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行为实践为中心 —— 社会科学的视角观察宗教生活

讲员：罗静（Dr. Megan Rogers) ¹    编辑：李星明

本文内容主要从社会学视角探讨宗教行为实践，亦可说是以社会学研究方式来阐述宗教生活表现，相关结论希望能对读者略有裨益。文中的访问资料主要来自本人在中国城市地区受教育的年轻群体中开展的调研。

宗教身份≠宗教信念≠宗教行为实践

当遇到一位基督徒，我们很快联想到他可能信仰上帝，祈祷、读圣经并定期礼拜。然而，事实上，有许多人自称为基督徒却极少参与宗教实践，甚至其信仰观念与教会所教导的相左。

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共识：一个信徒的宗教身份并不意味着正确的宗教信念，也不意味着其具有相应的宗教行为实践。这一系列的经验性认知尚未呈现在国内相关学术研究中，其主要在英语和西方学界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而西方的相关研究具有其局限性，主要关注于犹太-基督教传统，特别是新教。因而，这类社会学学术讨论常过于注重认知、以信仰为中心、以堂会为研究重点，反映了基督教新教神学的理想状态，而非人们的实际行为情况。（Cadge, Levitt, and Smilde 2011; Konieczny, Lybarger, and Chong 2012; McGuire 2008; Smilde and May 2010)

在学术文献中，宗教常常被默认为是信仰上帝或神的存在，而宗教信仰则被解读为信仰上帝。这种神学标准并不适用于社会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社会学家更关注人类在实际生活中的行为表现以及人们如何理解自己的行为。无论是针对基督徒或犹太教徒，我们采用灵活的通用模型来进行分析，询问他们何时通过何种方式将宗教融入他们的生活，如工作场所或与家人的关系。因此为了进一步强调这一点，我们归纳了宗教身份认同及宗教实践方式，在下表列出中国、欧洲和美国三地的宗教水平比较数据。

较为遗憾的是，由于疫情限制，上图较为过时的数据（欧洲和美国的源自1999年，中国的源自2007年）无法得到有效更新。从上表可以看出，在欧美，认为具有宗教身份认同的和具有特定宗教信仰的人口比例均高于具有宗教实践的人口。当然，在过去20多年，美国的这项数据大幅度下滑至约仅74%比例的人口具有宗教身份认同。仅有45% 而不再是60%的人群会每月参与一次宗教礼拜。有趣的是，数目逐渐增长的“Nones”群体依然相信上帝或某种更强大力量的存在（译者注：Nones一般是指将其宗教描述为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或“没有什么特别”的群体）。因此具有宗教信仰（Religious belief）人口比例几乎保持不变。同时，中国的宗教实践比例高达87.57%。原因是此统计方法使用了宗教一词的广泛含义，其包含了各类迷信(superstition)和传统中国文化的行为实践，例如扫墓、烧香等。这些行为实践内容与此文的研究范畴紧密相关。 

行为实践更具有关键性（Practice matters）

从理论与实践角度着眼，本文重点在于行为实践（译者注：对于体现人的宗教性）的关键性（Practice matters.）。此次研究主要基于社会学家Mr. Riesebrodt (2010), and Christian Smith (2017)的理论性结论，以及民族学家Chau(2006, 2011a, 2011b)在中国处境下的实践研究方法指导进行。研究专注于学术和现实社会意义上的实践问题。因为坚持稳定而规律的宗教实践的信徒，特别是在宗教社群的支持下，往往能展现出他们将宗教融合入日常生活诸多明证。我们访问了许多基督徒与佛教徒。受访的佛教徒主要来源于具有高度组织性的佛教团体。他们有着严格的作息安排：每日的静坐打禅、早课晚课、个人修行、团体集会和大型法会。即使研究所使用的绝大多数资料来自于基督徒，样本显示虔诚的佛教徒与基督徒在其人格、人际关系以及工作方式上基本展现出类似的行为实践变化。

 调查样本的可靠主要与实践强度有关，而非实践方式或宗教信仰。一面来说，当提及生活相关问题，不委身于宗教实践的受访信徒与无宗教信仰群体一样回答着与宗教无关的内容。另一面，不具有宗教身份认同但具有宗教实践行为的受访群体，他们和虔诚教徒一样能把宗教实践融入日常生活。因此，要紧的是实践强度，而非宗教身份的认同。因此，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主要是宗教实践参与者，而非宗教身份认同者。

