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言
当代决策理论是当代领导力和管理学中的重要课题，研究人性及群体如何做出抉择，涉及人性论的根本，如心理及行为、理性与情感、动机和偏好、知识价值观并道德等。当代决策理论主要为个人或团体的经济经营和消费理念而服务，其理论科学有浓郁的博弈论和市场气息，一方面，研究人性的非理性自信和无意识直觉对决策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以理性判断对决策进行量化的数据分析。最近，决策理论倡导人性论的结构性研究[1] ；托马斯L.萨蒂（Thomas L. Saaty）的《创造性思维：改变思维做决策》提出层次分析法（AHP）决策中的感知、感觉、判断和记忆组成的框架。[2]无论如何，决策理论关切人性论的问题，基督教的人性论有深远的神学研究资源，决策理论的人性论与基督教神学的人性论进行对话，其意义如何？本文尝试以朋霍费尔在其《伦理学》一本书中的人性论与当代决策理论的人性论对比和分析研究。
二、决策中的“分别善恶”
当代决策理论论述了人在决策中的理性判断之有限性并缺乏全局视野，人的理性认知及行为之常态是会产生偏差、误区和陷阱。[3] 诺贝尔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其著名的畅销书Thinking, Fast and Slow中提出，人惯以无意识的依赖情感、选择性的记忆及经验而较快地作判断并决策，人性及群体在决策中通常并不具有正确理性判断；非理性的决策反而成为通用的有效决策。[4] 快速直觉性的决策过程似乎带给人更有满足感，这是对当代高涨的物欲心理的较好的描述，是消费时代及其人性体验的实际情况。[5] 社会经济及消费主义的决策中的人性论乃最切实际的写照。
因此，习惯思维、经验记忆、自信偏好、直觉感知、无意识、情感依附、“超理性”成为决策理论的研究要点；人生决策中，广博知识和宏大思想被机会主义和自利情绪所取代；远见被短浅欲望所占据。诚然，知识、理性和道德是社会群体及个人在决策中的必要因素，真知能使人做出正确决策，不道德的人在群体中终将丧失信任，导致决策受限。[6] 人生决策成为矛盾的结合体，一方面，决策是赤裸裸的欲望满足、经济得失之人生赌注的算计；另一方面，决策表明人性必须寻求本质、社会责任及永恒价值观的生命决策，而朋霍费尔的《伦理学》可为当代决策理论提供范式。
决策：知识、理性与判断
朋霍费尔的基督教伦理学出发点是直面人性的罪恶；其人性论明确地回应当代决策理论中人的理性判断之残缺短见的疑难；人的知识系统根本性问题是在于失乐园事件导致人与上帝的“不和”及其生命主权秩序的颠倒，是人性对永恒生命的离弃。圣经创世记中所记载的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在蛇的引诱下做出吃善恶树果子的决策，其本质是人的骄傲对真知识的叛逆，人在篡权的错误幸福预期中丧失正确的理性判断，“知善恶的人最终摆脱了生命，亦即摆脱了源自上帝的拣选的永恒生命”[7]。
人热爱知识且想要判断善恶的愿望并没有错，智慧和知识向来为上帝所赞许，愚昧无知反而引致罪恶灭亡，“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何4：6）。伊甸园中人的决策错误根本，乃在人企图与上帝同等——“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创3：5；参22节），打算拥有与上帝一样的管控权；“人只不过以知自身为本源取代知在上帝的本源中的自身，这样，他也就把自身理解成善恶之本源。”[8]“分别善恶”事件是人类历史之错误决策的开端，人要在知识和理性判断上充当自我和世界的主人，“知善恶即知自身乃善与恶的本源，知自身乃一次永恒挑战和选定的本源。”[9]
因此，人类在堕落后便陷于决策上的本源性无知，人的理性判断从自身生命的本源上脱离了。“人不再知道只有上帝才是善的，只有在上帝才能认识万物，而只知自身乃善与恶的本源，他不容上帝去挑选和选定，他要自己去挑选，作为选定之本源。”[10] 人的生命状态是：“反对上帝、反对其本源、没有上帝而根据自己的挑选、欲知善恶、在自相矛盾的可能性中理解自身的人，与统一的、和解的、在上帝之中的生命分离了……”[11] 朋霍费尔揭示了伊甸园事件堕落后人的羞耻感是人的矛盾状态的最真实写照：
