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年代70年代中期，享誉世界的基督教伦理学家和神学家约翰·霍华德·尤达（John Howard Yoder,1927-1997）卷入一场性侵风波的漩涡。歌珊圣经神学院秘密特别小组、草原街教会长老委员会，JHY特别小组、教会生活委员会、问责和支助小组等各种各样的组织参与了对尤达性侵事件的处理，这一过程十分复杂和艰难。为了深入了解事件的发展及背后蕴含的尤达的神学及伦理学思想，有必要对其进行细致地梳理和分析。基于瑞秋·沃尔特纳·古森（Rachel Waltner Goossen）的调查报告，本文主要以事件处理过程中的线索性人物——米勒的视角，结合其对马太福音18章15-17节的应用，展开对处理程序细节的探究。最后，以当时法律及文化的转变背景，分析尤达声称的“一种新的基督教社会伦理”的思想起源及发展。
20世纪70年代中期，著名的基督教伦理学家和神学家约翰·霍华德·尤达开始了一项备受争议的人类性实验，他制定实验的指导方针，挑选实验对象，称她们为“姐妹们”。1979年，在尤达写给马林·E·米勒的一封信中[1] ，他列出了自己和“姐妹们”的一系列活动，例如作为自然问候的表面触摸、对于可能的触摸的更深层次含义的讨论...部分裸体、全部裸体、特别触摸阴茎或耻骨、对不完全或中断的性欲激起或暂停的探索。尤达还补充了其他变量，例如是入门体验还是重复体验、是单独做还是有其他人在场、裸体几分钟还是更长时间。对于这些清单，尤达增加了一段补充性的解释，他和姐妹们所做的行为是在讨论“背后的原因”和“无关事项或者是有助益的经历[2]，有时候谈论彼此的朋友，通常他们在祈祷。”读完这封信，米勒没有叫警察并且指控尤达对校园里的女学生和其他女性实施性暴力。[3]
米勒没有报警有如下一些原因。其一，1979年美国的法院对性骚扰没有一致的定义，雇主也不愿意对针对女性的暴力要求实施法律强制措施。另外，美国的教育机构，无论从常青藤名校还是到最小的教会附属学院，都没有学生申诉性骚扰或性侵犯的完善程序，显然歌珊圣经神学院也在此列。[4]其二，构成尤达方法论基础的学科不是生物学或者心理学，而是神学。尤达对米勒解释道，他是从保罗书信和耶稣生活的神学前提出发的。其三，在过去的数十年，尤达都扮演着米勒精神导师和前辈的角色，米勒担心这些婚外活动会严重伤害尤达27年的婚姻。
最后，但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尤达既是圣母大学的神学教授，也是歌珊圣经神学院的兼职教员，他是一位著名且多产的门诺派领导人，对宗派及神学机构和国际学术圈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著作和演讲在门徒中广为流传。1972年，他的代表作《耶稣的政治》被视为宗教和平主义的经典作品。当米勒和其他门诺会领导人了解到尤达的行为时，他们更倾向于保护机构的利益，而不是救济那些举报性侵的女性，尤达作为著名神学家的地位促进了这一反应。此外，尤达把他的行为概念化为一种性伦理的实验形式。[5]
聚焦于古森对尤达过去25年生活及门诺派回应的调查报告，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实验已经对那些参与的女性及其配偶或其他家庭成员产生了严重的伤害。具体的受害者数字不为人所知，但根据古森对问责和支助小组的两位心理健康专家贝蒂·霍克斯特勒和约翰·G·考夫曼的采访，受害女性超过100个。根据古森对卡洛琳·霍尔德·海根的采访，受害女性保守估计超过50个。在1997年尤达死后，又有一些女性站出来证实尤达写给米勒和其他女性信件中的证据，这显示出尤达的活动从公共场所的性骚扰横跨到性交的范围。[6]一些女性认为尤达的性侵对她们的生活影响不太严重，但其他女性认为对自己的婚姻和事业都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7]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早期，门诺会机构对尤达性侵报告的回应是柔和的。米勒构想了一种简单且依据圣经的惩戒程序，依据是马太福音18章15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8]他希望借此尤达能够承担责任。这主要是因为，尤达将自己的性侵行为隐藏在神学语言下，他对基督教思想的贡献也关注作为纪律所在地的群体。此外，马太福音18章15节对个人面对不当行为的责任授权，尤达自己也有广泛地写作和演讲。
