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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极呼天的旷世之作——希伯来圣经中的哀怨传统

作者 : 戎利娜
2021-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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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希伯来圣经中的哀怨传统(Lament Tradition)[1]还不是一个广为人知的话题。提到哀怨,很多人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哀伤、抱怨,然而,这并非希伯来圣经中哀怨的重点。圣经中的哀怨,更是人在痛苦中对天主的苦苦寻觅和殷殷渴求,及在黑夜中的执着和坚持[2]。没有人的生活会是一帆风顺的,每个人都会在生命中经历黑暗痛苦的阶段,所以透过圣经来看我们应该如何度过这样的阶段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圣经中的哀怨传统展示给每位信仰者如何在至深的痛苦中坦诚面对自己和天主,即使这个自己是迷茫甚至愤怒的,即使这个自己只想逃脱天主的关注,即使这个自己觉得天主不可理喻……;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无需粉饰自己的感受,那发自内心深处的哀呼,就是最真实的祷声,天主从来都不会对这样的呼声置之不理,虽然祂的回应常常迟迟不来,有时即使来了也往往不同于我们的期待。

本文旨在重拾圣经中一度被忽视的哀怨传统。在各文化中,信徒更熟悉的信仰教导是凡事感谢、在痛苦中要忍耐,因为我们相信天主的一切安排都是最好的,即使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同时被强调的,是赞美上主的力量。

赞美固然重要,但圣经中同时保留了哀怨传统,那就是人可以在天主面前把自己最真实的负面情感坦诚地展示给上主;当生命中的一切都变得支离破碎时,人可以依赖着天主来对抗天主(when everything in life falls apart, one can hold God against God)。

赞美与哀怨犹如信仰生活的两大支柱,二者缺一不可;只有经过哀怨洗练的赞美才是由衷的赞美,只有把目标聚焦在上主内的哀怨,才不至于陷入自怨自怜的哀叹中,而成为与主契合的阶梯。

本章分五部分:

一、希伯来圣经的成书背景与哀怨传统[3]; 

二、哀怨在希伯来圣经神学思想中的重要性;

三、希伯来圣经中主要的哀怨形式; 

四、哀怨与希伯来圣经中的天主形象;

五、哀怨与希伯来圣经中的天人关系。

一、希伯来圣经的成书背景与哀怨传统

历年来,圣经一直是一本最脍炙人口的书,它以一种历久弥新的方式影响着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人。圣经不但内容深奥广博,它所涵盖的文学体裁也丰富多彩。它不仅是宗教经典,也是文学巨著;它有一种激荡人心的内在生命力,超越时间和空间,对所有用心品味它话语的人展示着它的力量。

圣经有如此强的影响力,原因林林总总,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它探索着人存在的奥秘,展示着天人关系的方方面面,它不避讳难解的问题,而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索。圣经肯定上主对以色列子民的信实,但也不回避以色列子民在生死存亡的流亡阶段对召选他们的上主提出的种种疑问。

在这样的痛苦时刻,以色列子民不但没有放弃,反而加深、巩固了他们对上主的信仰。以色列子民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他们能够在最痛苦的时刻,坦诚地面对自己及上主,把最难解的问题一览无余地摆在上主面前。希伯来圣经的形成,其实就是以色列子民在亡国后的民族之痛中,信仰反省的结晶。

希伯来圣经的书写和正典的逐步形成,与以色列民族历史中最重要的痛苦阶段紧密相连,即巴比伦流亡期和耶路撒冷主历70年的毁灭。这也显示了哀怨传统对整部希伯来圣经形成的重要影响,同时,希伯来圣经中也保留了大量的哀怨著作,如哀怨圣咏、哀歌、《约伯传》和先知文学中的哀怨段落。

(一)巴比伦流亡期与希伯来圣经的书写

以色列子民在巴比伦流亡时期,几乎失去了可以代表他们身分的一切:国王、国家的独立、土地和圣殿。他们生存的一个最大挑战就是:他们现在如何理解自己“天主子民”的身份和上主与他们订立的盟约。流亡巴比伦的以色列人经历的痛苦,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心灵上的、信仰方面的。

除了犹大国王和他的家眷在巴比伦首都被囚外(列下廿五27~30),大部分流亡的犹太人被安顿在Tel Abib区域,在革巴运河(Chebar)旁的Nippur城附近。这区域是一个废墟,犹太人很可能被安置到这里做重建工作。生活在巴比伦不同区域的犹太人的命运很可能相差甚大,有的可能被投入监狱,或被迫作奴隶,但大部分的犹太人可以正常劳作或经商,以养活他们的家庭。

生活在Tel Abib的犹太人很可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欢迎,但我们无法确定这些犹太人没有经历痛苦。他们很可能被迫作不习惯的工作,必须适应炎热的巴比伦低地生活,这样的气候与他们习惯的耶路撒冷的温和气候很不同。

咏一三七表达了流亡者刚到巴比伦的悲哀和挫折:“当我们坐在巴比伦河畔,一想起熙雍就泪流满面”(咏一三七1);它结束的语言虽极端,但可以让我们知道流亡者真实的感受。厄则克耳卅七11则表达了在巴比伦生活一段时间的犹太人的感受:“我们的骨头干枯了,绝望了,我们都完了![4]