“羞耻包含着对不和的肯定与否定，故而人生活在遮蔽与揭露、隐藏自我与披露自我、孤独与共同体之间。所以，人恰恰在孤独中——即在肯定不和的情况下——比在共同体本身中更强烈地体验到共同体，当然是已经分离的共同体。但是，两者必定始终都存在着。”[12]
这正是当代决策理论研究所证实的人在认识自身、人在与境遇的相互作用时，情况是这般现实的矛盾冲突，那些试图理性认识全部情景以便准确预测和判断自身和环境的人，依然无法减少决策中的不确定性，任何用各样知识去理解所有事情的尝试，往往也一无所获。[13] 决策理论论述人在拥有和享受后通常性的失望，人在欲望满足后所产生的知觉适应之厌倦感；人在苦难和贫穷中丧失决策的权利，而在自由和物产丰富中却产生选择的困难。[14]
知识理性教人明白好决策是在某一情境中选择可行的途径去达到决策者的目标，但人在决策中却习惯性采用非理性的、以直觉和偏好进行选择，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发现人往往违背“期望效应最大化”原则，没有合乎逻辑地追求目标，系统地表现出非理性——这就是人类自动的或“有限的”思维习惯。[15]
人生决策显然是人性贯彻自身之“分别善恶”的现实窘况，人脱离坚实的本源，就是缺失生命的完整记忆及完整知识的理性，人唯有无意识地满足短暂的自我欲求和嗜好，为获取直观利益与境遇斗争、与命运博弈。“分别善恶”事件的后果使人生决策演变为一场无根本的得与失的赌博，知识为技术性手段、理性判断让位于惰性直觉。当人“遗忘”本源时，必然陷入“自我欺骗的境地”（雅1：22）。[16] 但生命决策岂能仅仅研究人性论的经济消费心理和社会及生理机能本身？真正的生命意义要求回归人的伦理和爱的原则，从而看待生命的本真塑造。
决策：伦理与爱
当代决策科学结合心理学和经济学研究而罗列各样调查数据；一方面尝试纠正人的知识和理性判断的误区；另一方面也揭示人在决策中受经验偏好和情感依附误导。人类大脑的习惯性运行模式是按照情感模式进行决策，而无意识直觉是情感驱动的结果。[17] “分别善恶”在于人生的主权意识中，恰恰呈现在人的情感和直觉对有益知识及理性判断的消减。其原因何在呢？
如果人生决策是人的无意识享乐欲望的直觉驱使，伦理原则在人的决策中越来越变得没有分量并相对化了，这种“爱”势必是人性倾注于快乐欲望的直觉感受上。[18]人的经验感受对快乐和痛苦能产生一种体验效应的决策习惯，Daniel Kahneman把人预期的幸福感判断在决策中称为“决策效应”，而人的体验记忆和预期的幸福欲求在人的决策结构中相互关联产生强烈的情绪。[19]
“情绪”便成当代决策研究的重头戏，“情绪”的人性形成集体运动终将导致社会正义结构在极度欲望膨胀和为自利斗争中崩溃，群体的无知情绪化是滋生罪恶利益集团的土壤。而个人和社会的善亟需归回有根本、有原则的爱和伦理。
世俗的群体决策伦理，主要是利己主义和效用主义伦理、或存在主义伦理。[20] 无论是认为人靠自身可以追求本真人格和道德、并“听从内心声音”的存在主义伦理观；还是自我中心利己主义、追求集体利益的民族或国家主义的效用主义——都相信以人可以“分别善恶”作为伦理的主权者；自私和团体利益为重似乎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契约伦理”尝试在个人和群体的利益冲突中寻求区分并产生相对公平的伦理，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论及马克斯韦伯对“责任伦理”（ethics of responsibility）和“终极目的伦理”的区分；决策的“领导者及其追随者都会在具体的、与自我有关的价值与更广泛的、与公众的价值有关的价值之间来回移动”；[21]
过分尊重个人的“责任伦理”将会为高度自利行为、政治家的机会主义打开便利之门；而“终极目的伦理”却需要确立这种价值观具有不侵害个人尊严和社会公平的实质；因此，“对道德领导的最终检验，还是要看领导能否超越日常欲望，需要和期望的多样性要求，能否回应更高层次的道德发展，以及能否将领导行为——他的角色、选择、风格、承诺——与一套理性的、相对明确的、有意识的价值观念联系起来。”[22] 但社会经济伦理学在终极伦理及真“爱”缺席的情况下，个人及团体的自利是强烈高涨并不择手段的压倒一切；群体的功利效用伦理更是权力利益集团利用为政治上掠夺的工具。