前三年，米勒和尤达辩论如何通过对马太福音18章15节的忠实应用，来解决尤达的实验和神学院的利益之间的矛盾。其间，米勒虽然没有耐性但还是希望看到“他若听你”经文承诺的实现。不像21世纪的管理者，会考虑通过制定长久且严格的政策保障校园安全，米勒在他任职的早年更加关注维护这位出色教授的婚姻和事业。可以说，米勒是尤达的门徒，正是在尤达的建议下，米勒跟着卡尔·巴特进一步学习，并在海德堡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在1968年至1974年，米勒在巴黎的门诺传教委员会工作，他和在此工作几十年的尤达展开了合作互动。
1974到1975年，米勒在歌珊圣经神学院教书，在他就任校长后不久，就从尤达的家庭成员那里了解到了尤达的性侵行为。尤达的妻子安妮发现证明丈夫性侵行为的信件，并且寻求尤达的妹妹玛丽·艾伦·梅耶的情感支持。一开始，玛丽认为他哥哥的婚外情是双方一致同意的，鼓励她的嫂子去和米勒院长谈一谈，希望他对尤达施加影响，提醒他注意自己的婚姻。于是安妮寻求米勒的帮助，一开始米勒认为尤达的问题是内部和私人的，因此怀着十分谨慎的态度回应。
到了1976年，米勒和玛丽都试图劝服尤达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对他妻子以及其他人的伤害。尽管经过几年断断续续的四人交谈，但尤达对女性的性不当行为不仅继续，而且还不断加剧。[9]以一种弟兄般的努力处理尤达的行为时，米勒依赖艾伯特·梅耶的建议，他是尤达的妹夫，也是门诺派教育委员会的主席。而门诺派教育委员会负责监督歌珊圣经神学院和其他门诺派附属学校，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早期，米勒始终没有让歌珊圣经神学院委员会意识到尤达的性行为，这始终是一个家庭问题。
玛丽·艾伦在了解到他哥哥声称的“姐妹”关系和具体的行为后，感到更加忧虑和恐惧。她与他争辩并拒绝尤达的神学及理智前提，她总结道，尤达对一些女性的诱奸以及包括整晚裸体经历和肢体接触，是对基督教的严重歪曲。在1979年，她写到：“我为他的天真感到意外，似乎他没有意识到这不能永远保持秘密。”在矫正她哥哥的工作中，她失去了信心，到了1980年，她提出尤达的“实验”不是实验，他从来没有将男性吸收到自己的研究中，对许多人造成的伤害也是显而易见的。[10]
在劝服他哥哥的工作中，玛丽·艾伦失败了，但尤达还在坚持，他希望玛丽·艾伦可以帮助他与一些和尤达有“亲密关系”的女性通信。他设想把自己批判尤达关于基督教的性观念和实践的信发送给她们，并且由尤达和他的妻子写信表达尤达愿意和每一个女性朝着“相互的改正、宽恕和最终的和解”而努力，但这个计划从来没有实现。尤达质疑米勒的写信计划，认为米勒是否意图让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姐妹”为这样的罪道歉。
尤达不认为自己是通奸，他认为他的行为是治疗性的，没有射精的生殖器插入不是性交，他声称的基督教“姐妹”的“亲密的”或“家庭的”活动是允许的，并且他把一夫一妻制定义为仅仅和某人的配偶保持婚姻关系。他还认为米勒的写信计划会泄露那些女性的名字，违背机密原则。还有很多拒绝这个计划的理由，但都遵循一个关键点，那就是尤达认为米勒想让他屈从于主流观点。在绘制一种新的基督教性伦理的问题上，尤达毫不让步。
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米勒决定避免自己和尤达争论的传播，彼此间交换冗长的圣经和当代的性观念，在时间上旷日持久，在感情上也令人疲惫。不过，米勒仍然将尤达看作自己的导师，并且考虑到他对非暴力和门徒身份不可估量的贡献。这样，劝服尤达承认自己的错误，已经成为米勒神学院院长的隐藏事务。[11]