更让以色列人无法忍受的是,他们自己的圣殿被毁了,在巴比伦看到的却到处都是高耸云天的巴比伦神殿。巴比伦的生活以城市中的神殿为中心,因为这些神殿拥有大量的不动产权,并监管运河、灌溉、农产品的交易等,在地区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

犹太人在巴比伦城市的周边定居下来,每个城市最重要的建筑都是这些神殿,他们肯定发现保持对雅威上主的信仰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上主不愿意或没有能力保护祂的人民,更不用说拯救他们了。可以设想,犹太人在流亡期间的命运和感受也会有很大的差异,有的可能很快就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和其他民族同化了,但也有人尽力保存着自己的民族身份和信仰。

在这样的状况下,以色列子民---无论在巴比伦流亡的,还是留守在被毁灭的巴勒斯坦的---都开始在感到被上主舍弃的痛苦中开始了深刻的反省。同时,他们也需要把自己的信仰传统书写下来,传授给下一代,这为流亡的以色列人是一种迫切的需要。

希伯来圣经中最重要的梅瑟五书,就是在流亡时期最后编辑成书的。学者们基本都同意梅瑟五书在主前五世纪末,就已经具备了现有的形式[5]。梁工肯定地认为,如果没有圣殿被毁和巴比伦的流亡事件,法律书很可能不会出现;“犹太人编纂正典,其实是要在其信仰濒临覆亡的绝境中,为其传统信念找出永存的形式。换句话说,他们抢救和编订古籍的行动,乃是民族危机的直接反响。[6]

希伯来圣经的书写,正是以色列子民在历经亡国之痛后,努力反思、保持并传递信仰的结果。

希伯来圣经中的前先知书,即从《若苏厄书》到《列王纪下》的申命纪历史,也在流亡巴比伦时期大致定型。后先知书牵涉到的先知们是在主前八世纪北国以色列亡国前后开始他们的使命,历经犹大的毁灭和后来的复国时期。

虽然先知书的编辑整理直到主前三世纪,并在主前200年左右被确定为正典[7],但它的写作背景和大部分内容,都与巴比伦流亡有着直接的关系。巴比伦流亡期,成为圣经的写作和编辑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

(二)耶路撒冷70年的毁灭与希伯来圣经正典的确定

希伯来圣经的第三部分,圣书卷或文集(Kathuvim/Writings)的最后编辑成书,是耶路撒冷于主历70年第二次被毁的结果[8]。主历66年,巴勒斯坦爆发反罗马起义,70年罗马士兵攻陷耶路撒冷。当罗马士兵兵临城下之际,犹太拉比Johanan ben Zakkai设法逃出,在耶路撒冷西南海岸的Jamnia设立犹太教中心。

圣殿圣城再度被毁,犹太人再度面临危机,Jamnia议会设法寻找“犹太教不依赖圣殿也能存活的方式”,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即圣书卷的编辑与确立[9]。圣书卷的正典性于主历90年确定,其中的内容最早可追溯到达味时代,最晚到希腊化时期。这样,希伯来圣经的全部内容确定下来,犹太人从此成为“一本书的民族”(A people of the Book)。

由此可见,主前六世纪以色列流亡巴比伦时期和主历70年耶路撒冷第二次被毁,是圣经成书史上的重要时期;圣经的写作和编辑成书,是以色列人回应危机的反思。所以,圣经的成书基本上是以色列亡国之后的事,正所谓“亡国而后作,巍然立高山”[10]

从此,圣经矗立在犹太人信仰和生活的核心,它成为比圣殿更醒目的丰碑,经过时间的洗炼后更加璀璨夺目。同时,圣经之所以成为迄今世界上影响最深、流传最广也最受欢迎的书,正是因为它是以色列民族“穷极呼天”的旷世之作[11]。这也验证了司马迁在《史记》的感悟之言:“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之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当然,圣经不仅是以色列民族的发愤之作,也是他们整个民族和天主共同演绎的篇章。以色列相信天主是这些篇章的终极编者。

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子民在亡国后一直在生死存亡线上挣扎,他们流落异乡,被异民统治,备尝屈辱,却同时从其他民族学到了一些新的文学形式和概念,从而促进了文学的成熟和繁荣。

圣经,这部希伯来文学遗产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就是因为它搜集融会了古代中东各国的文学精华,并加以创造[12]。哀怨传统不仅让以色列子民直面现实,反躬自省,而且帮助他们打开眼界,博彩众长,使圣经成为一部集百家之言的大作。

二、哀怨在希伯來聖經神學思想中的重要性

希伯来圣经的神学思想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相当复杂多元的。大部分圣经学者已经意识到,我们没有办法用一种单一的神学思想来涵括希伯来圣经的神学。所以,一些圣经学者建议用一种两极的方式(a bipolar fashion)来表达[13]

Walter Brueggemann用“维护合法结构”和“拥抱痛苦”这样的两极思想,来涵括希伯来圣经中不同的神学思想。如果某一思想维护的是“申命纪神学”,即上主赏善罚恶的思想,那它就在“维护合法结构”;如果某一思想努力摆脱赏善罚恶思想的束缚,那它就在“拥抱痛苦”[14]