数据与方法论Data and methods

此次调查以人种学的方法在苏州采访了佛教徒、新教徒以及无神论者。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质量，受访人员从教会成员和佛教团体成员中筛选，主要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宏观情景Macro-level context

约十五年前，中国宗教社会学家杨凤岗在其发布的《中国城市年轻人归信基督教研究》中认为，在尝试解释基督教在中国的增长因素时，需要超越个人或组织因素来考虑宏观层面因素。因为过去几十年来，向市场经济过渡和全球化加剧的期间，社会迅速变化，社会个体越来越感知到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其与现世的脱节。此时，具有现代化和国际化特征的基督教为人们提供了清晰的道德准则与和平感。这使得基督教相较于其他宗教更易让人接受。

当然，自杨凤岗先生此项研究后，社会环境又经历了约二十年的变革。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富裕和强大，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受到了重视。过去佛教被认为是倒退的，与现代社会不相容的。而现今佛教则被许多年轻人视为理性的、科学的，甚至是恢复传承中国文明遗产的一种方式。例如，一名佛学小组成员谈到了过去她将母亲在中元节供祭品、烧纸的行为视为是一项迷信活动。而皈依佛教后，她才明白这是佛教的传统行为实践。这使她愿意摒除过去的偏见，接纳并参与此项行为实践。 

值得注意的是，杨凤岗先生发现，在许多人观念中，基督教被认为是普世性的。随着中国逐渐富有强盛，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基督教普世性一面也得到发挥。正如我所遇到的许多人是在海外留学或工作时接触并归信了基督教。

归信路径Conversion pathway

在与受访者的交谈中，探讨个人的归信路径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因为中国人并不像美国人那样从小生活在宗教性成长环境中。本文对归信路径进行了如下分类。

1、主动寻求

这是指那些主动寻求人生意义的群体。中国城市宗教的初步研究(主要针对佛教徒)发现，寻求者主要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我所调查的佛教徒与基督徒中的寻求者都有着类似的特征。他们受过高等教育，处于中产阶级，有充足的时间和社会资源来寻求人生意义。而这些资源优势是其他群体所不具备的。 

2、寻求问题解决

这一群体寻求生活中各类问题的解决方案，如疾病、婚姻纷争和经济困境等。当他们发现信仰实践真的能解决这些问题时，他们便自然地归信。

3、寻求团体归属

在都市地区，有许多人群渴望并寻找可归属的团体。Fiedler指出，这一常见的归信原因却往往被忽视。中国的农村居民迁移至城市是一直以来的社会趋势。许多年轻人毕业后在城市生活缺少归属的团体，无法得到其在农村所享受的关注。在这样的社会经济的变化中，基督教为归信群体提供了有生机的社区生活。我所访问的信徒常常提到， “我远离家乡，反复过着去上班然后下班的生活。因此，我几乎没有什么社交活动或户外活动。” 宗教为这种“两点一线”的单调生活提供了一种社区形式。

4、受社交网络影响

有许多人被朋友或家庭成员或同事邀请而接触宗教。在社会学中，这是一种不受社会形态影响的典型的归信路径，绝大多数人都是因为这种原因而归信宗教。

从上述各类受访者中，我发现了一个关键差异。以几位受访苏州本地人的经历为例：春节期间，苏州庙宇总是挤满了人。原本并不在意信仰内涵的受访者主动去庙宇寻求志工机会。而在此过程，他们接触了佛学，参与团体学习并最终归信佛教。这是佛教在当前中国社会处境下的明显优势：当寻找志工机会时，人们首先想到庙宇，而不是教堂。 

成为信徒Becoming religious

人们接触信仰后，通常会产生对信仰的质疑。因为中国人在其成长环境中常常被告知宗教本质上是反科学的、非理性的和迷信的。受访的基督徒和佛教徒均谈到了许多内心的挣扎经历。国人负面观点是“宗教应该是未受教育的老年妇人的迷信”。