朋霍费尔在极恶霸道的历史境遇中，其《伦理学》强调爱的概念，爱才是人性的本质，真正的“爱”必然来自于上帝。爱要扭转人的错误情感，爱不是人的欲望和感觉，而是在耶稣基督里对上帝的知识，“上帝本身就是爱，唯独知道上帝的人，才知道什么是爱。”[23] 因此，爱是神圣位格间的美善秩序、是伦理原则，爱使理性和情感统一，爱教人认识真理，唯有爱在伦理上消弭人性及社会的隔阂和矛盾。
爱产生生命决策的纯洁和专一，这是基督教伦理给予人生明确的决策指向，人性惟在基督里与上帝和解；人与他人、人与世界，人与自身也和解了，“同上帝意志的新的统一，行为的单纯，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由此而受到破坏甚至干扰。”[24] 因此，基督伦理的爱消解人偏爱于做主且充当审判者的欲望；爱使人不再尝试“分别善恶果”，爱教人谦逊且有和解的知识和理性，有群体责任感。
自然生命与决策
诚然，人生在世的现实性中依然交织着善恶、苦乐、是非矛盾；到底如何理解人性的权利决策呢？朋霍费尔在极端国家主义的疯狂肆虐情景中，他敏感的意识到现实的人的权利是不可被剥夺的（哪怕是有罪的人）；他不采用简单粗暴的二元论，而以悖论繁复的方式谈论自然生命。
尽管人类已经堕落离弃上帝，热衷于“分别善恶”的主权意识，但“自然生命”依然本能地承受着个人和团体的权利及义务，抗衡着这世界朝向极恶崩溃。“个人权利是团体权利的承载力，反之，团体同样也承载和保护个人的权利……在自然生命内部，理性的职责是必须考虑到个人的权利，即使没有认识到这种权利的上帝的背景。”[25] 朋霍费尔提出上帝给予自然生命的知识和理性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命本身；但其作用在大恶横行时却微乎其微；在人类历史的集体记忆中，人的生命尊严、生存权、居所、财产……甚至身体，都常受灾害苦难。[26]
当代决策学的重要概念是决策效应和预计效应，其中提出决策效应是从观察到的偏好推导出来；预计效应是对未来体验效应的一种信念；而决策的整体效应是体验效应的一个基于时刻的量度，它来自对生活情景的事后评估。[27] 但人从“分别善恶”所酿成的隔离本源和自我判断之恶果，导致记忆越是围绕于自我和直觉，对历史的认知就越发短浅并产生偏见；个人的经验认知是何其残缺和片面！脱离人性本质的幸福观、个体的记忆、当前处境的判断、直觉，之于未来的设想和憧憬，就是冥冥之中对自然生命权利的追求，或许就是人生在艰难环境及其竞争的博弈中寻求“小确幸”吧，这是现世之人的普遍现实；人依然无法消解历史上层出不穷的战争和苦难，无法维护个人和群体的真正和平的福乐。
决策理论研究认为，人对过去重构乃决策的重要原因；但回忆以一定方式组织是为了理解现在，因此强化了人关于过去如何决定现在的信念，人正在编造关于生活以及现实世界的故事，人选择性记忆和构建产生有利于自己而产生事实的偏差，为了使回忆与信念一致；人会倾向改变先前的记忆。[28] 因此，在短暂安稳繁荣的境遇中，人在自我欺骗中苟且偷生且满足快乐似乎无妨；但在罪恶肆虐的幽暗时，人何其需要认清整个人类的事实（真理）。
朋霍费尔把善恶交织存在的人性特殊性定义为自然生命，人的生命本是以上帝为本源，因人选择“分辨善恶”果后高度自主，人便把自我及团体绝对化，并唯其本身为目的。无论是把生命本身作为生命活动目的，还是在权力集团强力统治下把生命机械化为手段奉献于团体或领袖，终将导致生命的虚无和毁灭。[29] 在纳粹统治的恐怖时期，大多数基督教会竟沦落在苟同于纳粹的伪善下，朋霍费尔是具备何等样的决策智慧，教他毅然决定与纳粹邪恶势力进行抗争呢？
答案应该是他认识到上帝在其统管中有奇妙计划：“基督教伦理学问题是上帝在基督中启示的实在在上帝的造物中实现。”[30] 自然生命的现存矛盾正是预备着迈向与上帝的和好之路；自然生命在绝望中仍有指望；其受造是预备面向终极的实在。自然生命是“堕落后被上帝保存下来的、对准基督来临的生命形象”。[31] 自然生命是被赋予的生命 ，是“自然的”寓于生命本身并为之服务的形象，其本质来说，他属于上帝的创造，并是为了耶稣基督而被造。
三、决策中的权力与生命塑造
