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近代以来有成千上万的宣教士带着使命叩击中国的大门，踏上这块古老的土地，要把基督教传入中国。正当时，在西方殖民主义全球扩张的背景下，处于晚清之际的中国开始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也由此拉开帷幕，并延续至今。从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到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宣教士也逐渐获得了很大的特权——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建堂的权利，由此在华的宣教伟业进一步得到纵深拓展。同时，也激励了更多的宣教士来到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和中国固有的文化、正在发生的变革产生相互间的激荡。
在这成千上万的宣教士群体中，有一位很特别，在他生前无论是在教外还是教内都取得了无可比拟的成就，是近代中国一位举足轻重的“老外”，但是在他身后无论是在教外还是教内都有很大的争议。这位宣教士就是来自英国的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 ，英国人。1870年2月12日被英国浸信会差到中国，起初主要在山东烟台、青州一带传教。1876～1879年华北地区大旱，他积极从事赈灾活动，在山西发放赈款，借以与清政府地方高级官员结交。此后更深入地开展面向中国官绅阶层和知识分子的福音事工，广泛结交中国上层社会，宣讲西方科学技术文明、主办报纸、出版译著作，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1919年在伦敦逝世。
在传统教会里，和常常被纪念的戴德生等宣教士相比，李提摩太这个名字要么被遗忘，要么被贴上“自由派”、“社会福音派”的标签而打入另册。
在教会外，李提摩太这个名字长期和“帝国主义分子”这个标签连在一起。1951年，为了跟上形势需要，丁则良写了一本小册子《李提摩太》，此书列入“抗美援朝知识丛刊”。这本小册子把李提摩太描述为“一个典型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认定李提摩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分子，一心一意要灭亡中国，使中国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今年是李提摩太逝世一百周年，对于一位已经作古的历史人物，再简单地贴上某些标签是很粗暴的做法。要认识李提摩太，先不要根据只言片语或带着某种先入为主的成见进行定性，而是要客观而全面地了解他过去的所作所为以及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
其实，和李提摩太同时代的人对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1924年，李提摩太的亲密朋友、曾任山西大学西学专斋第二任总教习的苏慧廉所写的《李提摩太在中国》出版，这位在温州服侍长达二十多年的宣教士在引言中如此动情地写道：“在中国还没有哪一位外国人、传教士和教友能有这么高的知名度。在中国的每一个行省、城市以及数不清的城镇和乡村，‘李提摩太’这个名字广为人知，并备受推崇。从端坐于宝座之上的帝王之尊，到粗制木凳之上的农村学生，李提摩太的著作都不乏读者，他对中国的热爱也得到了人们的肯定。”
文革结束后，随着极左风气的冷却，人们对李提摩太的认识和评价也逐渐回归正常。
1980年2月，曾任山西大学校长的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徐士瑚在《山西文史资料》第十七辑发表长文《解放前的山西大学》，实事求是地介绍了李提摩太创办山西大学的艰难历程。山西大学官方网站有个“校史”专栏，对这段风尘的历史做过介绍，肯定了李提摩太做出的贡献。
1986年，徐士瑚又在当年《山西文史资料》第六期（总第四十八辑）上发表了介绍李提摩太事迹的长篇专文《李提摩太与山西》，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利用看到的第一手材料，把问题提到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对李氏在赈济灾民、介绍西学、解决教案、创办山大四个方面与山西的关系加以详述”，而且评价李为“思想复杂、胸襟开阔、学识渊博、对儒释道与伊斯兰教都专研过的传教士”，认为李提摩太虽然其“动机出于传播耶教福音，但客观上为山西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尤其是创办西斋（即山西大学）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确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本文的写作目的，是综合李提摩太的有关传记资料，通过展现其所作所为，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李提摩太。同时，也介绍李提摩太的传教路线、策略，期待对今天的中国教会能有所启发。
