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诠释学：五种观点》书评

五位作者各自阐述自己所秉持的圣经诠释学进路。他们大致遵循诠释学的哲学分析，从文本内（文本）、文本前（读者）、文本后（作者）的多元维度向读者介绍自己的圣经诠释学思想/哲学。

《圣经诠释学》全书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每位圣经诠释者阐述自己的诠释哲学，并将之运用在马太福音二章7∼15节的释经中；第二部分，每位圣经诠释家针对其他几位诠释立场进行评价。除此之外，全书首尾含编辑者波特和史托非尔所撰写的引论及结论文章。

本篇书评将分三个部分来介绍这本《圣经诠释学》：第一部分，笔者尝试总结每位圣经诠释家的诠释哲学基础，即他们各自的假设、目标、方法，以及作者、文本、解释者和世界；第二部分，笔者试图总结各家诠释思想间的对话和批评的精要（该部分主要聚焦在各自的“反对意见”）；第三部分则是笔者个人的阅读反思和评估。

（1）克雷格·布隆伯格(Craig Blomberg)的历史批判-语法进路

布隆伯格以历史批判及语法观点进路（方法）来展开他的圣经诠释学工作。这种方法融合了传统批判法和对圣经文本的语法层面之强调。布隆伯格（假设）认为圣经文本反映了背后的口传文化，而口传文化会带来表述的简略化（39），因为它并没有详实地交代当时读者已然知晓的背景文化。因此，我们需要以历史批评来分析文本。

此外，该方法坚持语法方法来分析成文的语言。圣经文本不是以我们自己的母语呈现给我们的，理解任何给定的圣经文本的第一步是正确地翻译文本（37）。该方法（目标）旨在“在原始历史背景下研究圣经文本或任何其他文本，并寻求其作者最有可能为其原始读者提供的含义或基于语法和句法的收件人。”（47）

由于该诠释法强烈拒斥“意图谬误”，而高度强调“作者意图”，因此它注重历史分析，要求解释者具备历史能力——透过历史鉴别解除解释者的“文化代沟”。可见，布隆伯格的方法要求读者、作者甚至原始读者各自所身处的世界都要被包含在诠释的讨论范围内。

（2）斯科特·斯宾塞(F. Scott Spencer)的文学/后现代进路

斯宾塞的文学/后现代观点进路与布隆伯格走了截然相反的路径——非历史性导向。斯宾塞认为我们无从得知作者（虽然他并没有完全忽视作者），只能从相对较确定的文本为基础。从外部因素来说，斯宾塞对现有的（或重建的）希腊文本保持较为乐观的态度（50）；从内部文学因素来说，斯宾塞笃信文本叙事的上文下理有条不紊、循序渐进。就文本的意义方面，斯宾塞拥抱后现代——认为文本具有开放性，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54），听众/读者不可避免地从文本中创造意义并被它们塑造（54）。

但这种拥抱没有滑向无政府主义，因为斯宾塞制定了一套坚实的“文学批判”方法来避免滑向读者相对主义的地步（见他对太二章7∼15的示范性诠释）。斯宾塞的进路不同于历史方法的历时性分析，而是文学的互文的共时性分析，不同背景、不同经历的人进入文本，会带来不同的体验和领受。简言之，斯宾塞主要关注文本内部、周围和前面的共时联系。

（3）默罗阿德·韦斯特尔(Merold Westphal)的哲学-神学进路

韦斯特尔的诠释学观点鲜明地基于哲学诠释学来认识解释的任务。韦斯特尔吸取了哲学诠释学的思想，认为诠释学不是一种方法或一套解经的规则（84）。韦斯特尔认为人类的解释存在有限性，人不同于上帝，我们看不到整个画面（74）。韦斯特尔虽不否认作者的意图，但对作者权威的“心理主义”进行了拒绝。