在保守尤达秘密的同时，米勒考虑了很多因素。首先，他担心安妮会因为愤怒，找到那些女性，将尤达的丑闻公之于众。其次，虽然不清楚尤达自己如何谨慎，虽然他没有公开出版或演讲他对于婚姻、独身或基督教性的观点，但米勒认为尤达还是有可能这样做。在米勒与尤达不断的沟通中，米勒感受到尤达似乎想要将这一神学论证的过程持续下去，他写给米勒的信中提到，“你对我只是屈服和表达’随你的便’，而没有有效的程序不会感到满意”。考虑到这些因素，米勒严肃和系统地处理尤达的特权问题，在1979年要求他为女性提供咨询时停止一切的触摸，并且在神学院中接受开门办公的政策，他也向尤达之前的学生咨询关于他的事情。同时，米勒和尤达都希望能够避免潜在的勒索或丑闻。他们也讨论清理尤达通信的秘密档案，包括主动提供给米勒的和那些他调查得来的。
事实上，在1980年，米勒确实销毁了许多未知数量的信件，但他都留下了目录，进行概述并注明日期，这些纲要保存在他的家里，而不在神学院的办公室。很明显的是，米勒没有解雇尤达的计划，他过去几年的努力是处于一种兄弟般的洞察和辩论的语境，而不是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协商。米勒指出尤达的观点和实践不符合圣经并且削弱了基督教婚姻，产生了主要的罪行，让受害者感到困惑、羞愧以及处于危机当中。并且驳斥尤达暗示自己的行为与耶稣的行为之间的相似性的辩解。尤达认为两性间亲密程度的“所有传统禁忌”可以被分类，从而成为抵制将性观念视为野兽的观点。米勒并不同意，他指出两个地区，一个是斯特拉斯堡，另一个是联合门诺圣经神学院，在这两个地方，尤达的实验产生的结果是最具破坏性的。[12]
米勒向尤达指出“你已经让你自己事实上成为立法者、法官和教皇”。米勒的批评虽然很尖锐，但尤达对此不屑一顾。尤达将自己定位为“令我们尊敬的文化”的产品和受害者，而他作为基督教社群的发言人和榜样与这种陈腐作斗争。在米勒顽强的决心和尤达固执的坚持中，这两个男人的理智争论不断交锋。[13]
在米勒收到尤达“拔掉野兽的尖牙”备忘录后不久，他用一小部分内部人士确立了一个惩戒程序，其中包括保持开门办公的政策和停止让新的“姐妹”进入他的性伦理项目的要求。在1980年，米勒与尤达协商一个新的雇佣合同时，他增加了几个条款：1.禁止尤达实施在1979年12月“拔掉野兽的尖牙”备忘录中提到的具体的性活动，这项禁令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有效；2.当尤达公开演讲或者写作关于性、婚姻、独身的主题时，要告知米勒。
尤达回复自己对米勒身份的质疑，质问他是雇主还是友好的法律顾问，并表示自己更愿意换一个工作而不是接受这些行为约束。这样一种尝试问责和惩戒的早期及秘密尝试持续了接近4年，最终这种阻止尤达侵犯女性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并且他们迫使尤达从歌珊圣经神学院离职。纵观米勒和尤达这个阶段的辩论，神学框架化的犯罪者逐渐认为自己不受道德原则的约束，会相信自己被呼召去做神圣的工作，并且感到自己所制定的规则是合理的。米勒虽然作为尤达的裁决者，但尤达神学影响的明星特质已经掩盖了太多它所揭示的东西。因此，圣经主义始终是米勒解决尤达事件的主要框架。[14]
在尤达给米勒的备忘录中有一个奇怪的词汇“拔掉野兽的尖牙”，尤达将自己探索性的性活动解释为取决于既定女性的需要。他常常通过描述非性欲的激起来证实亲密的安全，有时，他想要帮助女性克服由于对解剖学无知而导致的恐惧或禁忌。在一些不太常见的情况下，他的“不完全或中断的性欲激起”，是为了向他的实验对象证实，“拔掉尖牙的野兽”真的是安全的。在尤达和米勒及其他歌珊圣经神学院的人的讨论当中，他将自己的“不完全或中断的性欲激起”定义为未射精的生殖器插入。[15]
