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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教会史教授李榭熙:中国教会应为昔日成就感到骄傲,并借鉴旧时外国宣教士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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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admin
2022-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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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Karen Luo, Grace Song      翻译:李时浩然

 1661933306678.jpg ▲ 坐落于广东省广州市的具有百年历史的基督教河南堂

1661933371459.jpg ▲ 李榭熙博士(Professor Joseph T. H. Lee)

1661933391271.jpg ▲ 书籍封面:《华南的基督教化:现代潮汕地区的传教、发展与身份认同》(Christianizing South China: Mission, Development and Identity in Modern Chaoshan),李泽熙博士主编。

1661933436939.jpg▲ 书籍封面:《圣经与枪炮:基督教与潮州社会(1860~1900)》(The Bible and the Gun: Christianity in South China),作者李榭熙博士。

1661933455007.jpg ▲ 书籍封面:《作为避风港的教会:基督教治理在中国》(Church as Safe Haven: Christian Governance in China)拉斯·彼得·拉曼(Lars peter Laamann)与李榭熙博士主编

编者按:李榭熙教授(Professor Joseph T. H. Lee)对历史非常痴迷。他原籍香港,现居于美国。受基督教家传的影响,李榭熙教授开始对中国基督教历史产生兴趣。在搜集有关集体暴力(collective violence)如何影响华南地区传教活动的资料时,这位教会历史学教授开启了他的知识探索之旅,并查考基督教如何在中国扎根并在跨国背景下找到其表达方式。同时,尤其在后疫情时代(post-COVID era),他促请中国教会作为全球基督教团契(global Christian fellowship)的一部分,将其从历史中学习到的经验运用于今日国内外所面临的挑战中。

China Christian Daily(以下简称CCD): 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自己以及您的研究领域?

李榭熙教授:我是美国纽约市佩斯大学(Pace University)的历史系教授和全球亚洲研究所(Global Asia Institute)的执行主任。我原籍香港,在伦敦大学获得学士(荣誉)、硕士和博士学位。我的研究重点是基督教宣教士以及宗教团体(faith communities)在现代中国的切身生活经历,以及基督教电台(Christian radio)在散居海外的华人中的早期发展。

CCD:您为什么会研究教会历史呢?

李榭熙教授:历史总是使我着迷。我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感兴趣,与我的家族史有关。我的祖父是古溪一名乡村教会执事(village church deacon),古溪是广东省潮州—汕头宣教区内最大的美国北方浸信会(American [Northern] Baptist)堂点之一。但在20世纪中期,一切都发生了变化。20世纪50年代,我的父亲为了谋求更好的生活离开古溪到香港。我在香港长大,听到了关于我家浸信会家传的故事,并对我的先祖与外国人之间的交往感到好奇。

20世纪80年代,当我第一次探访我父亲的老家古溪时,亲戚们的信仰吸引了我的注意。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在家中和家外展示的基督教装饰艺术、绘画和圣经经文。尽管他们几十年来与美国宣教士和海外华人教会相隔绝,但他们仍为自己的信仰感到自豪。

多年以后,当我准备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SOAS)进行研究生阶段的研究时,我阅读到一些关于1896-1897年间发生在古溪的浸信会与天主教会之间的宗族内部纠纷(intra-lineage feuds)的外交文件。古溪浸信会的教徒属于李氏宗族的后辈,而天主教徒则属于李氏宗族的前辈。这些相互敌对的宗族成员对基督教的宗派主义(Christian sectarianism)有所了解,因为他们看到美国浸信会和法国天主教宣教士们在汕头一带相互讥讽和争竞的事。

外国人用不同的中文术语来指称基督教(Christianity),即天主教(对天主的信仰)和基督教(对基督的信仰),这一区分加深了某种大众印象,即天主教(Catholicism)与新教(Protestantism)是两个相当不同的宗教,双方的宣教士即使不是势不两立,也是存在相互竞争的关系。当相互敌对的李氏宗族向美国浸信会和法国天主教会求助时,他们利用宣教士以及外交力量来解决自己的资源冲突(resource conflicts)问题。他们皈依的动机可能并不光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浸信会及天主教教信仰在李姓族人中扎下了根,成为他们亲属关系身份(kinship identities)的一部分。

考虑到这一类冲突,我开始调查频繁爆发的集体暴力事件如何影响到华南地区的基督教传教运动。我的研究结果以The Bible and the Gun: Christianity in South China, 1860–1900 (New York, 2003)一书的形式出版。该书的中文版本是《圣经与枪炮:基督教与潮州社会(1860-190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我也借鉴了丰富的宣教士照片合集,出版了Context and Horizon: Visualizing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Encounters in Chaoshan一书[《处境与视野:潮汕中外交流的光影记忆》] (北京: 三联书店, 2017)这是一部关于美国浸信会和英国长老会传道会(English Presbyterian)在华南地区传教活动的双语摄影史。

CCD:您能否与向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华南的基督教化:现代潮汕地区的传教、发展与身份认同》和《作为避风港的教会:基督教治理在中国》这两本书?

