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问：
您好，蔡博士，您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的？
答：
我父母都是天主教徒，所以我小时候就知道有一位独一神，但是我的感觉祂好像离我很远。我8岁全家移民美国，12岁受洗，我小时候很不听话，所以我认为我需要一位救主，可以确保我不下地狱。我希望祂可以保护我，免受惩罚。那个时候的我和神的关系比较远。
等到我大学参加校园团契，关系就开始像是牧者跟羊。我看到团契里的肢体都非常平安喜乐，而我却感受不到，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虽然我开始读经祷告，但是学位仍然是我的偶像。我学心理学，因此我以为，它（心理学）能解决我的问题，可是仍然没有效果，就找教会牧者，试图化解。牧师劝勉我学习传道书，叫我认真研读，我博一的假期就独自窝在宿舍，开始建立自己与神的关系。
很感恩，这段经历让离我很远的神渐渐成为我的神、我的救主。我开始确定祂对我的拣选，指明我的呼召，后来去了APU工作（注：APU全称阿苏萨太平洋大学，位于美国加州洛杉矶近郊的一所私立基督教大学，是基督教学院和大学委员会中本科生人数最多的教育机构，本科福音派学生是全美第二多）。
2.问：
除了高校教学研究和行政工作以外，你还担任多家基督教机构的董事会成员，其中就有美国基督教主流媒体“今日基督教”（注：英文是Christianity Today，缩写为CT）。它非常努力的报道、表现和代表全球基督教，但似乎还是很美国中心主义，您认为它能怎样作更好的体现它这种普世、国际和跨文化的异象？
答：
我也一直在反思你关注到的这个问题。CT董事会只有2个亚洲人（注：共25位），一个是我，另一位是Walter Kim，他是美国全国福音派协会会长。美国基督教福音派会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中心，全球基督教都关注他们，想要知道美国发生什么事情。
拿心理学来举例，大学心理学课本，几乎大部分的案例和观点都离不开美国本土文化，而且85%的心理学学者都来自成长于美国。他们的分析案例、观点也离不开美国，不够跨文化，去年CT的新任领导人很有异象，希望推进国际化，比如很多文章资讯都有多语呈现，当然这些译文可能不是翻的很好，我们还要改进。
另外，中国、韩国、日本、印度的教会都会有自己的本土思想发展，需要更多表达和交流。尽管如此，CT从董事到行政大部分都是白人，而白人基督徒比较容易只看到自己那一块，相比而言，华人的跨文化意识要好得多。我们希望Global South（注：第三世界）的基督教更多被关注，Body of Christ（注：基督的身体）是丰富多元的，希望促进多元化和跨文化。
3.问：
除了工作，你自己日常的教会生活和服侍是怎样的？
答：
东海大学有自己的礼拜堂，贝聿铭先生的第一个作品，是台湾的地标性建筑。我就在校园教会服侍，一方面我作为教师参加校园祷告团契的祷告会事工，为大学祷告，并尽我们所能，将福音在校园里传开。东海大学不像APU，APU是全校师生必须是基督徒，但东海大学因受政策限制，无严苛宗教立场。另一方面，我也服务外籍学生，参加外籍团契的分享，大部分来自印尼。
4.问：
您觉得大陆学生和台湾学生有明显的区别吗？
答：
陆生整体而言给人感觉非常努力奋进，很上进，比如非常积极的把握交换生的名额，而台生并没有特别大的企图，就比较开心自在。这是第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台生会觉得很自由，而陆生则比较小心翼翼，甚至有的人有时候连借书都拜托台生代借，不希望自己留下踪迹。
5.问：
中国人本性里是比较接受层级制度的，按理说应该更接受罗马天主教文化，可是为什么国内新教发展反而快于天主教的传播？
答：
天主教的优势是它非常的平稳（虽然增长的慢，但非常的平稳），但新教属于遍地开花的模式，因此，看起来似乎传播迅速。可同时，危机也是存在的，新教笑话天主教跟随教宗，但新教好像每一个教派都觉得自己就是“教宗”，每个人都直接跟神互动（不需要通过教宗），个人主义与平等有它的好处，但我们并不能忽略上下的关系。
因着个人主义和平等等原因，新教一派不合就分两派，两派不合就分四派，每个人都说只有自己才是正统，天主教就不太会如此，虽然他们也有派别，但派别之间仍有对话，并促进共融与合一。新教的做法和天主教的做法各有利弊，但最终需要平衡。
6.问：
自己的所学所长如何在教会服侍中体现出来？
答：
每个人的呼召、恩赐不同，有些人擅长于学术研究，花大量的精力独处，这种服侍一样非常有影响力。而我就比较倾向于肢体间的互动，因此，我非常开心我能在APU教授心理学和神学，能够与学生、教师、教授们交流互动。我会用我认为适合的方式去影响我的团队，再由我的团队去影响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