尤达还向门诺圣经神学院的领导们表示，未射精的生殖器插入为一种“填充”技术。尤达对奇怪或有悖常理的语言的使用，以及将宗教和治疗的解释相结合的做法，同样让更大范围的门诺会管理者们感到困惑和不安。[16]他向对性关系表示恐惧的女性传达一种讯息，他所声称的“家庭的亲密”毫无疑问是安全并且不包含强迫，即不是强奸。在关于亲密的写作和讨论中，尤达也会使用“熟悉的亲密”的表述，并且表示这二者可以互换。
尤达使用隐喻表示自己对女性的行为和意图让米勒感到困惑，例如“拔掉野兽的尖牙”、“从自行车上跌落”等。[17]逐渐地，在寻求限制尤达在校内校外行为的过程中，米勒现在承认依赖马太福音18章15节不足以对抗尤达，接下来他将转向马太福音18章16节，即“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一个新的十年开始了。[18]
1980年，在彼此同意的基础上，米勒和尤达将他们的辩论扩大到包括歌珊圣经神学院委员会的两个成员，主席马库斯·斯马克和执业护士安德·谢伦伯格，还有一个研究旧约神学的同事米勒德·利德，他们在3年间半定期地会面，致力于应用马太福音18章16节的经文。[19]在这一年的10月份，他们和尤达共同起草了一个“盟约协议”，该协议确认歌珊圣经神学院继续雇佣尤达，不会对尤达应用惩戒措施，但是要求尤达采取措施治愈及和解自己行为造成的伤害。他们也称自己为“盟约小组”，这也是门诺会在机构内部挑战尤达的7个组织的第一个。[20]
小组成员同意不泄露这些内幕并且认为这一协议会实现成功的结果，即“那兄弟听了两三个见证人”。但是，谢伦伯格、斯马克和利德不愿意质疑尤达非正统的性观念，会面的时候，他们只是听米勒和尤达在争论。多年之后，斯马克回忆道，米勒不愿泄露自己对尤达性侵的女性的详细了解，而自己作为委员会主席和盟约小组成员也不够积极主动，对此他表示后悔。在小组会议中，尤达认为自己位于性脱敏奋斗的前线，斯马克认为这太疯狂了。
在1982年，盟约小组认为需要更多成员的加入，因此米勒和尤达通过了一个门诺派男性和女性的名单，这些来自埃尔克哈特社群的人组成了机密特别小组。他们在一个小教室里面举办了超过6次会议，尤达让他们考虑已婚、独身或者离婚的基督徒如何从一种新的“家庭的”伦理中获益。这种新的伦理拒绝当代的看法。尤达认为当代看法把性视为野兽或者一种滑坡，以及是不可控的，他告诉他们要准备接受一种耶稣与女性相处的新模式。然而这种尝试毫无结果，到这一年结束的时候，特别小组就解散了。[21]
20世纪80年代早期，米勒依赖盟约来管制尤达的行为，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困难。首先，怎样执行保密承诺。神学院的成员和门诺派内外的教会领导人已经提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对性骚扰和性侵犯新的理解已经在门诺派机构中流行起来，米勒依靠盟约保护尤达已经过时了。其次，经文表明要朝着寻求和解的方向努力就需要彼此间的对话，但是当米勒联系那些被尤达性侵的女性时，她们不愿意参与其中，最后米勒不情愿地承认那些女性害怕来自尤达或更大范围对自己声誉的伤害。尤达暗示米勒，盟约没有履行它的承诺，他怎么可能向暗处的指控者道歉呢？尤达没有否认自己过去和女性关系的历史，但是认为自己无意造成伤害，他还用“从自行车上衰落”作比喻。[22]他质疑这样一种惩戒限制，因为没有人听到他对误解女性意愿的懊悔，这成为他多年与米勒辩论的核心难题。
最后，尤达虽然已经同意克制自己过去十年间的性活动，这作为盟约小组的成员他本不应该犹豫，但是他抱怨道自己只是歌珊圣经神学院的兼职教员，不清楚自己是否应该百分百受到学院的道德控制。同时，米勒收到关于尤达的指控信越来越多。其中有一封来自联合门诺圣经神学院毕业的学生，现在在歌珊学院作一名临床顾问，名字叫露丝·克莱尔。虽然克莱尔没有直接经历尤达的性侵，但她作为一名临床医生已经得到了很多消息。克莱尔不认为这不单单是一个成员行为的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是制度性的，由男性主导的委员会、管理层、教学层、学生主体加剧了这一问题。
