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是个大染缸，再好的东西进来都会变质变味。这一点，从“五·四”以来的鲁迅、胡适到当代的柏杨都有精彩的论述。按常理推断，世俗层面的人情物理、风俗习惯是比较容易同化的，而宗教是根植在人心中的信仰，又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打底，是很不容易同化的，但到了中国也是毫无悬念地与专制主义、功利主义结盟，变得面目可憎起来。
2016年，一部经典的美国电影《血战钢锯岭》在中国上演。这是由美国导演梅尔·吉布森执导的一部反映战争中人性与神性较量的史诗大片。上映后，在世界各地都引起了观众们的好评，甚至连最苛刻的《时代周刊》都评论说：“无论你是否喜欢梅尔·吉布森，你都不能否认他所达到的高度。”但在中国却不是。这部电影本身的艺术价值几乎无人争论，却出人意料地在中国的基督徒之间引起了一场激烈的混战，更准确地说，是改革宗与非改革宗之间关于神学、教义的混战。
一些极端改革宗的小粉红，紧紧抓住主人公道斯所在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简称“安息会”）大做文章，认为这个教派是“异端”，既是异端，便无足观。影片中的道斯虽然救了好多人，但他们却指责说这是“人本主义”的，不是“神本主义”的。主人公的一切行为都不是为荣耀上帝的，因而不但无功，反而有罪。
当然，对主人公指责的地方还有很多。有批评他的行为是“律法主义”的，有批评他救人是出于“道德主义”的，但最令人奇怪的地方在于：你们既然不是道斯，怎么能知道他救人的目的不是“荣耀上帝”？你们既然不是上帝，怎么能知道上帝会不因为道斯的舍己救人——甚至救自己的敌人而感到荣耀？
你们指责道斯的行为不是“神本主义”的，而是“人本主义”的，可你们恰好忘了“十诫”中的第三诫就是“不可妄称神的名。”人如果能完全本着神的立场说话，那还要神干什么？基于人的有限性，任何所谓的“神本主义”都不过是打着神的幌子的“人本主义”，正如蚂蚁永远不可能站到人的立场上说话一样。如果有一群蚂蚁——自称是改革宗的，突然站起来说，我们是“人本主义”的，千万不要相信，那不过是打着人的旗号的“蚁本主义”。
从这种逻辑出发，他们中的很多人指责特蕾莎修女，认为她不高举上帝，却替异教徒张目，取恒河水为印度教徒洗礼，诵《古兰经》为回教徒做临终祷告，念佛经为佛教徒超度，甚至连她获得诺贝尔奖也成了嘲笑的材料。
殊不知，特蕾莎的伟大正在于此：在她看来，这些人首先是上帝的儿女，其次才是附着在这些生命表层上的符号：比如，他是信基督，还是信天主？信安拉，还是信佛陀？难道耶稣在给人施五鱼二饼时，先要问他们是哪个教的，什么宗派？属灵不属灵？然后再考虑给不给，给多少？每次在运用“特异功能”治病救人时，难道不是急切地举手望天，立即医治？有哪一次是先问：你是信什么的？是改革宗吗？然后再决定是否开方抓药？在回答法利赛人对他和门徒“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时，他这样说道：“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 路5：30～32）
但在某些基督教极端改革宗原教旨主义者眼里，神学比神重要，宗派比基督教重要，宗教“政治正确”比爱和怜悯重要。
我曾在网络上遭逢一个叫“阿海”的基督徒，自称是改革宗的，因为我在朋友圈发了一篇张维迎教授关于五百年来中国科技无创新的文章，惹得这个理发师大怒。后面跟帖大骂张教授是汉奸、傻X，认为张的文章“狗屁不通”。我问，“不通”在哪里？这个理发师历数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宗教改革（加尔文改革宗除外）、启蒙运动的种种罪过，认为正是这些打着“自由”、“解放”旗号的思想将世人导向了“人本”而非“神本”——仿佛这些几百年前的思想家应对世界的“全然败坏”负责。中国凡是倾向于西式思想的学者、作家更不在话下，恨不能食肉寝皮。
我问，你们基督徒不是讲“谦卑”么？先不说张教授的观点对错，你一个后生晚辈骂一个长者“傻X”，横扫现存的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符合耶稣“谦卑”的教导么？他不回答，仍旧破口大骂中国目前有影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
说实话，这个年轻人的发言雷倒了我。看着微信上他染着黄头发的头像，我一时竟说不出话来，瞬间感到自己所处的不是21世纪，仿佛乘坐时光列车穿越到了上个世纪——1968年手捧红宝书，臂缠红袖章的“红卫兵”，与眼前这个手捧圣经，言必称加尔文的“基督徒”形象高度重叠，分不出彼此。他们说的“属灵争战”其实就是“阶级斗争”；他们要打倒“人本主义”思想家，其实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遇人不看良善，只看宗派，其实就是变相的“亲不亲，阶级分”。从前，耶稣医好了瞎眼的人，法利赛人却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 （约9：13～16）而现在这些“红卫兵基督徒”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是我们一派的。”他们批评一个弟兄或姊妹“没生命”、“信心不够”，其潜台词就是：只有我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你们顶多是“第三种人”、“革命的同盟军”而已。