大多数情况下，学习宗教典籍成为他们的重要转折点。在学习宗教文本后，人们开始接受“事实上，宗教文本并不是迷信的和洗脑式的经文。”例如，一个基督徒在其工作中接触信仰。最初她十分抗拒她领导组织的圣经学习。鉴于相当多的同事参加，她也决定参加。逐渐地，她了解了圣经，并说“当我打开圣经后，我发现这不是洗脑式的内容，而是一部真实的历史书。” 这个案例展现出质疑所带来的动态力量（dynamic power）。人的质疑心理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阅读圣经的过程促使其重新思考对基督教的认知。

人们常常谈到自己的心理转变过程。必要的信仰经历巩固了人的信仰身份，也验证了信仰的内涵并使人确信无疑。 因此，这些例子恰恰贴合了中国人长期以来对宗教的态度和做法，强调经验，而非理性的说服。人们往往在接受信仰并使其重塑人生之前需要体验到真实的经历。 例如一位寻求问题解决的女性，她最初并不相信信仰实践所产生的作用。当她的母亲生病后，她祈祷上帝使他母亲痊愈。母亲最终的痊愈使她变得相当虔诚。

实践促进改变Practice fosters change 

归信后，持续且经常密集的实践行为会促进情绪和行为变化，例如：对他人越来越友善和体贴；扮演更好的家庭成员角色，更关心父母的需要；重塑个人价值，脱离功利和世俗成功的价值观，朝着相较于个人获益更大方向努力。以一位受访女性为例，她原先容易焦虑和不耐烦，情绪易怒且不近人情。信仰使她变得更乐意宽恕人并更加平和。“在很多事情上，我只需要做好我的一部分，剩下一切可以交给上帝。就是这样。”她说。

此外，在中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内，学者发现即使不作为人宗教生活的主要构成，支持性的宗教团体在保持宗教习俗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家庭影响Family impact

在家庭方面，归信者经常缺少家庭支持。家人们可能认为宗教对受教育的年轻人来说是非必要的。一位佛教徒和其父母、丈夫、孩子同住。她说，父亲看她时眼中带着悲伤，似乎认为她信教是不可理喻的。同样，也有许多人的家庭成员目睹归信者在性情和生活方式上的巨大转变而扭转对宗教的负面印象，甚至归信。

工作Work

信仰是如何改变人的日常生活呢？以工作为例。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信仰的工作经历的主要表现是人们是否使用信仰语言来谈论他们的工作、参与宗教团体和个人灵性契约（即他们有规律的信仰实践）。在受访者身上，宗教信仰主要以下列几种方式融入他们的工作。一是选择一条更有意义的新工作或职业道路，让他们更好地为他人服务，实现自己的宗教价值观。但是，大多数归信者并不会做出巨大改变，而是更务实地对待工作，例如采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寻求走出道德困境以及将个人的优先事项从金钱和事业成功转向为上帝和他人服务。

这种倾向以一些宗教行为实践（特别是祈祷）为支撑。几位受访者在遇到工作上的困境时进行了相当多的祈祷，阅读圣经和基督徒职场类书文，并咨询牧师或受其尊敬的基督徒。例如，谈到择业经历时，一位受访者认为，即使他所从事的行业与其受教育背景不匹配，但他明显感知到是上帝引导他进入当前的行业。他说：“我相信我的使命就在这里。当然，从世俗的角度来看，这个行业有良好的前景和发展空间。但这真的不是我选择它的原因，我原本并没有考虑朝那个方向发展。”其他，有着类似改变的受访者也使用了同样的信仰语言：“呼召”和“使命”。

一位二十多岁的受访者谈到他在销售工作中所遇到的道德困境：“在销售中，有时我们需要撒谎。有时候我们需要隐瞒真实情况……这是非常功利的，当面对经济压力时，你可能会失去你的原则底线。所以，这是我内心的挣扎。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当我犯了我明知是完全错误的事情时，我会感到很内疚…...当你看到同事对客户做狡诈的事情却挣到了钱。那种复杂的感觉让我非常担心，因为我嫉妒了。‘为什么不能是我？’我想赚钱。这让我觉得，‘我现在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因为在金钱这类事情面前，我认为我们是软弱的。”为此，他进行了相当多的祈祷，并咨询其他基督徒在此种情形下该怎么做。他换了一份工作，以期能更好坚守信仰的价值道德观。

