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柝声的无意识本土化现象——从《主工人的性格》神学思想和文学章法解构尝试（上）
4.殉道
“受苦的心志应该有多少呢？圣经的要求乃是‘至死忠心。’（启二10。）”[1]不知道是否与当时的局势有关（鼓岭训练班开始于1948-1949年，正值国共争锋之时）。
倪氏将受苦的极限界定于舍弃性命，可是受苦的极限真的是舍弃性命吗？死与舍弃性命并不能划等号。比如，历来对于异议人士的处理，并不是以性命为要挟，相比于性命，可能有更紧迫的，比如声誉、贞洁等。而在对倪柝声的指控中，就有一项真假难辨的淫乱罪。另外，就是在控诉运动中，很多跟性命没有直接关系的指控，但是在“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狂风暴雨下，成为对于人性之恶的疯狂揭露，这时就回到了法律、专政、暴民等围绕着耶稣受难时的场景。倪氏践行了自己的话：“当试炼临到我身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本来就应该这样。”[2]。最近几年有一本在基督徒中非常流行的书——《叛教者》，很多人直接说主角原型就是倪柝声。用倪柝声自己的话来说，“即使这一个弟兄跌倒了，这条路还是对的，为什么？因为真理是绝对的”[3]。作为基督徒，仰望和效法的对象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倪柝声、卡尔·巴特，不是马丁·路德，也不是使徒保罗，只有耶稣基督。“如果神说这条路是对的，那就是所有别的人都不走，我也要走。不是因为这条路很热闹，所以我走；不是因为某某弟兄在那里走，所以我也走。如果这条路是对的，就是某某弟兄不走，我还是走”。[4]这个有点类似于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虽千万人吾往矣”；“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5.工作观
在读关于“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之前，笔者原以为指的是该睡觉的时候睡觉、该起床的时候起床，可是倪氏说的是该睡觉的时候也可以暂时不睡觉。那么到底是哪一种是节制呢？到底是该睡觉的时候睡觉呢，还是该睡觉的时候可以暂时不睡觉呢？[5]倪柝声对事工的要求非常急迫，整体上鼓励带病作工，与原初想象的劳逸结合的节制相反，倪柝声解读为尽量多的使用身体、时间来作工，这可能就是倪柝声所理解的节制。[6]
对于参考圣经的作息，倪柝声的视角非常特别。[7]“我父作事直到如今”这个点明了一种特别的世界观。我们一般会说，“工作六日休息一日”，而倪柝声却引用了耶稣的话“我父作事直到如今”。那么传道人的作息制度到底是参考“工作六日休息一日”呢，还是“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倪柝声的工作观到底是来源于圣经，还是东亚勤劳文化的产物，抑或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物？
“我们宁可带着一个职业，好好地事奉神”。[8]倪氏的这种事业观是很多宗教文明使者都会经历和面对的，在基督教可以看到，在犹太教可以看到，在儒家也可以看到。孔子说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却又被其他隐者嘲讽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倪柝声创办生化药厂，可谓知行合一。（生化药厂事宜，也是充满了争议，甚至有点神秘色彩。最近笔者从一位有倪柝声聚会处背景的台湾牧者那里听到一个过去从未听说的信息，就是关于药厂启动资金的来源，说它来自国外宣教赞助。而这个消息属性属于教会中经典的口传传统，没有任何文字记录。）
倪柝声严厉反对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9]为什么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是全世界最卑鄙的事？为什么在钱上不干净是在神的话语里定罪得最厉害的事？对于后一个问题，可能是因为钱的事是太外面的事，[10]所以将对付谋利的存心作为做神工作之人的基本性格；谁在钱财的事情上一软弱，就什么都软弱。
那么，“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到底指的是什么？是指牧者在教会领薪水吗？最后倪氏指向的是这一类人：“有许多人口里说夸大的话，说他有多少次祷告得着答应，说他行过多少次惊人的神迹奇事，他说这些话实在是为着得便宜”。[11]倪柝声将犹大书十六节“口中说夸大的话”界定为“说他有多少次祷告得着答应，说他行过多少次惊人的神迹奇事”。好像倪柝声对这个问题很委婉，并没有直接指出“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到底指的是什么。不过“说夸大的话”与牟利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虽然能得着些便宜。
6.学习
在圣经中，本身并没有关于学习本身的哲学或伦理。结合前面关于空和无我的阐释，倪柝声关于学[12]的概念就是倒空自己，让神的话进来，让属灵的进来。这个有人质疑：这怎么可能实现呢？
一方面，笔者认为这是来自佛教，是倪柝声自己特色的神学思想；
另一方面，倪柝声关于学习的这种概念只是很简单的学习概念之一。
不同于犹太教、儒家强调学习，在基督教神学中，目前笔者唯有在巴特书中看到了学习这个概念。巴特在《福音的神学》中有一节专门讲述学习（study，Studium），他的学习概念诠释要比倪柝声的诠释要丰富得多：学习乃是师、生的相会（直接的或是书面的）以及深具意义的结合——师长本身也曾是其师长的学生。[13]巴特的学习概念跟《礼记·学记》所阐述的“教学相长”伦理基本吻合，就是学习并不是一个完全受者的状态，而是一个交流的过程。[14]当然巴特也有学习的基础层面的阐述，与倪柝声的完全受者的学习概念相吻合：学习意指成为以及永保“受者”的地位。[15]当然两人论述的目的和目标是基本一致的，巴特明确谓之：这课业乃是导至所有神学的源泉与规范，亦即圣经的证言。[16]