毋庸置疑,希伯来圣经的神学是二者兼具的,既维护“申命纪神学”赏善罚恶的思想,又“拥抱痛苦”。借着维护赏善罚恶的思想结构,希伯来圣经描绘的上主是超越的,不受社会事件的影响或限制;借着拥抱痛苦,上主成为社会事件与发展的一部分。圣经读者不能选择二者中的一个而放弃另一个,它们之间的张力需要保持,不能被解除。

希伯来圣经中最普遍的神学思想,就是申命纪神学。它是盟约的表达,只要以色列人遵守上主的盟约,他们就会得到祝福,反之就会受到惩罚。这样的思想是建基在上主对世界的绝对统治之上,并肯定上主在人类的历史中运作,生活是有规律可循的。然而,这样一种单纯直接的申命纪神学思想,并不能完全表达以色列人的信仰经验,生活远比申命纪的神学思想复杂。

一方面,以色列人的生命经验告诉他们,生活并不是简单明确的赏善罚恶神学思想的翻版,当义人受苦时,这个思想就不成立了,危机就出现了。当以色列子民试图从信仰的角度来解读他们的民族命运时,他们不得不对申命纪神学思想提出质疑,因为战胜以色列的民族并不比以色列圣善。如果上主是普世的君王,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另一方面,以色列人认识的上主并不如此单纯,祂并不受申命纪神学思想的限制和束缚;即使以色列子民罪孽深重,祂也愿意宽恕;即使以色列子民一次次背弃盟约,祂也愿意不断表达自己的信实。上主不只是结构和法律的维护者,祂更是愿意和以色列子民建立并维持盟约关系的生活的上主。所以,拥抱痛苦为以色列和上主,都成为必须要选择的姿态。

Brueggemann表达说:拥抱痛苦意味着完全承认并经验痛苦,愿意让这痛苦成为以色列和上主交谈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种拥抱的行为,就是在完全表明痛苦的前提下,坚持上主听到并接受这样的表达,理解这样的痛苦,同时怀着希望等待上主的决定[15]。哀怨传统正是以色列子民拥抱痛苦的具体表达。

Brueggemann指出,希伯来圣经中维护合法结构和拥抱痛苦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下[16]

第一,两者之间的张力必须被保持并使之有形可见。

第二,拥抱痛苦在希伯来圣经中是维护合法结构的主流思想之外的一个弱小声音。相对于强大的主流思想,它非常脆弱,很容易被压抑。但正是因为这样的弱小声音的存在,让走向未来成为可能的,因为它让天主和以色列之间的对话在最困难的时期继续进行。

第三,任何一个忽视拥抱痛苦、这样弱小声音的时代,都只会允许个人或团体无条件地致力于合法结构的维护。在只关注维护合法结构、而听不到拥抱痛苦的声音的地方,就会只有压迫而没有仁爱、只有权利而没有慈悲。好的圣经神学和牧民神学会关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会将它们之间的张力剔除。哀怨传统应当受到应有的重视。

三、希伯来圣经中主要的哀怨形式

希伯来圣经中最常见的哀怨来自《圣咏集》[17]。《圣咏集》中的150篇圣咏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但无论怎样分,哀怨圣咏所占的比例都是最大的,超过了三分之一,所以哀怨圣咏应是《圣咏集》中最重要的类型。

近代圣咏研究的先锋,德国圣经学家Hermann Gunkel (1862~ 1932),提出了形式批判学的理论(Form Criticism),揭开了释经的新纪元[18]。Gunkel根据圣咏不同的写作环境(Sitz im Leben/Setting in Life),把圣咏分为五个基本类型:赞美诗(Hymn)、哀怨圣咏(Lament Psalms)、感恩圣咏(Individual Psalms of Thanksgiving)、皇室圣咏(Royal Psalms)和智慧圣咏(Wisdom Psalms)[19]

这其中占比例最大的是哀怨圣咏,大概有60首[20]。当然,有不少圣咏混合著不同的内容,很难清楚界定属于哪一类型,但哀怨的主题在《圣咏集》中所占的比例之重,是不容忽视的。Sigmund Mowinckel发展了Gunkel的研究成果,指出圣咏和以色列敬拜与庆节之间的关系,即形式和内容(form and substance)之间必然的密切联系[21]。《圣咏集》这部以色列最重要的祈祷书中,哀怨圣咏所占的比例最大,表明哀怨为以色列的信仰、祈祷、礼仪和朝拜都是至关重要的。

哀怨圣咏可分为个人和团体两种[22]。这两种的形式有一些不同,但基本包含五个部分,这里以典型的咏十三为例进行说明:

1.呼求上主:“上主……”;

2.对困境的哀诉(1~3节);

3.祈求上主采取行动(4节);

4.给予上主要采取行动的动机(5节);

5.确信上主俯听了自己或团体的祈祷,许诺赞美上主(6节)。

不同的哀怨圣咏中,这五部分的次序可能不同,也并不是所有的哀怨圣咏都包含所有的部分,特别是第五部分,并不是所有的哀怨都能以信心或赞美结束。例如,咏八八是一首纯粹的哀怨歌;圣咏作者在整篇圣咏中,都没有表达对上主俯听自己祈祷的确信,更没有赞美天主的许诺。