尽管米勒没有接受克莱尔女权主义者的观点，但他确实注意到门诺派女性学者担心女学生和其他女性的安全，她们诠释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明显不同于米勒自己。圣母大学的一个年轻女性已经向学生服务中心告发了尤达的行为，其他一些女性考虑对尤达提起诉讼。对于米勒来说，尤达现在蔑视盟约协议的部分内容，他的行为对神学院的声望产生了严重的威胁，神学院有可能会面临诉讼。米勒最终相信，和尤达订立的盟约被打破了。[23]
在1983年的秋天，米勒和盟约小组的成员建议歌珊圣经神学院委员会的监管者解雇尤达，米勒认为这是马太福音18章表述的最后一个步骤，即“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尤达反应十分激烈，在他给朋友的信众写到，盟约小组现在把他置于一种新的限制之下，即除了他的家人不允许触摸任何女性，而这些限制取决于不知名控诉者的抱怨和女性运动圈子里的流言蜚语。他谴责神学院解聘他的倾向，称自己在不知道谁指控的情况下不能明确回应。尤达认为神学院无视正当程序和马太福音18章的话语和精神。
米勒总结道尤达没有减少那些被谴责的行为，他与尤达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尤达告诉米勒“取决于某人如何定义性交”，他没有理由改变自己性伦理的观点。当神学院的领导们考虑解雇尤达的时候，他开始提出辞职并且与学院协商离职补偿金。没有人会认为尤达从歌珊圣经神学院离职是稀松平常的事，因此尤达和米勒都开始转向关注管理细节，例如何时离职、是否告知神学院委员会和其他成员、怎样通知圣母大学的神学研究的部门主管等。考虑到这些，米勒起草了一个建议书，其中表现了一种减少损害的“政治妥协”。
然而，尤达仍然坚持这违背正当程序，他认为他的辞职帮了神学院的忙，让他们都摆脱了困境。不过斯马克驳斥尤达将自己视为受害者的描述，他认为米勒为了处理尤达的事情已经耗费了太多的时间、金钱、精力，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尤达的幸福，但现在尤达对这一切统统不予考虑，只将其视作权威问题。但不管怎样，尤达和米勒都没有依赖法律顾问，在1984年，他们通过书面协议办理尤达的离职。尤达将自己的离职告知了圣母大学的神学系主任理查德·麦克布莱恩，并希望他尽量避免突出这一事件，他遵循了这一要求。[24]
尤达在1984年6月1日正式离职，歌珊圣经神学院委员会没有公开接受他的辞职。当被问及此事时，学院发言人表示这是双方一致协议以解决长期存在的问题，他们都没有做出声明的计划。在1984年春末，歌珊圣经神学院和门诺圣经神学院委员会举办联合执行会议，米勒宣布尤达因承认自己与几个洲的女性的性关系而离职。一个委员问到尤达想从他的活动中实现什么，米勒回复尤达是为了证明可以“驯服野兽”。当米勒要求他们保守尤达离职原因的秘密时，他们批评米勒一直掩盖这些信息，保守秘密似乎根本不可能，而且是不明智的建议。
尤达的离职不是一种彻底的决裂，作为神学院的前教员，他就住在学院对面的大街，保留着一把钥匙和校园邮箱，以备定期检查，他也继续使用学院的图书馆。尤达离职后，米勒沉思后认为他的离职就是一种恩典，不过米勒感受到的所有解脱都是暂时的。门诺派的管理者和学者希望和尤达共事，但又疑惑这样做是否适当，这给米勒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门诺派先驱出版社想要继续出版尤达的书，他们询问尤达是否卷入了通奸之中，按照米勒的承诺，他需要同委员会主席和尤达商议，并且他也确实这样做了，然后催促出版社直接询问尤达。这暗示先驱出版社询问尤达在神学院关心问题上的立场以及是什么促成他的离职。这个问题不会消失，出版社很多年都被读者质疑是否应该继续出版尤达的书。
同时，尤达自己教会的会众也开始关心这一问题，就是埃尔克哈特的草原街门诺教会，查理·库珀是1986年到这里的一位牧师。尽管他和教会的长老会不太可能调查尤达性不当传闻的传言，但感到有责任回应来自先驱出版社的询问，并且确定尤达是否能够继续保持一个良好声誉的教会成员身份。直接从尤达那里获取信息的努力，令他们感到沮丧。尤达告诉库珀，想了解的更深就去读论文，处理合适的定义和调查结论，显然这是不愿直接回应的表现。当他们向米勒了解情况市，他也没有透露尤达离职的具体原因。