生命决策不仅是要获取个人权力的益处，更是要担负世界及群体公义的使命；但其源头是把分别善恶的最终权力交付给创造者。唯有以他为源头的权力才能显明真正的公义；基督教伦理促使人的自我统治转向神权政治的决策。任何有意义的生命决策必然是政治性事件；是与他人及环境紧密关联的决定。恶的决策是毁坏世界及他人而满足自身欲望，其权力意志是不公的、欺压性的，以抢夺和欺骗为政治手段；而善的决策是与上帝和好且与世界和好为目标，这是有关权力转换的政治性决策，更是人性在基督耶稣里被重新塑造的结果。
决策：权力与政治
从个人利益到群体利益的争竞，欺诈行为及不择手段证明人性“分别善恶”后丑陋的恶毒在世界中泛滥成灾，政治性手段成为人类生存博弈最普遍化且最高明的呈现，领导精通操控大众群体，把惨无人道的暴虐、不义杀戮合理化为大爱崇高的精神。[32] 权力及其政治决策正考验着知识和理性判断对人性及团体的动机的洞察力；任何时代都要有具备强大的认信道德观的伦理学者勇于公开证明政治和权力的善或恶。[33]
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典型的呈现群体权力的政治决策的恶，他们极力宣传种族（雅利安人）的优越性，从而为制定多项以所谓的“健康的”生命为名的残酷法律；如对特定遗传病者进行绝育、对“无价值”生命强行安乐死到大肆杀害犹太人。[34] 阴暗的权力装饰为光明的天使，“恶以光、善行、忠诚、革新的形象出现，恶以历史必然、社会公义形象出现”。[35] 伦理狂热者凭意愿同恶势力对抗，但其肤浅的知识和理性状况依然决定其看不到恶的整体，他们“像公牛似的朝红布而不是手执红布者撞去，结果必定筋疲力尽而倒毙。”[36]
人之自我中残缺的理性判断只会认错目标，徒有高昂激情，却纠缠在非本质的微不足道的决策上；在与社会的规模性的恶作斗争时，良知者被撕成碎片，许多人开始采取明哲保身，他们选择屈服于强大的“道德”粉饰的攻势，并有意无意的接受恶的欺骗而心安理得，“逃进某种私人品德的避难所。他不偷窃、不杀人、不通奸，尽力行善……面对周围不义，他必须闭目塞听。”[37] 但世界没有一片净土让人隐藏，人人都要做出或善或恶、或真或伪的决策。生命决策必然是一种绝对性的政治决策，是以社会公义为己任的决策。
如果人生中能够慎思明辨权力和政治的真相，生命将不是自我欲望散发的、被险恶境遇拖进混沌旋涡中的无助，生命决策将是单纯的指向本质和终极主权者。朋霍费尔的《伦理学》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伦理学，他揭露人性决策机制中损人利己的根本原因、及政治权力集团之不义和谎言。他要证明基督才是唯一的真理、道路和生命（参约14：6）；智者的生命决策，是唯独注视上帝的纯朴真理、仰赖真活上帝，而非它物。“在上帝与世界割裂的情况下，没有人能用未分离的目光专注上帝实在，唯有在耶稣基督里，单纯和机智的统一才能达成。”[38] 生命决策，是交付主权而拥有权力；是以耶稣基督为核心的政治决策，乃受上帝管制的自由、单纯与机智。
决策：基督里的生命塑造
尽管这世界充斥罪恶和悲哀，但人类依然满有指望；“上帝对世界的爱并没有从实在中撤回到远离世界的高贵灵魂中去，而是最严酷地体验和承受着世界的实在。世界在耶稣基督的肉身上肆虐，但这位受酷刑者饶恕了世界的罪孽。和好就这样产生了。”[39] 基督以和好者的形象屹立于上帝和世界间，充实全部的历史，基督逆转人在“分别善恶”事件后之自以为是的判断，基督担当人性的罪恶凌辱并宣告人性无罪。“以自己回答不信，以爱回答仇恨，以圣徒回答罪人。”[40] 生命要重新寻回生命，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林后5：17）。这就是朋霍费尔《伦理学》人性论的核心：有罪的人及团体必须与基督“同形塑造”，生命决策才有彻底的更新。
人性的“同形塑造”乃进入基督的道成肉身、被钉十架和复活中；“同形塑造”并非只是遵循教条的道德规范，并非只是理性和情感的统一和升华；并非仅仅意志上受磨练，而是生命认识自我，认识一个有罪的人在有罪的团体中；被公义审判取死的罪人，唯有仰赖复活主的大能，生命才能得以更新。“真实的人、被判决和被更新的人，只能在耶稣基督的形象中，也只能在耶稣基督的同形塑造中。”[41]