对于李提摩太的传教路线，曾经被视作是戴德生传教路线的对立面，也曾引发诸多讨论和争议。本文也会触及到这两者的比较。李提摩太和戴德生不同的传教路线，代表了他们不同的神学取向，也代表了他们面对不同传教群体所采取的不同处境化策略，而在这其背后也有着不同的神学动因和宣教异象。
一、李提摩太的出身和信仰背景
1845年，李提摩太出生于英国南威尔士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的父亲在当地两处浸信会教堂担任秘书和执事。和戴德生相比，李提摩太的家庭似乎相对比较平凡，没有那么多属灵光环。李提摩太早年的属灵经历并不太突出，当然也没有戴德生那样的“传奇”色彩。
1858-1860年间，在欧美出现了一次宗教复兴运动，那些最不信上帝的人的精神壁垒一时间都土崩瓦解了，开始转变他们的信仰。受这股复兴潮流的影响，“这位中国未来的传教士在这场‘如同燎原烈火般燃遍美国、北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挪威和瑞典’……的‘宗教复兴运动’中如获重生” [1]。
李提摩太受到这场复兴运动的熏陶，向耶稣基督表白了自己的信仰之后，在家乡附近的一条河里接受了洗礼，正式成为英国浸信会的信徒。此后不久，在听过一次并非专门针对传教士的讲道之后，李提摩太第一次有了从事传教工作的“冲动”。当时他仿佛听到有一个声音命令他要到国外当传教士。
1865年（中国内地会建立的那一年），李提摩太考入一所神学院叫哈佛福德神学院。在神学院里，他和其他同学一道要求更改课程，引发一次课程改革。
他和同学们要求校方做以下改革：
以近代语言的学习取代希腊语和拉丁语研究；要求以囊括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在内的世界通史，取代单纯的欧洲史；
并认为讲求实用的现代科学比空泛的形而上学和神学研究更有意义。李提摩太当时已经做好了被开除的准备。但最终校方同意大规模地修改课程。
二、李提摩太对华宣教事工
2.1对中国的宣教负担之建立
李提摩太是如何对中国这个位于遥远的远东国家产生兴趣的呢？这还得要从内地会说起。
1866年，英国出现了一场有关中国的传教运动，对宣教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就是第一批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向中国内地省份的进军。
后来李提摩太回忆道：那时戴德生博士“出版了一本名叫《传教指南》的小册子，介绍了他在中国传教遵循的原则：相信上帝会提供所有必要的帮助；对祈祷者即时给予明确指导的能力，比出国传教前接受特殊文化训练更重要；情愿深入内地，穿当地的衣服，住土著的房子，吃中国饭菜，随时准备过一种自我牺牲的生活”[2]。
1868年，李提摩太听了一位叫魁丽斯的女士有关中国内地会传教事业的答辩演讲。中国内地会那英雄主义的、自我奉献的传教计划吸引了李提摩太。在哈佛福德神学院的求学生涯临近结束时，李提摩太决定参加他们的事业。但由于李提摩太是浸信会信徒，有人建议他向浸信会协会提出申请。李提摩太就此照办，并提出希望被派到中国的北方传教。
在回答委员会关于为什么愿意去中国北方传教的提问时，李提摩太这样说：“因为中国人是非基督徒中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当他们转化过来后，有助于向欠开化的周边民族传播福音，并且，欧洲人更容易适应中国北部地区的气候条件。当北方的中国人成为基督徒后，将会转化他们整个帝国的同胞。”[3]
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到，李提摩太当时这位年轻的学子就具有了一种开阔的眼界，这似乎也暗示了他今后将会采取和戴德生不同的宣教路线。
2.2来华宣教初期事工
1870年2月12日，李提摩太正式被英国浸信会差派到中国。在上海稍事休息后，就北上山东烟台、青州传教，并学习中文。
在烟台的前两年，李提摩太采用的传统的布道方法，尽力尝试以街头布道的形式来传播福音，但他发现取得的成果却不值得一提。
1876-1879年华北五省发生大旱，因大旱引发大饥荒。李提摩太就从山东进入山西，从事赈灾活动，在山西发放赈款，借以与清政府高级官员结交。山西赈灾慈善活动为李提摩太在中国官方和民间获得了很大的声望，这也为他以后更深接触中国高层官员和士绅奠定了群众基础。
2.3对华宣教事工之转折
起初李提摩太对华宣教事工中规中矩，街头布道、灾区赈灾。但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就不会有后来的李提摩太了。李提摩太的宣教事工经历了一次重大转折，而这次转折造成了日后李提摩太和戴德生宣教路线取向的分野。
有两个经历推动李提摩太转变他的宣教思路。
第一个经历是，他发现传统的街头布道方法的局限。李提摩太在来华宣教的头两年，他在烟台使用传统的街头布道方法进行传福音，但效果很不理想，他对此深感沮丧。但他不久从研读新约中有了新的重大发现。