借鉴伽达默尔(Gadamer)的思想，韦斯特尔认为每位解释者都带着前设，无法避免，也不该负面待之。用韦斯特尔自己的话来说：“我们与历史及其传统密不可分，这意味着我们的解释产生于特定的位置——我们总是在某个地方（语义和认知空间）。（74）”鉴于此，韦斯特尔认为诠释不仅停留在第一重解释：“人类作者对最初的听众说了什么？”也当进到第二重解释：“上帝通过这些圣经话语此时此地对我们说了什么？”（79）这种双重诠释的概念吸取自伽达默尔和德里达(Derrida)并经由福音派诠释学家沃尔特斯托夫(Wolterstorff)发扬光大。

（4）小理查德·伽芬(Richard B. Gaffin Jr.)的救赎历史进路

伽芬为救赎历史观点进行辩护。伽芬的前提无疑是相信神对整个人类历史有一个救赎性的宏伟计划，这个计划遵循从创造到堕落，最后以救赎历史的死而复活作为高峰（91-2）。伽芬认为神的启示是对该救赎历史的解释，而圣经作为语言性的启示，诠释圣经便是在对救赎的解释进行着解释工作（93）。

在对待圣经的作者方面，伽芬强调了双重作者：人性的作者和神这位作者（圣灵），这反应在圣经的统一性和多样性（96）。多样性是因为不同作者在救恩历史的不同阶段来见证神的启示（101），而统一性则意味着圣经本身在圣灵这位作者下最终具有一个清晰、末世成全的救恩历史高峰（97）。

对伽芬而言，对文本的历史考究要次要于救赎历史的框架。人性作者有时不完全掌握圣灵作者的统一整体。正因为如此，伽芬的救赎历史观点具有鲜明的“基督中心导向”和“新约优先导向”（98）。在救赎历史的诠释视野下，作者（尤其是人性作者）、文本，甚至读者（当时的和现在的），都身处在/反应着救赎历史的不同洪流部分。对现在的读者而言，我们与新约作者一样都已经身处在末世——救赎历史的高峰期——自耶稣基督复活而开启。

（5）罗伯特·沃尔(Robert W. Wall)的正典进路

沃尔的正典进路以文本为中心（112）。诠释者所强调的不是不同作者的原意（113），甚至不是正典形成过程的历史，而是最终形成的形态——（目的是）对现今教会的意义（112）。虽然诠释过程会涉及作者原意，也会涉及正典形成过程的历史，但它们都只是为了见证正典最终形成下来的固定形式。解释者乃是基于这最后正典的形式来服务教堂，正典文本具有高度的规范性。（121）

值得留意的是，沃尔的正典进路让经文阅读者有效地保留了参与意义的地位：“经文见证人一起阅读，一个经文阐明另一个经文更完整的含义……创造了‘经文内对话’，照亮忠实读者的神学理解。这种统一……作为一种的补充。”（117）然而，在作者意图和历史问题方面，相较于救赎历史进路，沃尔的正典进路对历史分析所保持的距离更为遥远，更加以排斥。

无疑，五位圣经诠释者对彼此的进路都表达了极高的赞赏和尊重。在大部分的分析中，笔者读到的评估内容更多的是他们彼此间的认同，而非否定。但为了更好地呈现彼此的诠释差异，本部分主要聚焦每位诠释家对其他几位诠释者的“异见”分析。

（1）布隆伯格的评估

首先参与评估的是布隆伯格。布隆伯格质疑斯宾塞的互文诠释方法——互文间存在“相互寻址和相互回应”效应（135），这将导致将后期历史文本读入前期历史文本的问题。本质而言，这是对斯宾塞诠释学中弱化“作者意图”和“历史性/历时性”的批评。

在对韦斯特尔的哲学诠释学的评估中，布隆伯格建议植入“语言行为理论”对文本进行具体的诠释（139），正如范浩沙(Vanhoozer)（尤其见他的Is  There  a  Meaning  in  This  Text?中译：《神学诠释学》）等人一直尝试的方法——该方法试图证明作者意图的可恢复性。对伽芬的主要指责则围绕着后者对预表论（typology）和基督中心论的批评性评估。