另外从语言角度，无论英语study还是德语Studium本身都具有“学习、研究”两个义项，本来在儒家语言里，“学”这个词本身包含了“学习、研究”两个义项，但在现代汉语里，“学习”和“研究”逐渐成为两个独立的义项。以至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学习一般指基本层面的、单独方向的授受过程，也就是倪柝声思想中的学习概念。而study、Studium或学并不是简单的单独方向的授受过程，而是互相交流的双向过程。这本身可以在圣经里有所回应，比如约伯与上帝之间的交谈，就不是简单的单独方向的授受过程，而是有一个激烈的交流过程。
对于学不躐等问题，倪柝声也完全固化了：“许多人……从来没有服在另一个人的权柄底下过，自然而然，他不能被神设立作权柄来带领人”。[17]倪柝声在这里将“不可躐等”问题完全说死了。“不可躐等”问题在李天纲的《经学与神学的相遇》里曾经论述过，儒家与基督教对这个传承管理问题都非常重视。[18]但是倪柝声在这里完全排除“躐等”现象恐怕违背了自己的理念：“你绝不能因着你个人是这样感觉，就把一个真理推到过分大的地位上去”。[19]巴特对这个问题也非常重视，但是提到了例外：除非聪智才高，直接探求旧约诸先知及新约众使徒对现代世界与教会以及对作为教会会员的他本人所说的话，而无需与那些古今的诸先辈神学家以及教会中的父老兄弟们做副次的对话。[20]
这样的张力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本来从圣经而来的、直接的对话是首要的对话，也是最基本的、最便捷的对话，但是由于社会历史文化的演绎，与教会前辈的副次对话一般也成了必经的、必要的阶段。这个现象的张力在各种革命运动中非常明显，一方面晚辈要革命创新，另一方面前辈掌握着资源经验。外部强力推进的革命创新破坏了很多文明的传承。所以孟子对“躐等而进”问题谨慎待之：“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
7.总结
对于倪柝声的思想来源，传统上会追溯到弟兄会和内里生命派。从倪柝声指名道姓提到盖恩夫人这个做法来看，他的风格是并不隐藏自己的文献来源。但是除了这两个来源之外，本文梳理出了倪柝声思想和文字中所表现出的几个中国传统文化影子，包括儒家和佛教的。另外就是倪柝声经历了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等，濡染西方文化和现代商业，这些对其文字作品也有很明显的影响。
但是在传统文化和文言古文中，有丰富的词汇可以用来更准确地描述属灵事物，这是在现代容易忽视的一个地方。
在传统主流对倪柝声的认知中，一般将其放在西方弟兄会和内在生命派视野内，而其中国文化底色很容易被忽视。相对于对倪柝声西方神学底色的自身进行有意识地认知，对其中国文化底色应该从其自身无意识角度探查，而需要研究者有意识地去发现。
倪氏生命中出现的灵命危机，也可以从这种本土文化无意识角度来解读，这个将来有机会另文阐述。
1. Meng, Jin. “The Spirituality of Watchman Nee from a Neo-Confucian Perspective.” M.A.Theo. Thesis.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2018.4.
2. 陈澔（注）。〈礼记集说·学记第十八〉。《四书五经》（全三册）。北京：中国书店，1998，2007。
3. Karl Barth著，龚书森译。《福音的神学——导论》（Evangelical Theology – An Introduction）。东南亚神学院协会台湾分会，1975.1。
4. 拉里•裴德（Larry Pate）。《建立新教会》（Starting New Churches）。ICI University，a division of Global University，一版1984，重印 2001。
5. 李天纲。《跨文化的诠释：经学与神学的相遇》。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6. 刘丽敏。〈近代中国基督宗教本土化的历程回溯与路径分析——以马相伯与倪柝声为个案〉。《不死就不生：近现代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1》，页30-46。林四皓、周复初编。新北市：圣经资源中心出版，2012。
7. 倪柝声。《主工人的性格》。台湾福音书房，一版1978，十版2003。
8. 曾庆豹。〈无所凭依、无因而起：倪柝声的神学人类学及其文化底蕴〉。《汉语基督教学术论评》, (12), 2011：159–87页。（Ken Pa Chin. “The Theological Anthropology of Watchman Nee: In the Context of Taoist Tradition.” Sino-Christian Studies, no.12 (2011): 159–87）
9. 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2005。
[1] 同上，页45。
[2] 同上，页37。
[3] 同上，页187。
[4] 同上，页189。
[5] 同上，页56-58。
[6] 同上，页64。
[7] 同上，页67。
[8] 同上，页161。
[9] 同上，页160。
[10] 同上，页157。
[11] 同上，页16。
[12] 同上，页135，136。
[13] Karl Barth著，龚书森译：《福音的神学——导论》（Evangelical Theology – An Introduction）（东南亚神学院协会台湾分会，1975.1），页153。
[14] 陈澔（注）：〈礼记集说·学记第十八〉，198-203，《四书五经》（全三册）（北京：中国书店，1998，2007）。
[15] Karl Barth著：《福音的神学——导论》，页153。
[16] 同上。
[17] 倪柝声：《主工人的性格》，页147。
[18] 李天纲：《跨文化的诠释：经学与神学的相遇》（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页36。
[19] 同上，页144。
[20] Karl Barth：《福音的神学——导论》，页154-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