当然，也有一些工作并不需要面临艰难的考验而否定自我，比如会计或经理。他们以一种信仰思维来诠释工作价值。一名三十多岁的女性基督徒认为工作意味着为上帝服务，而不是忠于老板或公司。另一位受访者以打造更好的经济未来为工作目标，而拒绝了前公司诱人的薪水。作为基督徒，她表示金钱并不是工作最重要的目的。

调查中，我发现一个关键的区别。尽管社会存在普遍的腐败和道德缺失问题（Weller，吴2017年；严2009年），而在我的调查中，只有基督徒谈到与腐败和不道德的问题斗争经历。当然，非信徒和佛教徒也一定会面对类似问题和经历，只是他们并没有主动谈及这个问题。为了寻找原因，我直接询问了一些佛教徒。他们强调，佛教徒的重要信仰元素并不是变得道德完美或与众不同，而是遵守戒律，如戒荤、禁酒等。

社会不平等和宗教实践 Social Inequality and Religious Practice

多年前，一位同事向我转述的他与许多上海牧师交谈内容使我开始注意到宗教社群内的社会不平等问题。问及当今中国教会最大的问题时，各位牧师都认为是社会阶级和不平等问题。社会学对此现象能提供一些解释。

引用Bourdieu1977年和1984年的研究结论，特定社会阶层使得其中的人群感知特定类型的宗教团体和特定宗教崇拜方式是自然和正确的。因此，群体的偏好形成了象征性边界，将不具有相应特征的群体排除在外。研究表明，文化和经济在宗教分层中起着一定的作用。宗教分层不仅仅与贫富差距有关，与文化差异也密切相关。当然，某些宗教团体吸引力胜过其他宗教团体是很自然的现象。有中国学者2014年的北京教会相关研究论文中描述了不同类型的教会：有的主要是高级知识分子，有的吸引着农村移民，还有的主要是温州商人群体。人们主动而自然地将自己归类为不同的宗教或不同的宗教组织。参照宗教经济思想，这是“宗教市场”良好运作时自然发生的现象。但同时，宗教社区的划分也可能会助长社会不平等。

约15年前，学者曹南来在温州研究基督教工商人士，发现基督教老板雇佣许多来自农村的工人。这些工人中许多人来到教会，却随后发现本地人质疑他们的信仰，否认他们基督徒的身份并对其切断教会资源。所以，当这些年轻人想参与教会密集训练课程成为一个传道者时遇到种种阻碍。因此，某种程度上来说，社会不公可能发生在宗教组织内部，而宗教实践是一种表现方式。

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受过佛教和新教教育的专业人士普遍强调对经文、注解、深刻理论和宗教历史的研究和掌握是成为一个好的佛教徒或基督徒的关键。因此，作为当今中国信仰主体的，主要出于寻求问题解决因素而实践宗教并对自己的宗教知之甚少的迷信和浅显的信徒被划分至这一象征性界限之外。受过教育的群体具有很高的文化资本水平，使其特定的宗教风格被呈现为佛教或基督教的唯一真实或有效的方式，从而营造出的宗教环境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当然，需要澄清的是，目前在任何佛教或新教社群，信徒们都受到了欢迎，而不会因为其未实施特定宗教实践方式而被拒绝。这使宗教组织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开放的。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潜在危机会逐步营造出不利的信仰环境，使部分人群在其中感到不适。相关调查显示，在美国这种情形已不罕见，例如，一个贫穷的单身母亲会在教会受到排斥，可能仅仅是因为她非婚生子或者是因为她居住在庇护所中。

总结

最后，我想重述我的论点，宗教实践，而非身份或信仰，是日常生活中的关键表现。同时，一个现象需要引起各宗教团体的注意，基于某些类型的宗教实践，现正逐步形成一个象征性的边界，这可能加剧宗教社区中的不平等现象。  

注：本研究由富尔布莱特基金会、国家科学基金会博士论文提升补助项目，科学研究宗教学会，圣母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生院、文学研究所资助，并得到全球宗教研究计划博士后研究助学金的进一步资助。 

注释

¹ 罗静博士，女，杜克昆山大学助理教授，圣母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2008年，美国密西西比大学毕业，获国际关系和汉语双学士。2011年，俄亥俄州立大学毕业，获东亚语言和文学系方面文学硕士；2018年，圣母大学宗教社会学博士毕业。研究专长和兴趣为宗教社会学、社会理论、文化社会学、定性研究方法、中国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