布隆伯格首先认为伽芬对预表论（typology）的使用过度狭隘（141）。对犹太人而言，typology可能意味着更多的“类型论”——上帝启示自己和救赎祂子民的模式会在后来的历史中重复（141）。在对基督中心论的评估中，布隆伯格幽默地调侃道：“路加福音二十四章44节……‘摩西律法、先知和诗篇中关于我的一切都必须实现，’并不是在说希伯来圣经这三部分中所写的一切都是关于耶稣的！”（142）布隆伯格对伽芬的第三项批评同样也在针对沃尔。

伽芬的救赎历史进路和沃尔的正典进路都允许用“成型文本”的圣经去解读“单一文本”的圣经，即便两位所采用的神学不一样。两者都认同后期文本的含义可以作为解读前期文本的含义。在布隆伯格看来，两位都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陷入将原始含义与后期含义混淆的风险。（143）

（2）斯宾塞的评估

斯宾塞首先暗示布隆伯格的历史进路没有给“读者”元素太多的空间。斯宾塞说：“在我看来，读者不只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圣经文本，而是在严谨、尊重的对话中参与这些思想（神学）动机的叙述，这仍然是至关重要的。”（147）其次，斯宾塞认为，相较于已经定型的文本——有序、文学、结构，高等历史批判不该抱持太乐观的态度。

在对沃尔的批评中，斯宾塞拒绝正典进路所加诸在我们身上的特定信仰承诺或神学标准（正典），因为这种对所有人共同的“游乐场方法”抹杀了解释性观点的对话、多元。（152）同样的评论也适用于伽芬，相较于一个确定和稳定的救赎历史系统，斯宾塞欢迎读者在解释过程中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关注（154）。对救赎历史的另一批评也是针对“基督中心论”，该进路将旧约严格地“单向”解读为新约的前奏，抹杀了旧约本身丰富的复杂性和戏剧性的张力（154）。

最后，在对韦斯特尔的评估中，斯宾塞更多表现出的则是欣赏。斯宾塞认为应该积极使用韦斯特尔所倡导的“合法偏见”，尤其将它运用在女性主义中——用以纠正父权制的盲点和近视。（157）此外，斯宾塞在韦斯特尔所倡导的“解释护栏”中找到很大的共鸣。

但在实践上，斯宾塞会更多依赖布隆伯格对历史批判/语法批评为基础来形成解释护栏。（158）仅在“双重解释”方面，斯宾塞表达了对韦斯特尔将“释经”和“应用”分开谈论的异见：“我没有将我们的焦点文本对今天的教会和社会进行任何实质性的应用，部分原因是空间考虑，部分原因是文学/后现代观点不需要它，部分原因是倾向于专业化的偏见——将新约释经学与讲道学分开。”（158）

（3）韦斯特尔的评估

韦斯特尔对各家进路的评估采用的是哲学性的分析——剖析各方法背后的基础。在对布隆伯格的分析里，韦斯特尔认为前者的历史批判法旨在强调“第一解释”，但对第二解释（应用）有所忽略。（162-3）“如果没有（应用）这个目标，解释的任务是不完整的。”（163）针对伽芬，韦斯特尔毫不避讳地指出其哲学前设的“客观主义”——对上帝的救赎和启示的完整性和清晰性把握。

韦斯特尔指出，无论是从神学角度还是其他角度，都要记住：我们属于历史，因此属于一个具有错误预设的有限视角。（168）在对斯宾塞的评价中，韦斯特尔认为文学/后现代进路较为接近哲学诠释学，其解释学方法等效于自己所倡导的“双重解释学”（169）。然而，韦斯特尔对斯宾塞的进路所弱化的“历史文化背景”保留意见，因为“历史文化背景”同样重要（169）。

最后，韦斯特尔评价沃尔的进路与伽芬一样，都给予了明确、清晰的“神学承诺”（171）。沃尔在对成型的文本的解释提供了“清楚性的内容”。但对韦斯特尔而言，所谓的明显清晰并不明显（172）。