大约一年后，他们最后表示虽然一直存在对尤达的疑问，但他们缺乏清晰的证据。得到这一结论，先驱出版社认为如果草原街会众没有找到取消他教会成员身份的正当理由，他们也不能不认为尤达完全没有受到指控，他仍然是拥有良好声誉的出版社作者。[25]
1989年，尤达出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不得不借助拐杖走路，但这对他的写作几乎没有影响，他仍然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的神学和伦理学的书依然出现在联合门诺圣经神学院和其他机构的课程中，但是在埃尔克哈特神学院，学生们会询问为什么尤达不再给他们上课。一些质疑的教员和管理者把尤达的书从必读书目中拿下，还有一些教员在授课中不再提到尤达，但是其他教员依然以尤达的学问作为他们教学和研究的中心。
1990年，新到草原街门诺教会的两位年轻夫妇牧师被问到尤达的性不当行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回答，教会长老会的一位成员给他们传递了1986年的文件。5年过去了，门诺教会正在开始执行解决性侵的政策，印第安纳-密歇根门诺会议也开始应用这一方针。考虑到这些发展，草原街牧师和长老们开启了一项新的调查。在1991-1992年，成立了一个包括会众代表在内的特别小组。小组成员詹姆斯·拉普之后回忆道，整个文化对于性侵的看法正在变化，它不再是一个私人问题。特别小组的主动性构成一种对尤达前多未有对抗的基础，他的性侵历史将变成公众问题。
1991年，歌珊学院的校园牧师玛莎·史密斯·古德，十五年前在她还是歌珊圣经神学院的学生时，就拒绝了尤达对她的接触。另一位名叫卡洛琳·霍尔德·海根的门诺派心理健康专家，十年前她在尤达去阿尔伯克基进行一系列演讲活动时见到了他，在旅途及之后，尤达曾对她发出过不被接受的性求爱，她直接拒绝并告知了米勒。
在1991年秋季她结识了古德，在了解到彼此和尤达的经历后，她们决定邀请其他有共同经历的女性参与其中，彼此支持。她们要求米勒通知那些曾经联系过他的女性，一开始米勒拒绝了他们的请求。但是她告诉米勒她已经给福音先驱杂志的编辑J·罗恩·皮奇一份信的复印件，并且他也愿意帮忙。在咨询神学院的律师后，米勒不情愿地提供了帮助。他认为尤达的历史，现在已经变得比那种不明智的基督教伦理实验更加令人不安。虽然保持尤达性侵秘密的历史已经终结了，但是米勒仍然告知行政人员当被问及尤达过去在神学院的任职时，还是要用中立的术语回应，避免给学院带来诽谤诉讼的风险。[26]
这些女性之间联系的发展非常迅速，在1992年2月，古德在家举办了一个由八个女性组成的家庭聚集，她们彼此分享尤达70年代和80年达的行为对她们家人、婚姻、职业和友谊的影响。尽管考虑到尤达的地位和曝光可能产生的爆炸性反应，她们还是决定行动，给约翰·霍华德·尤达特别小组自己经历的第一手资料。她们要求调查尤达的时候，暂停他的牧师资格，并且阻止他不适当的行为。每一个女性都签署了自己的名字，但要求不要泄露个人身份。3周后，特别小组以13起性不当行为指控尤达，这些指控得到一个实质性门诺派问责程序的支持，这个程序一直持续到1996年。
1992年，尤达受邀在贝瑟尔学院的一个会议上发表关于美国历史上的非暴力与暴力主旨演讲，但在会议前两个月对于他演讲的抗议已经接二连三地出现。因此，院长约翰·泽尔取消了这项会议邀请。关于对尤达指控的争议是否真实的争议越来越多，埃尔克哈特真理报出版了五篇基于教会领导人、神学家及部分受害女性采访的文章。同时，草原街门诺教会牧师和部分会众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尤达夫妇已经不再参与教会事奉。