李榭熙教授:虽然目前的学术研究强调本土基督徒在中国福音本土化中的所发挥的主要作用,但这两本书建议我们应当认可基督教信仰本土化与保持同全球教会的关系之间存在互补关系。

 《华南的基督教化:现代潮汕地区的传教、发展与身份认同》这本书是我与一位新一代研究潮汕地区教会历史的中西方专家合作的研究成果,该地区以其悠久的外向型海洋文化历史而闻名。外国宣教士与潮州基督徒都善于在这个海洋社会中处理全球教会与地方教会的关系。该书重新评估了新教的宣教士和教会对当地社会的机构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

在这方面,最有趣的是对现代针纺织品行业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因为现代针纺织品行业从教会学校体系(mission school system)中衍生的。几位女宣教士引进了西方的缝纫技术,以提升学校女生的能力。这原本是女孩们的副业,却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产业,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这一令人惊讶的成果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妇女创造了更多的经济机会(economic opportunities)。

沿着相同的理路,《作为避风港的教会:基督教治理在中国》一书采用了比《华南的基督教化》更为广泛的主题视角,并以此书向我已故的导师R. G. Tiedemann教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致敬。这部作品为学者们在跨国背景下理解基督教信仰的中国本土式表达铺平了道路。

通过密切关注当地信徒、宣教士及其现代机构之间的关系,《作为避风港的教会》一书展示了这些地方性—全球化的基督教力量(local-global Christian forces)如何共同为普通人建立社区基础设施或“避风港”。丰富的历史记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积极的视角,表明中国基督徒将他们的愿景(visions)和议程(agendas)嵌入到本土的复兴运动、教会学校、医院、圣经协会和紧急救援工作中,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CCD:在《作为避风港的教会》一书中,您阐述了将外国宣教士的工作与本土新教的独立教会相并列的问题。您能对此作进一步解释吗? 

李榭熙教授:目前的学术文献强调了中国基督徒在管理基督教传教事业和福音本土化方面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但人们绝不应该忽视外国宣教士与中国信徒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切身生活经历。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贺威玮(Joseph W. Ho)对现代中国宣教士老照片的社会意义的研究[贺威玮, 发展中的宣教士:摄影、电影制作及现代中国的美国宣教士(Developing Mission: Photography, Filmmaking, and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Modern Chin)(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2)]。

贺先生提及实习护士刘菊(音译)以及她有康奈尔大学教育背景的丈夫李清海(音译)与他们的美国长老会宣教士导师之间的友谊。旧时的家庭照片承认了中美文化交流中存在的忠贞的友谊,但在20世纪60年代,这些照片给刘菊和李清海带来诸多压力和焦虑。只有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这些旧时照片才使大家能够意识到基督教对现代化作出的贡献。这些历史上的个人遭遇对个人、家庭和教会产生了长久的变革性影响。

CCD:中国教会的历史对全球教会有什么贡献?

李榭熙教授:中国教会应该为他们的过往以及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取得的非凡成就感到骄傲。今天,各大城市的中国教会是国际化的,拥有丰富的资源,他们的领袖对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新的福音得以广传的机会而感到兴奋。

与此同时,中国教会是全球基督教团契的成员,对其他地方的基督徒所面临的共同的斗争作出了诸多贡献。对和平、正义和公平的跨国关切(transnational concern)应使中国基督徒有机会与世界各地的不同基督教团体进行对话与合作。

此外,中国教会可以从往昔宣教士及信徒的生活经验中汲取宝贵的洞见。这对今天的医治事工(ministry of healing)来说尤为如此。帮助人们克服由新冠大流行造成的个人创伤和痛苦,是中国和外国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在整个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教会是独立生存发展的民间组织;他们与外国宣教士合作,对广泛的社会与文化改革作出努力,其中许多教会是面向社会边缘的人,或耶稣所说的“这些人中最小的”。因此,将信仰与行动相联结是中国基督教道德观的关键。

CCD:您如何看待在中国开展的教会史学术研究工作?有什么方法可以促进双方的合作吗?

李榭熙教授:在中国,教会史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研究领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关于中国基督教历史不同方面的硕士和博士论文、学术专著、会议记录和期刊文章。在新冠大流行之前,我接待了来自山东大学的访问学生,他们来美国进行档案研究。由于社交媒体技术的发展,在线学术合作将成为后疫情时代的新常态。

CCD:您有什么话要对中国教会说吗?

李榭熙教授:中国教会可能需要更密切地关注过往有价值的关于伦理和牧养方面的洞见。这对当今的医治事工特别有帮助。帮助人们克服由新冠大流行造成的个人创伤和痛苦,是中国以及国外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在整个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教会是独立生存发展的民间组织;他们与外国宣教士合作,对广泛的社会与文化改革作出努力,其中许多教会是面向社会边缘的人,或耶稣所说的“这些人中最小的”。因此,将信仰与行动相联结是中国基督教道德观的关键。

CCD:您是否期望中国提供任何帮助,使您的研究工作受益?

李榭熙教授:首先,方便查阅中国教会档案对历史研究至为重要。由于在20世纪50年代,基督教宣教士和独立教会的大部分档案被政府没收,我希望当下中国基督教公民,特别是三自爱国教会领袖,能够向国家、省、市当局请愿,使国际和本地的学者能够方便地查阅官方档案,进行研究。其次,在充满挑战的时期,跨国合作对于更好地相互理解是必不可少的。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与中国的教会、神学院、慈善机构以及媒体企业合作,开展公共和本地化的历史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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