（4）伽芬的评估

伽芬对各家的评价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他在字里行间不忘继续为其所倡导的救赎历史进行辩护性解释；第二，对神圣作者的强调。因而在对斯宾塞进行的简短的四行评价中，伽芬指责对方对“神圣作者”的忽略。（178）在对布隆伯格的历史批判方法的评估里，伽芬表达了相同的担忧：“（历史批判法）是由启蒙运动诞生的，其坚定承诺是人类理性的自主性。”（179）

伽芬宣称自己所代表的救赎历史观点，并不会把圣经视为是历史批判方法的对象。（180）对沃尔的评价亦然，伽芬认为正典批判虽然强调圣经的完整性和应用性，但它“缺乏对圣经的神圣作者身份的充分理解”（183）。

另外，伽芬质疑沃尔的正典进路存在将最终权威的中心从圣经转移到教会的嫌疑。（183）最后，伽芬肯定了韦斯特尔对上帝在创造文本中的作用——上帝是文本的最终作者（184）。但伽芬指责韦斯特尔对双重解释的描述存在作者概念的分离：（第一重解释）“人类作者对最初的听众说了什么”和（第二重解释）“上帝通过这些圣经的话在这里和现在对我们说了什么”——作为人类作者和上帝之间的分离。（184）简言之，伽芬的批判性评估完全基于他所持守的保守信念：“神圣作者”和“神圣文本的属灵性”。

（5）沃尔的评估

沃尔是最后一位评估者。他首先评估韦斯特尔的哲学诠释学由于是在进行对方法论的哲学分析，因此没有提供任何解释策略。沃尔表达了对该进路如何参与解释实践的困惑：“我并不完全清楚韦斯特尔的哲学诠释学是如何塑造良好的解释习惯。”（189）其次，沃尔评价了布隆伯格的历史/语言进路。沃尔的评价反应了正典进路与历史批评往往水火不容：“圣经的解释不是一部宗教学科的历史。”（191）在对斯宾塞的评价中，沃尔认为文学进路忽略了“教会环境中的解释”（194）。

最后在对伽芬的评价中，沃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后者的“渐进式启示倾向于单向地定义互文实践”（197）。沃尔同时怀疑伽芬对两约关系的解读（特别基于对希伯来书 一章1∼2 节的阅读）是否能有效地避免取代主义（197）。额外一提的是，沃尔引述了卡尔.巴特对“圣经”与“上帝的启示”的区分——后者为前者作见证，以此来对比（质疑？）伽芬的圣经论信念——圣经“就是”神的启示。（198）

笔者从这本文集中获益良多，从对圣经诠释学的不同进路的学习中寻获到诸多有益的启发。以下就笔者个人的阅读进行一些简单的反思回应：

布隆伯格的历史批判及语法观点进路引导我们正视作者意图以及原初读者情境，这对每一段文本诠释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当我们越来越知晓圣经文本的口头传统这一事实。若要指出布隆伯格诠释的弱点，或许可以从他对解释者/读者参与的“可能失衡”来切入。历史批判和语法观点能有效捕捉文本的“原意”，但由于较侧重作者意图，从而在考量解释者/读者方面的参与上有所不足，这会弱化文本的“生产性”应用（伽达默尔语），也就是对“应用”和“神学”的忽略。

斯宾塞有效地强调了文本的文学性。他的文学性进路提醒我们重视圣经文本的叙事连贯性和自身的内部结构。同时，我们也要欣赏斯宾塞对“文本开放性”的提倡——每位读者的确会带着不同背景、不同经历进入文本，从而会带来不同的体验和领受（教会历史中丰富的圣经接受史见证了这一美妙现象）。然而，我们必须警惕“文学批判”对文本的强调会漠视历史性的分析，这一漠视背后直接关系到对作者意图的轻看态度。