相反,这首圣咏以向上主的祈祷开始:“上主,我天主,我白天祷告,我黑夜在你的面前哀号”(咏八八1),以黑暗结束:“你使亲友同伴将我离弃,黑暗成了我的家人知己”(10节)。

表达典型的团体哀怨的哀歌也没有表达上主肯定俯听的信心,而以一个问题结束,“你岂能完全摈弃我们,岂能向我们愤怒到底?”(哀五22)走出痛苦、走向赞美,是需要时间也是无法强迫的。但即使这些哀怨没有以信心或赞美结束,它们展现的是紧抓着上主,永不放弃的执着。这是一种比用文字表达出的希望更深的希望,是对上主更深的信赖。

除哀怨圣咏外,《约伯传》也是哀怨的典范。约伯,这样一位连天主都认为“十全十美,生性正直,敬畏天主,远离邪恶”(约一1、8,二3)的人,却接二连三地遭遇不幸,而这一切都是“无缘无故”发生的(约二3),只因为撒旦要借此看看约伯侍奉天主是否是“无缘无故”的,也可译为“一无所求”的(约一9,希伯来文是 חנם)。

约伯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自己为什么受这样的痛苦,更无法接受这样的痛苦是罪恶的惩罚。他的朋友们试图安慰他,却固守成规,以教条和教义来说服他认罪,反而更加深了约伯的痛苦。

约伯开始和朋友的辩论,慢慢变成了他向上主的独白,虽然这个上主约伯听不到,也感觉不到。开始,约伯只求一死(约三20~26),死是约伯能希求的唯一解脱。但随着他对自己境况不解的加深,他反而越来越不想死了;他虽然越来越不确定自己曾相信的上主到底是怎样的,但他肯定自己的“伸冤者”还活着。“伸冤者”的希伯来文是Goel  גאל,也是“拯救者”的意思,通常指一位最近的亲属。约伯说:“我确实知道为我伸冤者还活着,我的辩护人要在地上起立。我的皮肤虽由我身上脱落,但我仍要看见天主;要看见祂站在我这一方,我亲眼要看见祂,并非外人;我的五内因热望而耗尽。”(约十九25~27)

约伯自始至终都没有妥协或屈服,他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清白,更没有接受自己的苦难是惩罚的教条。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完善”的人。“完善”的希伯来文是תמה ,指一个人的表里如一和整合的人格。虽然他对上主的评价近乎亵渎,但因为他讲论的是自己最真实的感受;天主明确地告诉约伯的朋友们:“你们讲论我,不如我仆约伯讲的正确”(约四二8)。

虽然不少学者把约伯看到天主后的行为看作“忏悔”或“认错”(约四二1~6),就如思高圣经的翻译,但希伯来原文(ונחמתי)的含义并不明确,所以我们无法确定约伯是否真的“忏悔”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上主认为约伯对上主的理解是正确的,痛苦中的约伯有权利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感受,即使这样的表达违背了传统的主流教导。

综合来看,希伯来圣经中的哀怨形式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哀怨的当事人敢于向上主坦诚表达自己的负面情绪;以圣咏为例,这样的负面情绪大部分是由于无辜的圣咏作者遭受“敌人”的迫害而产生的,但圣咏作者的焦点并不在“敌人”,而是上主。只要上主看顾并采取行动,圣咏作者就会把哀怨变成赞美。

第二,哀怨的个人或团体虽认识到自己的限度,但有时也不认为自已该完全承担负面的责任;有的圣咏甚至明确指出以色列子民一直忠信于上主,是上主没有持守盟约。最典型的例子是团体哀怨圣咏四四:

“我们虽然从未把祢忘记过, 

从来没有违背过祢的盟约,

但我们身受了这一切灾祸…… 

醒来!我主,祢为什么依旧沉睡? 

起来,祢不要永远把我们抛弃。”(18~24)

上主不但是以色列子民盟约的救主,同时也是他们在最痛苦无助时呼求的那一位。以色列渴望得到祂的扶助,这样的渴望让他们有勇气直抒胸臆,直言不讳。

第三,是对上主从“祂”到“祢”在认知上的转变。圣咏作者、约伯和哀歌中的团体在描述自己痛苦的状态后,常常从对“敌人”和自我的关注转向上主,从请求上主拿走苦难到恳请上主临在并伴随他们。作者最后常用“祢”来祈祷(咏七三18~28;哀歌三58~66,五19~22)。

历经痛苦中的反思、寻觅与渴求,上主成为哀怨者关注的焦点。同时,这样的关注不再受单纯物质的羁绊,哀怨者更想表达的是和上主---“祢”---建立更深的关系。

四、哀怨与希伯来圣经中的天主形象

哀怨者之所以能够向上主坦诚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与希伯来圣经中塑造的天主形象有直接的关系。许多人对希伯来圣经中的天主形象有误解,认为希伯来圣经的天主是个愤怒的天主,而新约的天主是仁爱的天主。用这样的模式来描述天主过于简单,因为希伯来圣经和新约的天主是同样的、唯一的上主。《出谷纪》卅四6~7是希伯来圣经中一段非常重要、被不断引用的经文。它这样描述天主:“雅威,雅威是慈悲宽仁的天主,缓于发怒,富于慈悲忠诚,对万代的人保持仁爱,宽赦过犯、罪行和罪过,但是绝不豁免惩罚,父亲的过犯向祖先追讨,直到三代四代。”