李提摩太在马太福音看到一处经文，主耶稣吩咐门徒如何去到人群中传道：“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马太福音10:11-12）
翻译成“好人”的这个中文词的英文译本翻译为“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
看到这处经文，李提摩太似乎对他的宣教前景得到了全新的亮光。据他在回忆录中这样说：“从那以后，我开始实施‘寻找上等人’的计划，如同我们的主所指示的。因为我意识到，他们形成的土壤，最适合于我们播种福音的种子。”[4]
很快他就听说在烟台附近住着一个很虔诚的人，他便开始实施他从新约圣经中所发现的宣教新策略。于是他前去拜访这个从事晒盐为业的“虔诚人”，并带去了一些福音书、小册子和一本赞美诗集作为礼物。这位虔诚人是一位六十岁上下的老者，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李提摩太，并留他一起吃饭。席间他们就宗教问题进行探讨并交换各自的观点。
李提摩太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
“后来，他把我领进了里边一间房子，那房子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他对我说：‘这是我每天做礼拜的地方’。当我把赞美诗集拿给他时，他挑出其中的一首赞美诗——它歌咏的是尘世的飘忽无常——对我说：‘这首诗是属于我们的’。我吃惊地睁大了眼睛，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他们一派在做礼拜时一直使用这首赞美诗。他还告诉了我一些关于他的宗教的另外一些事情。这是我第一次遇到像他这一类的人，我简直不知说什么好，意识到他的宗教经验不仅比我的要早的多，而且有一种令我震惊的深度。那时，我对中国人的语言和他们的宗教史的知识还很贫乏，因而无法充分利用这种难得的传教机会。”[5]
也许因着这次经历，李提摩太发现自己对中国的认识极为贫乏，于是决心钻研中国的文化和宗教，熟悉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和思维方式，借此能和中国社会“有影响的人”展开对话，借此打开向他们传福音的大门。
能承认自己对中国文化认知的贫乏，并愿意谦卑去学习和了解的，这在当时的宣教士中算是凤毛麟角的，因为同时代的大多数传教士对中国文化基本上是持全盘否定态度的，是不屑一顾的。
第二个经历是和当时中国高层督抚李鸿章的一次会谈。1880年李提摩太被邀请到天津会见李鸿章总督，李鸿章在谈话中对当时一些中国人信基督教颇为不屑，他对李提摩太说道：“你们的信徒围在你们身边，是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朋友通过为你们服务谋取生计。一旦停止对他们这些当地代理人支付报酬，他们就会四散而去。”[6]
这种说辞固然有夸大之处，但李鸿章的另一句让李提摩太陷入深思的话是，“在全国，受过教育的阶层里没有一个基督徒”[7]。正是这句话促使李提摩太决心尽最大努力向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领导阶层施加影响。后来，他进一步决定在官员和学者中间开展旨在传播信仰的学术讲座。并且他游走于中国上层政治和文化阶层，成为中国晚清时代的风云人物。
[1] 苏慧廉.李提摩太在中国（关志远、关志英、何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P9
[2]李提摩太：亲历晚清45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李宪堂、侯林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P11
[3]李提摩太:亲历晚清45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李宪堂、侯林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P12-13
[4]李提摩太：亲历晚清45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李宪堂、侯林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P32
[5]李提摩太:亲历晚清45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李宪堂、侯林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P32-33
[6]苏慧廉.李提摩太在中国（关志远、关志英、何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P108
[7]苏慧廉.李提摩太在中国（关志远、关志英、何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P108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