韦斯特尔很好地借鉴了近代哲学诠释学的贡献，揭露了圣经诠释传统中现代性乐观主义，并开放性地拥抱文本前的世界在诠释中具有的有效参与。但韦斯特尔的哲学诠释学进路恐怕无法有效地为教会务实性的经学传统进行服务。教会对经文的领受需要由哲学的高度下沉到实践性的方法——如何有效解释圣经。

伽芬的救赎历史观传承了典型的改革宗圣约传统（尤其传承了霍志恒），高度依赖一套系统的圣经神学框架——救赎历史和末世论式的体系。该进路为我们展示了崇高的神圣意图（神/圣灵作者意图），也为本文的内在统一性进行了有效的辩护。

但救赎历史观对该系统思想的乐观把握显然陷入了一种微妙的悖论：我们在历史中能准确把握历史的进程；我们透过不完全准确的圣经解读，能准确把握圣经所启示的救赎历史。此外，救赎历史的诠释显然也导致了“重新约轻旧约”的两约区别对待现象。此外，该进路的“重基督中心诠释”简化了圣经（尤其是旧约）的多元意义和教训。

沃尔的正典进路强化了圣经文本的统一性和对教会的应用关怀。他捍卫了圣经的神圣性，这对一味融合历史批评和考古文献的现代诠释传统是一种有益的矫正；他同时捍卫了神圣话语对神子民/教会的应用性，这对一味强调学术工作的圣经诠释趋势也是一种有益的矫正。但由于沃尔的正典性概念诉诸成形的文本，因而轻视了作者意图，也同时否定了历史批判在诠释上的正面意义。无疑，沃尔让钟摆倾向了他所批评的对象的极端反面。

总结来说，我们在历史-语法进路中看到对“作者意图”和“原始读者”的关注和强调，这是圣经诠释工作的必要步骤。我们不必将“历史-语法进路”（强调作者和原始读者）和“文学/后现代诠释”（强调文本和读者）对立起来，因两者关注的诠释因素都非常重要。在面对叙事体裁之时， “文学/后现代进路”往往能展现出较好的诠释空间。

另外，“正典进路”和“救赎历史进路”所强调的最终神圣文本/作者有效地为神的子民/教会所服务——两种诠释进路都给出“神学承诺”，都关注“应用”。完整的诠释离不开文本的生产性应用。诠释的描述性工作无法脱离读者因素而独立存在，这一重要见解或许要归功于哲学诠释学的探讨，也应归功于“后现代”。

哲学-神学进路有效地提醒我们避免走向自信的客观主义（确定性）和无政府的相对主义（中立性）两个极端。哲学-神学进路虽然认同神的话语具有鲜明的确定性，但这并不代表有限的诠释者可以完全把握“确定的意义”（本书中五种具差异的诠释进路反应了这一事实）。哲学诠释学为诠释世界植入了“多元精神”，这是对现代主义的绝对客观宣称的有效矫正。然而，这种“多元”绝非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而是在谦卑精神中不断寻求探讨和对话，并竭力走一条逻辑上可抵达确定意义的“螺旋循环上升诠释”。

因此，我们得感谢“哲学-神学进路”和“文学/后现代进路”，它们清楚诠释工作的“有限人论”（但它们绝不否认“确定神论”）；我们同时得感谢“正典进路”和“救赎历史进路”，它们对“确定意义”和“信仰/神学承诺”的向往为圣经诠释这一独特领域继续把关“确定神论”（但它们也知晓“有限人论”）。就此而言，我乐意带着谦卑和多元的精神拥抱它们所有，从它们身上吸取宝贵的诠释精神。

（附录）书籍的出版相关信息

书名：Biblical Hermeneutics：Five views

编：Stanley E.Porter、Beth M. Stovell

五位撰稿作者: Craig L Blomberg, Richard B Gaffin Jr , F Scott Spencer, Robert W Wall，Merold Westphal

出版社: InterVarsity Press

出版年份:2012年

ISBN 978-0-8308-6999-2 (digi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