这里描述的盟约的上主,是慈悲、宽仁、信实的,同时又是正义的。上主这两方面的特质并非互相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正义是仁爱的基础,仁爱是正义的体现。

希伯来圣经中的哀怨传统拒绝接受厄运即是惩罚的观念。哀怨传统不断和申命纪神学的主流思想交谈,这一交谈的根基就是希伯来圣经中的天主形象。以色列子民相信,上主并不受这样的主流思想限制,上主是自由信实的。

(一)上主是聆听穷苦人哀呼的天主

当加音杀了亚伯尔,罪恶首次进入人类历史后(创四7),上主对加音说:“你作了什么事?听!你弟弟的血由地上向我喊冤”(创四10)。无辜者的血会向上主喊冤,上主不会置之不理。祂会聆听,并作出回应。

撒拉的埃及婢女哈加尔两次被迫离开亚巴郎的家(创十六1~16,廿一14~21),天主两次显现给她,虽然她是个外邦人,又是婢女。第二次,哈加尔带着年幼的依市玛尔流浪到旷野。当她满目苍茫、孤独无助、放声大哭时,上主呼唤了她,开了她的眼睛,使她看到一口水井。

哈加尔和依市玛尔不仅活了下来,上主还使依市玛尔成为一个大民族。上主不仅看到了她的无助,也听到了她的哀哭。哈加尔给天主起名,称祂为“你是看顾人的天主”(אל ראי ,创十六13),而依市玛尔(ישׁמעאל)就是“上主聆听”的意思[23]

当以色列子民在埃及为奴、做苦工、以为上主已经忘记了他们时,上主主动找到梅瑟,派遣他去拯救以色列子民。上主对梅瑟说:“我看见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痛苦,听见他们因工头的压迫而发出的哀号;我已注意到他们的痛苦。所以我要下去拯救百姓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离开那地方,到一个美丽宽阔的地方、流奶流蜜的地方。”(出三7~8)

上主“看见…听见…注意到…并决定下去拯救”(出六5)。哀怨传统中,呼求的就是这样一位看到穷人的疾苦、聆听穷苦人哀呼的上主。

(二)上主的“后悔”与改变计划

希伯来圣经的天主嫉恶如仇,要求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所以人要承担自己负面行为的后果。但“惩罚”并非天主的目的,每当惩罚后,天主总会显示祂的慈悲,给人恩宠的标记。希伯来圣经的第一部分(创一至十一章),清楚明确地表达了这样的主题。当人吃了乐园中天主禁止他们吃的果子时,人被赶出乐园,但天主为他们做了件皮衣,给他们穿上(创三21)。这皮衣是天主恩宠的标记。

当加音因为杀害了自己的弟弟,在地上成为一个流离失所的人时,天主给他一个记号,以免他被击杀(创四10~16)。这记号是天主恩宠的标记。

当人想为自己立名,建造摩天的城与塔时,上主混乱了他们的语言,把他们分散到全地面(创十一1~9)。之后,天主召叫了亚巴郎,祂对全体人类的祝福,将在亚巴郎这一家族具体体现出来(创一28,十二1~3,十五5)。天主召叫亚巴郎是祂对全人类恩宠的标记。

《创世纪》前十一章中,占篇幅最大的洪水故事(创六至八章)是一个文学单元,其中包含着几个常被忽视的细节:首先,上主见人在地上的罪恶重大,人心天天思念邪恶,“天主遂后悔造了人,心中很是悲痛”(创六6)。这是旧约圣经第一次提到“上主的心”和人的心形成对比。圣经借此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因人的罪恶而受到伤害的天主形象。

第二,洪水之后,上主决定“再不为人的缘故咒骂大地,因为人心的思念从小就邪恶;我也再不照我所作的打击一切生物了,只愿大地存在之日……回圈不息”(创八21~22)。

洪水记述的开始和结尾,都清楚地显示人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因为叙述的开始和结尾对人的描述都是:人心思念的是邪恶;是天主改变了。天主决定无论人如何脆弱邪恶,祂都不会再毁灭这个世界。圣经作者在这里所描绘的天主,犹如一个经历到背叛的恋者,在试图抛弃对方后意识到这并非解决之道,所以决定以始终如一的爱来接纳人。

第三,洪水叙述的高峰和中心,是天主“想起了”(ויזכר אלהים ,创八1,九15)。天主的纪念---“记起、想起”---是洪水叙述的转机。

创六6提到天主“后悔”(נחם ,Niphal)造了人。除了这里之外,希伯来圣经几次提到上主“后悔”了,后悔了祂要加给以色列子民的惩罚:出卅二14;撒下廿四16;耶廿六13,19。这几个段落中,最重要的是出卅二1~14关于拜金牛的记述,上主最终后悔了祂的决定,撤销了要加于百姓的灾祸。上主的后悔,与梅瑟据理力争有直接的关系。