若不是上帝成为人，所有关于人的思考便是无结果的抽象，人把自己充当创造者、法官和更新者，人性本质依然脱离原本的形象（基督）；因此，人要彻底的认罪，认罪是源自自我及团体的瓦解和衰败的集体记忆，并与真正的自我形象（基督）产生共融，人在基督里被塑造，就是要面对十字架的审判，审判不仅觉察并承认自己全部的罪；而是深刻认识到自己在亚当里对整体犯有过错；这样，人才被称义而更新，生命决策真正生发效用，与基督“同形塑造”的人便要在基督身体——教会中完成在世使命，个别的人与教会的大我合而为一，因“教会不仅是认罪的地点……唯独教会才能够是个人和团体再生和更新的地点。”[42]。当基督徒之神圣群体真正见证“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时，这世界必然要得生命的益处，显明上帝之和平统治。
朋霍费尔《伦理学》人性论为生命决策提供深刻且简要的法则，就是按照人性的根本原型（基督）来塑造本来的我。“由道成肉身我们认识到上帝对造物的爱；由钉十字架认识到上帝对所有肉身的审判；由复活认识到上帝要有一个新世界的意志。”[43]
基督教的人性论把生命决策中繁杂之自利得失因素剔除了，把人与团体的冲突、人与境遇的矛盾化解了，人被重塑为崇高有爱的新人。生命只要毫不犹豫的做出惟一决策，就是在人生中信服并遵守上帝的终极之言，人的知识、理性与情怀，都因信基督而更新，“在称义过程中，一切被赠送给人，但只有信才能带来称义；在人同基督的遭遇中，基督所是和所有的一切被赠送给人，但使我称义的，唯独基督之所有，永远不会是我之所有。”[44] 生命的益处在于崇高的神圣实在者，在于生命本身；“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太16：26）。
四、结论
在决策理论中，纠正理性判断之不确定性和偏误，需追溯人性集体记忆的原始本源，朋霍费尔的《伦理学》陈明这本源是人之“分别善恶”事件的决策谬误；因此，人生中的千万种矛盾和失误生发了出来，如同受咒诅的遍地荆棘蒺藜。人依然可以“自由”决策，但那是没有终极目标的彷徨；是生活的无意识，是乐与悲的经验记忆，是欲望的直觉，是在人群和境遇中的博弈与游戏，人性缺失终极关怀，缺失实在者存在的饱满之爱。直到面临大恶盘旋上空，活生生吞噬生命；直到死亡气息笼罩大地，直到阴暗的绝境中看到大光照耀，人生才惊觉唯有上帝才是生命正确决策之最为深远的推动者。[45]
诚然，在基督徒在与上帝、世界和他人的互动中，要在认知和经历的不确定性中寻找真理的确定性；上帝的存在和统管并非消弭人生之选择的活力；“没有不确定性，世界将没有希望，没有道德，没有选择自由。”[46] 假如生命决策成为可量化的机械模式、成为情感直觉的经济消费、成为权力政治的工具，生命将失去其神圣意义。上帝命定下的生命决策要排除一切机械论和物化的扭曲，而呈现的充满活力。
基督教人性论中的生命决策，见证神圣位格间的关系，因罪人被重新塑造为基督形像，并与生命之源——自身乃生命体的上帝之互动，是在爱的关系中朝向终末的意义。“人在上帝面前惟一相宜的态度是照上帝的意志去做。”[47] 人世间依然要面对繁杂境况且无可测定，如突如其来的灾难、经济投资的得或失、婚恋和职业的选择……但这一切都被更为宏大的确定性前景所遮掩，境遇祸福、人生成败都不能左右生命的崇高目的。
基督里的信念与真理确定性知识充分赋予生命本质的真实，“将一切交给耶稣基督的决断，通过他，靠他的恩典，靠他将在他的日子进行的仁慈的审判而生活。”[48] 人生中有千万种决策，但生命决策必然是深思熟虑的重大抉择，是包含深切的爱和深远的理性认知，如奥古斯丁、马丁路德、约翰卫斯理、宋尚节……无一例外，他们的决策是在与基督的“同形塑造”里，人生不再是苦难的博弈和斗争；也不能是虚度与享乐，而是富有重大意义，是凄美且充满盼望的破镜重圆的故事。在各种可能性的决策中走向必然的终极实在。
脚注
李宜虔，牧师，中国神学研究院圣经研究硕士(MBS)、基 督教研究硕士(MCS);神硕(Th. M)研究莫尔特曼三一论 与政治学;Gordon Conwell 神学院教牧学博士，研究教会领 导决策的圣经与神学基础。
[1] 哈佛商业期刊中有许多把直觉感知、量化数据和理性判断结合起来的决策理论研究文章，如Thomas H. Davenport, “Make Better Decisions,” HBR’s 10 Must Reads: On Making Smart Decisions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2013), 133-143.
