解。可以看出，该口述史的研究者、编撰者没有较为主动地参与到口述史本身中，体现出较为节制的特点。
因此，比较上述的三项与香港基督宗教相关的口述史成果，就口述史的正文部分来看，在《香港基督徒口述及文献史研究：1970年至1997年的宗教论述、社会参与及身份建构》与《东西荟萃：香港天主教会口述历史》中，口述史研究者、编撰者本身在编撰口述史的过程中采取了较为节制的态度，较少地将研究者个人的主观倾向和想法带入到历史的叙事中，撰文者语言的表达也较为平实。而相比之下，在《华人妇女与香港基督教口述历史》中，口述史的研究者、编撰者在口述史中穿插的内容语气较为强烈，也显示出了研究者本身所带有的个人倾向。
尽管本文对于该研究者的立场和倾向是同情并理解的，但从口述史本身的表述来看，研究者本身主动地、较为强烈地参与到历史的叙述中，对于口述史本身未必妥当。本文提到，该口述史的目的是希望在一个男权中心的世界中让妇女自己作为主体发声。14这是该口述史的初衷，从该口述史的具体访谈内容中也确实能够看出这一点，该口述史的内容许多都是从女性的视角流露的，可以看出，在研究者设计访谈的问题时已经留意到这点了。在设计访谈问题时，体现研究者的目的，是合理而且正常的。但在口述史正文的叙述中，穿插了过多研究者主观的表达，或许令该口述史的研究者超越了一定口述史叙述的界限。所造成的结果便是，不仅仅是让妇女作为主体发声，而是研究者同时作为了主体在发声。
四、结论与反思
与所有的历史研究一样，口述史本身也反映了研究者对某一部分历史本身的关怀。这种关怀完全能够在对于受访人士的选择上、访谈问题的设计上得以体现。历史既是在最大程度上对于客观历史事实的反映，也是经由不同的历史研究者、编撰者通过自己不同的角度进行反映的。因此，口述历史与其他历史一样，作为历史的一种形式本身，需要有自己本身的边界与伦理要求。这种界限和伦理要求，是对于历史内容的客观、可靠的保证。口述史从访谈转化为历史的文本，需要经过研究者、编撰者的努力。从本文对于三项基督宗教口述史的比较来看，口述史的研究者需要在编撰口述史内容的过程中，保持足够的节制与审慎，在语言的运用上也需要足够的平和，以免影响口述历史本身的可靠性与客观性。
从本文关注的三项口述史成果来看，口述历史已经开始采用了多样化的呈现形式。这些多样化的呈现形式，不仅方便了相关领域的研究者进行查阅、使用，也为社会公众了解历史、了解宗教与社会提供了一种便捷的管道。当然，经过本文对三项口述史呈现形式的比较，这些呈现形式仍有值得改进和提升的空间。例如，在本文所讨论的三个口述史个案中，受访者的个人资讯都没有被隐去。而对于其他口述史的受访者，个人资讯也许是受访者不愿透露的。从《华人妇女与香港基督教：口述历史》可以看出，从一开始的访谈文稿，到最后的出版稿，经过了不同的版本。通过互联网资料库进行呈现时，口述史的工作者也应当进行相似的处理，既能精简内容，也能保护受访者的权益。
脚注
1 陈昊成，香港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 道德社会学，宗教社会学，香港社会史。
2 张小兰、黄奕清 (主编)：《东西荟萃：香港天主教会口述历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天主教研究中心，2019年，编者序 第3页。
3 张小兰、黄奕清 (主编)：《东西荟萃：香港天主教会口述历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天主教研究中心，2019年，第275-282页。
4 郭伟联：《香港基督徒口述及文献史研究：1970年至1997年的宗教论述、社会参与及身份建构》，2019年，https://digital.lib.hkbu.edu.hk/christianhistory/，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8月27日。
5 刘智鹏：《口述历史与香港当代史志的编纂》，《台湾文献》2014年第65卷，第49-72页。
6 黄慧贞、蔡宝琼 （主编）：《华人妇女与香港基督教口述历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2010年，前言第13页。
7 本文为保护相关人士隐私，隐去受访者姓名。
8 黄慧贞、蔡宝琼 （主编）：《华人妇女与香港基督教口述历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2010年，正文第1-18页。
9 黄慧贞、蔡宝琼 （主编）：《华人妇女与香港基督教口述历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2010年，正文第18页。
10 黄慧贞、蔡宝琼 （主编）：《华人妇女与香港基督教口述历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2010年，前言第13页。
11 黄慧贞、蔡宝琼 （主编）：《华人妇女与香港基督教口述历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2010年，正文第 50页。
12 黄慧贞、蔡宝琼 （主编）：《华人妇女与香港基督教口述历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2010年，正文73页。
13 郭伟联：《香港基督徒口述及文献史研究：1970年至1997年的宗教论述、社会参与及身份建构》，2019年，https://digital.lib.hkbu.edu.hk/christianhistory/，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8月27日。
14 黄慧贞、蔡宝琼 （主编）：《华人妇女与香港基督教口述历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2010年，前言第13页。
参考文献
1. 张小兰、黄奕清 (主编)：《东西荟萃：香港天主教会口述历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天主教研究中心，2019年。
2. 黄慧贞、蔡宝琼 （主编）：《华人妇女与香港基督教口述历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2010年。
[3]郭伟联：《香港基督徒口述及文献史研究：1970年至1997年的宗教论述、社会参与及身份建构》，2019年，https://digital.lib.hkbu.edu.hk/christianhistory/，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8月27日。
[4]刘智鹏：《口述历史与香港当代史志的编纂》，《台湾文献》2014年第65卷，第49-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