以色列子民刚刚和上主订立了盟约,信誓旦旦“凡上主所吩咐我们的一切,我们要听,我们要行”(出十九8,廿四3、7),但他们却过于迅速地忘记了自己的许诺,为上主铸了一个金牛犊。上主忍无可忍,决定要消灭以色列子民。梅瑟力求上主,他首先指出,上主用大能的手臂把以色列子民从埃及带出来,应该不是为了要在旷野中消灭他们。

如果上主这样做,那埃及人就会亵渎上主的名。梅瑟也请求上主纪念祂给圣祖们的许诺,并提醒上主“记得这民族是你的百姓”(出卅三13)。梅瑟的祈祷是哀怨的典范,他在天主面前坦诚、直接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感受,也因着他的坚持,上主“改变”了祂的计划,撤销了对以色列的惩罚。

当然,我们只能用人的语言来描绘天主,这样的描绘是有限的,并非天主的全貌。犹太传统也指出,上主愿意梅瑟制止祂,祂当然不愿意毁灭自己的人民,那只是一时的气愤而已。

(三)主动更新盟约的上主

“后悔”的希伯来文词根也有“安慰”“怜悯”(נחם,Piel)的意思(依四十1,四九13,五一3、12,五二9,六一2,六六13等)。第二、第三依撒意亚先知这样的用法最多。流亡后期的以色列子民基本已经认识到他们有责任承担他们的命运。

他们体验到对上主的信仰,不能只停留在圣殿里,更要在生活中实践出来。先知们提出以色列最不可饶恕的罪过,并不是对上主的不忠和敬拜邪神,而是社会不正义,对外方人、穷人、孤儿和寡妇漠不关心(亚二6~8,四1~3;欧四1~3;依一10~20)。

以色列子民真切地了解到:他们的行为并非无足轻重,而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和上主之间的关系。上主很在乎他们的行为,在乎他们如何彼此相待。以色列子民为自己的不忠不义付出了亡国的代价;然而,能用弯曲的木棍划直线的天主,却借此历练了以色列子民的信仰,让这信仰不但能够劫后重生,而且更加纯粹完全。

所以,上主要“安慰”(נחמ,Piel)祂的子民。

祂要与以色列子民订立新约,这并不是要废弃旧约,而是指上主要主动地帮助以色列子民,让他们有遵守盟约的能力。现在的盟约不再需要外在的有形标记来维护,而成为存留在以色列子民心坎上的盟约。上主说:“我要将我的法律放在他们的肺腑里,写在他们的心头上;我要做他们的天主,他们要做我的人民”(耶卅一33)。

上主不但要洁净他们,还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在你们五内放上一种新的精神,从你们的肉身内取去铁石的心,给你们换上一颗血肉的心”(则卅六26)。上主要保证以色列子民有遵守盟约的能力。

在这方面,希伯来圣经保留了两种不同的传统。其一是欧瑟亚和耶肋米亚先知的传统,他们认为以色列在旷野时期选择并爱了上主,那时的以色列是纯洁的。上主领以色列到旷野谈心(欧二16),以正义、公平、慈爱、怜悯聘娶了她(欧二21),所以旷野时期是理想的阶段,被认为是上主和以色列的蜜月期。

然而,其二是厄则克耳先知,他却不这样认为。他描述的以色列从开始就是肮脏的(则十六、廿三章),就没有能力选择上主或遵守上主的盟约。上主要改变他们,让他们复生,以色列要成为一个属于上主的新的民族(则卅七15~28)。

透过这些圣经章节,读者可以看出以色列不会轻言放弃和上主之间的盟约,正是因为他们认识到首先上主不会放弃祂和以色列订立的盟约。这样的上主,让以色列有勇气即使在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重大罪恶时,也能转身、回头归向上主,这正是希伯来圣经中悔改(Teshuvah)的意思。

五、哀怨与希伯来圣经中的天人关系

希伯来圣经中的哀怨传统,展示了天人关系的典范:

首先,哀怨中描述的天人关系,既是坦诚的,又是在对话中进行的。在困境中,我们有时能维持天人间的交谈,但无法坦诚;有时能坦诚面对天主,但已没有对话的能力[24]。圣经中的哀怨是坦诚和对话式的,哀怨者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一览无遗地展现在天主面前,包括愤怒、伤害、怀疑、绝望、复仇的烈焰、痛恨等等,要求天主作出回应。

以色列人在最痛苦的时刻,天主是他们诉说的对象,很可能也是唯一的诉说物件。所以,这些哀怨的语言,无论多么负面消极,不但不说明哀怨者失去了信赖,反而从更深的层次表达了哀怨者活生生的大胆的信德。哀怨者把他们生活的困境摆在上主面前,相信上主必将有所行动。

第二,当天人关系陷入困境,天主似乎不见了的时候,人需要坚持。天主在圣经中启示自己,是为了让我们了解认识祂,并和祂建立关系;但是人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地认识天主,祂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是奥妙未知的。天主把自己启示给人,同时又隐藏自己,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层面相互影响和依存。

我们需要同时把握天主的可认知性和隐藏性,保持两者之间的张力,不能顾此失彼。当信仰与现实不符的时候,当天主看似遥远、隐藏自己的时候,向天主提出问题成为和祂继续交往的必要途径。