[2] 托马斯L.萨蒂（Thomas L. Saaty）：《创造性思维：改变思维做决策》，石勇、李兴森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第256-260页。
[3] 马浩：《管理决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1页。
[4] Daniel Kahneman, Thinking, Fast and Slow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
[5] 雷德·海斯蒂（Reid Hastie）、罗宾·道斯（Robyn M. Dawes）在其专著中对Malcolm Gladwell的《当机立断》（2005）等畅销书的批评，论及局限性和合理性；参雷德·海斯蒂（Reid Hastie）、罗宾·道斯（Robyn M. Dawes）：《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判断与决策心理学》，谢晓非、李纾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第236—237页。
[6] 大卫 R.亨德森（David R.Henderson）、查尔斯 L.胡珀（Charles L.Hooper）：《决策的智慧》，侯君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第198、237页。
[7] 朋霍费尔：《伦理学》，胡其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第13页。
[8] 朋霍费尔：《伦理学》，第12页。
[9] 朋霍费尔：《伦理学》，第13页。
[10] 同上。
[11] 同上。
[12] 朋霍费尔：《伦理学》，第15—16页。
[13] 雷德·海斯蒂 (Reid Hastie)、罗宾·道斯 (Robyn M. Dawes)：《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判断与决策心理学》，第192页。
[14] 巴里·施瓦茨 (Barry Schwartz)：《选择的悖论》，梁嘉歆、黄子威、彭珊怡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第142—150页。
[15] 雷德·海斯蒂 (Reid Hastie)、罗宾·道斯 (Robyn M. Dawes)：《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判断与决策心理学》，第20页。
[16] 朋霍费尔：《伦理学》，第37页。
[17] 三位重要的当代决策理论专家在他的书中充分分析各种案例表明了人之决策的种种错误及其本质；悉尼·芬克斯坦（Sydney Finkelstein）、乔·怀特海（Jo Whitehead）、安德鲁·坎贝尔（Andrew Campbell）：《避开错误决策的4个陷阱》，景婧、郑赛芬译，北京：后浪出版公司、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
[18] 著名心理学家边沁提出快乐是人生的最高意志；学者生动地描绘人之消费享乐主义特征：“一瓶可口可乐在手，我们喝的是漂亮的少男少女在广告上畅饮的那幅景象，我们喝的是瓶上那条‘令你精神百倍’的标语。”人们“在消费上，永远感到饥饿。购买最新发明的玩意儿、市场上最新式的任何东西，是每个人的‘梦想’，而真正的‘用’，相形之下倒是次要的了”，参陈学明等编：《痛苦中的安乐──马尔库塞弗洛姆论消费主义》，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第128页；当今人热衷于购买最高配置的智能电子产品和奢侈品也是这般的莫名的心理诉求。
[19] D. Kahneman, P. P. Wakker, and R. Sarin, “Back to Bentham？Explorations of Experienced Util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7) 112: 375—405.