在这种绝对主义、专制主义的人格支配下，在他们宗派内部，也必然是“越左越革命”，最终导致“异端满天飞”——而在教内揪“异端”，与“文革”时期在革命队伍中寻找“阶级敌人”其实是一回事，因为每个人在自己眼中都很正统。实际上，只要你粗粗了解教会史，你就会发现，“异端”这个词出现在基督教新教徒口中，本身就是荒谬的。因为新教之所以在同天主教的斗争中脱颖而出，就在于它提出了一项符合当时世道人心的规条：人人有权通过自己的方式了解圣经。人本多端，皆可为异，何罪之有？
在这种人格支配下，不管换用什么名词、概念包装，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一整套新名词、新概念武装起来的头脑仍然是按旧的思维方式运行的。好比一台旧电脑，装了两个新软件，但操作系统仍是老式的，最后新软件也被带坏了。
耶稣说：“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得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惟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太9:14～17）耶稣这段话说的就是新旧无法兼容。新的要想发挥作用，就必须换掉旧的基础；否则，新的不新，旧的更旧。
诚然，宗教改革以前的天主教也是黑暗的、专制的，但后来经过文艺复兴、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法国启蒙运动，基督教被迫融入现代文明，发展出政教分离、宗教宽容等新理念。但是中国人没有经历过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前后近四百年的洗礼，导致中国人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中世纪的水平上。即使基督教被强行植入，也很快与本土的专制主义、极权主义合流，恰如耶稣说的“种子落在了荆棘里。”
更可怕的是，我们至今还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宗教观念仍然停留在中世纪的水平上，反而对孕育出现代文明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横加指责，认为正是这些思想解放运动导致了人们不信神——实际上是不按他们的方式信神。但只要我们相信一个最简单的真理，即世人都是上帝创造的儿女，我们就能明白一个基本原理：上帝不可能把一个人高于另一个人的权威赐予任何一个人，致使他可以运用这种权威来强迫另一个人按自己的方式信仰上帝。正如17世纪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洛克在《论宗教宽容》里所言：“基督教世界之所以发生以宗教为借口的一切纷乱和战争，并非因为存在着各式各样的不同意见（这是不可避免的），而是因为拒绝对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实行宽容（而这是能够做到的）。”（商务印书馆，1982年3月，第47页）那些打着“属灵”“生命”“归正”旗号实行宗教专制的人，我只能说是人的罪性在信仰领域中的花样翻新。因为支配欲、控制欲本来就是人的罪性之一。牧师、信徒与宗教领袖也不例外。但人要藉着耶稣的教导更新生命，就必得祛除这些捆绑在人身上的罪性。
洛克在《论宗教宽容》里用一句话总结了我们为什么要实行宗教宽容：“不管我们怎样认为这个或那个教义是清清楚楚从《圣经》里推导而来的，我们都不能因为我们自己相信它是符合信仰法则的，而把它作为必不可少的信条强加于他人，除非我们也乐于接受别人以同样的方式将其他教义强加给我们”。（商务印书馆，1982年3月，第51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督教发展迅猛，有人估计目前中国的基督徒有一个亿，也有人说是8000万，也有保守估计的，说有3000万，其实不管有多少，数量不是问题，质量才是生命线。相比这些节节攀升的数字，我更关心的是，每一个受洗后的基督徒，能否在他们的家庭、生活以及事业中活出“基督徒的样子”。如果受洗后的基督徒，他们的思想、精神没有发生实质改变，用他们的话说，没有“在基督里重生”，当然就不可能在他们各自的生活和工作领域中做光做盐，那么，即使13亿人都是基督徒，又有何益？经上说：“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路14：34～35）这段话讲的是，基督徒本来是要在社会上做光做盐的，但一旦变了味，就毫无用处，勉强用在任何地方，都会像“失味的盐”一样污染环境，只好丢在旷野里了。
今日中国，有多少变了味的基督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