事实上,向天主质疑并非信德的反面,而是成熟信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5]。天主看似不见时,人需要坚持,就如圣经中的哀怨者,无论如何都拒绝放弃和上主之间的关系。从灵修学的角度来看,按照依纳爵的分辨原则,当人处在神枯中,感觉不到天主的临在和安慰时,人不应该改变以前的好志向,而应该坚持。希伯来圣经中的哀怨也肯定了这一点。

由此可见,哀怨传统中描述的天人关系,既是坦诚、对话式的,又拒绝放弃;不但天主拒绝放弃人,人也拒绝放弃天主。这样的天人关系,只有开始,而没有终结。在这样的关系中,人或者信仰团体是成熟、有承担力的。他们在天主内寻求的,并非物质或精神层面的报酬,而是和天主之间不离不弃的关系。这个关系无论环境顺逆、心境好坏,都会在双方的努力下继续加深。

总 结

本文介绍了希伯来圣经中非常重要、但一度被忽略的哀怨传统。希伯来圣经的成书和哀怨传统有直接的关系。主前六世纪以色列的流亡和主历70年耶路撒冷第二次被毁,都直接影响了希伯来圣经的写作,所以,希伯来圣经是以色列民族在哀怨中的反思,是他们在最难把持信仰时的坚持,这使圣经成为比圣殿更重要的信仰标记。

哀怨虽然是希伯来神学思想中一个比较弱小的声音,但这个声音从未消失。它和申命纪神学(上主赏善罚恶)的主流思想对话,为以色列和天主在困苦艰难的时刻继续彼此信任开创了空间,促使他们加深对彼此的了解。希伯来圣经中哀怨的坦诚和深度,正是建基于天主的形象。圣经中的天主不但聆听穷苦人的哀号,而且在以色列背弃盟约时不断提出新的可能性,继续盟约的关系。

这样的天主形象也是哀怨中天人关系的基础。哀怨传统中的天人关系是坦诚、对话式和平等的。这样的关系要求人在体验不到天主的临在或安慰时,依然坚持、忠信。这就要求成熟的信徒和信仰团体。哀怨传统为培养和塑造成熟的信徒和信仰团体是不可或缺的。                