[20] K. E. Goodpaster, Ethical Frameworks for Management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Case Services, 1983).
[21]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领导学》，常健、孙海云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第34页。
[22]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领导学》，第35页。
[23] 朋霍费尔：《伦理学》，第42页。
[24] 朋霍费尔：《伦理学》，第35页。
[25] 朋霍费尔：《伦理学》，第138页。
[26] 朋霍费尔：《伦理学》，第139页。
[27] 丹尼尔·卡尼曼，体验效应与客观幸福：一个基于时刻的方法>，《选择、价值与决策》，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主编，郑磊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第714页。
[28] 雷德·海斯蒂 (Reid Hastie)、罗宾·道斯 (Robyn M. Dawes)：《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判断与决策心理学》，第136页。
[29] 朋霍费尔：《伦理学》，第134页。
[30] 朋霍费尔：《伦理学》，第171页。
[31] 朋霍费尔：《伦理学》，第135页。
[32] 中国传统文化之著名的《三十六计》以各种骗术技巧合理化为群体斗争的智慧；民主竞选之竞争白热化中的种种赤裸裸的恶行在马克吐温短片小说《竞选州长》被描绘的淋漓尽致；现代之优胜劣汰的唯物进化论正在滋养这种人类的丛林法则意识形态恶果生长泛滥。
[33] 政治领导学权威学者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对国际阵营中的意识形态和专政政治的精辟剖析，结论处耐人寻味“……必须要根据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动机来加以评判……要小心那用泥作脚的高大巨人，尤其是当我们是这样的巨人时。”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领导学》，第384页。
[34] 瞿旭彤，解读自然生命——一种以基督论为导向的关于自然的神学和自然权利学说>，《解读潘霍华伦理学>》，邓紹光主编，香港：德慧文化，2018，第273页。
[35] 朋霍费尔：《伦理学》，第56页。
[36] 朋霍费尔：《伦理学》，第57页。
[37] 朋霍费尔：《伦理学》，第58页。
[38] 朋霍费尔：《伦理学》，第59—60页。
[39] 朋霍费尔：《伦理学》，第61页。
[40] 同上。
[41] 朋霍费尔：《伦理学》，第97页。
[42] 朋霍费尔：《伦理学》，第98页。
[43] 朋霍费尔：《伦理学》，第117页。
[44] 朋霍费尔：《伦理学》，第109页。
[45] 朋霍费尔人生抉择的讨论，参Clifford J. Green, Bonhoeffer: A Theology of Sociality, revised edition (Grand Rapids, MI: William B. Eerdmans, 1999), 105—106.
[46] 雷德·海斯蒂 (Reid Hastie)、罗宾·道斯 (Robyn M. Dawes)：《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判断与决策心理学》，第336页。
[47] 朋霍费尔：《伦理学》，第35页。
[48] 朋霍费尔：《伦理学》，第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