脚注
 作者為河北聖望會修女,獲美國天主教大學舊約聖經博士學位。本文原载于《神學論集》182期(2014冬)1~26頁,感谢戎博士授权本平台发布。
[1] 哀怨传统贯穿整部圣经---旧约和新约。耶稣曾哀哭耶路撒冷,也曾在十字架上呼号“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这都是哀怨。笔者在这里之所以谈“希伯来圣经”(the Hebrew Bible)中的哀怨传统,是要追本溯源,将哀怨放在犹太传统的氛围中。
[2] 中国传统中对哀怨比较形象的表达,有《孟子.万章上》中孟子回应“舜号泣于旻天”时所说的“怨慕”。舜自幼丧母,父亲续娶,又生了一个儿子名象。舜的父亲性格顽固,宠爱后妻和幼子,三人百般刁难舜,甚至想把他置于死地。舜孝敬父母,关心弟弟,二十岁时就已经以孝道闻名天下;但无论他怎样竭尽全力,屡次努力,都无法得到父母与弟弟的亲情,所以“号泣于旻天”。这在孟子看来,并非一般自艾自怜的哀哭怨诉,而是舜最真实情感的流露,舜的“怨”是在这样一种让他倍感无奈的状况下表达的一种深深的遗憾,但即使如此,他还是对父母充满了孺慕之情,并且这样的孺慕并不因父母的拒绝排斥而有所改变。舜“号泣于旻天”将这样复杂的情感表露地淋漓尽致。另一个对哀怨之情表达得很形象的,是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里的“怨”字,既表达了边疆士兵的怀乡情,又没有颓丧消沉的情调。圣经中的哀怨,是在极端痛苦、绝望的情况下,向上主表达的“怨慕”,虽表达无尽的哀伤痛苦,但又充满坚忍、执着与豪迈之情。
[3] 希伯来圣经的成书背景,不仅指不同书卷写成的背景,也指希伯来圣经的正典化过程。
[4] 关于犹太人在流亡巴比伦期间的状况,参阅Katheryn Pfisterer Darr, “The Book of Ezekiel: Introduction, Commentary, and Reflections”, 1075~1607, in The New Interpreter’s Bible, vo. VI (Nashville: Abingdon, 2001), 1080~1082.
[5] 參:梁工,《聖經解讀》(北京:宗教文化,2003),59頁。
[6] 同上。
[7] 游斌,《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北京:宗教文化,2007),8页。
[8] 希伯来圣经按照犹太传统分为三部分:(1)法律书,即梅瑟五书(Torah/Pentateuch);(2)先知书(Navi’im/Prophets),包括前后先知书两部分,前先知书即从《若苏厄书》到《列王纪下》,又称申命纪历史;后先知书即依撒意亚、耶肋米亚、厄则克耳和十二小先知;(3)圣书卷或文集(Kathuvim/Writings)包括《圣咏集》、《箴言》和《约伯传》、“五经卷”(希伯来文称之为the Megilloth,即《雅歌》、《卢德传》、《哀歌》、《训道篇》和《艾斯德尔传》)、《达尼尔书》、《厄斯德拉》上下和《编年纪》上下。
[9] 参阅梁工,《圣经解读》,62~63页。
[10] 此语出自古敏、云峰,《圣经文学二十讲》(重庆:重庆,2005),3页。
[11] 出自韩愈“穷极则呼天,痛极则呼父母”。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也说过:“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
[12] 古敏、云峰指出:“许多文明古国如埃及、巴比伦、亚述、腓尼基等,都没有一部完整的文学遗产留给后人,而只有一些零星的片段”。希伯来圣经之所以能够完整地保留下来,就是因为它吸收了中东其他文明古国的文学精华,并加以创作,请参:《圣经文学二十讲》,3~4页。
[13] 比较具代表性的有:Walter Bruggemann, “A Convergence in Recent Old Testament Theologies”, JSOT 18 (1980): 2~18; Claus Westermann, Elements of Old Testament Theology (Atlanta: John Knox, 1982), 9~12; and Samuel Terrien, Elusive Presence: Toward a New Biblical Theology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8), pp.12~14.
[14] Walter Brueggemann, “A Shape for Old Testament Theology, I: Structure Legitimation”, CBQ 47 (1985) 30; and “A Shape for Old Testament Theology, II: Embrace of Pain”, CBQ 47 (1985) 395~415.
[15] Brueggemann, "Embrace of Pain", 398.
[16] 同上,398~399页。
[17]《圣咏集》也是希伯来圣经中被引用最多的部分。《圣咏集》的内容非常丰富,跨越的年代久远,它的成书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关于《圣咏集》的解经历史及近代研究,参阅张国定,《诗篇》卷一(香港:天道书楼,1999),68~85页。
[18] Hermann Gunkel, Introduction to the Psalms: The Genres of the Religious Lyric of Israel, completed by Joachim Begrich, trans. James D. Nogalski(Macon, Ga.: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1998)121.
[19] Gunkel对圣咏的具体分法如下:
A. 赞美诗(共36首):a. 一般赞美诗(8; 19; 29; 33; 65; 67; 68; 96; 98; 100; 103; 104; 105; 111; 113; 114; 117; 135; 136; 139; 145~150);b. 熙雍圣咏(46; 48; 76; 84; 87; 122);c. 上主登基圣咏(47; 93; 96:10~13; 97; 99);
B. 哀怨圣咏(共60首):a. 团体哀怨圣咏(44; [58]; [60]; 74; 79; 80; 83; [106]; [125]);b. 个人哀怨圣咏,包括一般的个人哀怨(3; 5; 6; 7; 13; 17; 22; 25; 26; 27:7~14; 28; 31; 35; 38; 39; 42~43; 54~57; 59; 61; 63; 64; 69; 70; 71; 86; 88; 102; 109; 120; 130; 140; 141; 142; 143);c. 为自己的清白辩护(5; 7; 17; 26);d. 忏悔圣咏(51; 78; 81; 106; 130);e. 复仇圣咏(109);f. 信赖圣咏(4; 11; 16; 23; 27:1~6; 62; 125;131);
C. 皇室圣咏(共10首,有2; 18; 20; 21; 45; 72; 101; 110; 132; 144:1~11; cf. 89:47~52);
D. 感恩圣咏(共16首),包括个人感恩(18; 30; 32; 34; 40:2~12; 41; 66:1~7; 92; [100]; [107]; 116; 118; 138)和团体感恩(66:8~12; 67; 124; 129);
E. 智慧圣咏(共9首,有1; 37; 49; 73; 91; 112; 127; 128; 133)。
‧另外一些比较小的类型有:朝圣圣咏(Pilgrimage Psalms),如122;礼仪圣咏(Liturgical Psalms),如15; 20; 24; 14/53; 66; 81; 82; 85; 95; 107; 115; 118; 121; 126; 132; 134;还有一些混合类型的圣咏,如9~10; 12; 36; 50; 52; 75; 77; 82; 90; 94; 119; 123; 137; 108。
[20] 房志荣神父在《旧约导读》(台北:光启文化,1998)536页中列出了68首哀祷圣咏。
[21] Sigmund Mowinckel, The Psalms in Israel’s Worship, trans. D. R. Ap-Thomas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67), p.195.
[22] 关于哀怨圣咏的定义与更详细的解释,参阅C. Hassell Bullock, Encountering the Book of Psalms (South Pasadena, CA: Baker Academic, 2001), pp.220~244. 中译本见:林秀娟译,《诗篇概论》(美国:美国麦种传道会,2010)。
[23] T. Frymer-Kensky称哈加尔为以色列民族的缩影。参阅Tikva Frymer-Kensky, Reading the Women of the Bible,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2), pp.225~237.
[24] Walter Brueggemann(“From Hurt to Joy, From Death to Life”. Interpretation 28 [1974] 3~19, here 4)称圣经中的信仰是对话式的(dialogic)。
[25] 参阅Rober Davidson, The Courage to Doubt: Exploring an Old Testament Theme, (London: SCM Press, 1989), .pp.x~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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