尤达从来没有否认这13起性不当行为的指控，当特别小组问到为什么他坚持这种有损自己道德神学家职业的活动时，他回复道他已经帮助了一些女性，但是对没有充分理解她们同意的程度表示懊悔，他的立场反映了他十年前面对米勒时的论辩。特别小组建议印第安纳-密歇根门诺会议暂停尤达的牧师资格，会议官员同意并发布了一个声明表示尤达已经违背了性边界，并且呼吁他接受治疗及做出赔偿。格伦·斯塔森、詹姆斯·麦克伦登和斯坦利·侯活士力劝他，为他的广泛影响和基督教事工考虑，最后尤达同意参与其中。[27]尤达告诉特别小组，在过去的5年间，他已经告诉那些他曾经保持“家庭的”接触的女性停止这些关系。他写了一个声明，由特别小组传达给那8位指控他性不当行为的女性，在其中他表示他为给那些女性造成的痛苦感到强烈的懊悔。[28]
在接下来的4年，尤达将考虑与那些受害人和解、给予适当的经济赔偿并接受心理评估及治疗，印第安纳-密歇根门诺会议教会生活委员会成立的问责和支柱小组将密切参与其中，1992年12月它正式开始工作。尽管预想到这个工作十分具有挑战性，但他们没有想到在四年间会进行超过30次会面，过程中充满争论。小组频繁在成员或者尤达家中会面，随着时间的经过，委员会察觉到虽然小组在履行其任务，但是倾向于为尤达提供支持，有损其问责的指令。
问责和支助小组可以确定尤达不再不适当地接触女性，但是当试图惩戒他时，他以受害者自居。本来会议官员想要发布一个尤达书写的想要和解声明，最好可以最小化他的行为或显示出他对误解女性许可的歉意，最差也可以消除对他诚意的怀疑，但是尤达只承认对他有利的东西，因此他们决定既不放出尤达的声明，也不公布任何关于惩戒程序的公共信息。此后，当尤达被问到他是否对自己的行为表示后悔，他声称自己被阻止这样做，好像是会议官员不让他致歉一般。
一些渴望恢复尤达声誉的基督教学者开始批评印第安纳-门诺会议，两年后格伦·斯坦森，斯坦利·侯活士，马克·内申力劝会议官员们，迅速关闭惩戒程序并且恢复尤达在教会内更广泛的工作。他们认为尤达已经显示出相当大的自制和对教会的尊重，但是这两个地位委员会的看法与他们不太一致，认为尤达和那些女性间的沟通和赔偿金以及他的心理健康评估，都需要时间解决。[29]
1995年，尤达夫妇请求从草原街教会转入路德宗救赎主教会，但草原街教会长老会没有同意，而是积极促进恢复会众和尤达夫妇的关系，并在1996年重申了他们的会员身份。但是问责和支助小组的成员意识到没有任何委员会如此关注那些受害女性的幸福。在米勒之后，通过门诺中央委员会提供资源的概念得到加强。当印第安纳-密歇根会议官员向门诺中央委员会寻求帮助时，它向他们阐明了尤达性不当行为的国际范围。
米勒也告诉委员会，他仍然不断收到告发尤达的信件，直到1994年他心脏病去世的前两天，他还在给艾琳娜写信表示对尤达行为的痛惜，并表示此后学院已经确立了投诉政策。[30]草原街教会的长老们也关注赔偿的问题，在1994年设立了一个托管账户，尤达贡献1000美元，其他会众增加了500美元。问责和支助小组想让尤达按照收入的百分比扩大捐款，但尤达更愿意一次性付款。他们不知道应当将谁视作捐献者以及怎样执行这笔基金，他们和门诺中央委员会及其门诺会组织接洽，将这1500美金设为启动基金。随着1996年问责程序的结束，他们也没有找到这笔资金的归宿。一年后，在尤达的建议下，草原街会众代表将900美元捐给西雅图的性及家庭暴力预防中心，后续基金对那些受害女性的分发就不得而知了。[31]
一开始，问责和支助小组让尤达接受来自圣母大学的心理学家谢里单·麦凯布的咨询服务。几个月后，在问责和支助小组的支持下，尤达表示不再需要进一步的心理测试。但考虑到尤达热衷于辩论的情形，教会生活委员会的成员给出了第二个意见，即劝服尤达去芝加哥接受心理学家约翰·戈特利布的咨询服务。他们希望戈特利布特别关注有什么迹象表明尤达已经改变他的行为并遵循自己的安全计划。两个月后，戈特利布在咨询对工作场所的性侵有特别研究的心理学专家后，他完成了对尤达长达23页的评估。
在尤达的授权下，教会生活委员会、问责和支助小组，包括他自己都收到了评估报告。戈特利布的评估采用了不利于尤达的观点，读了这个评估报告后，尤达迅速撤回了自己对问责和支助小组的授权，对印第安纳-密歇根门诺会议官员及委员会成员手中存在的报告复印件，尤达非常愤怒并且要求销毁。但委员会表示自己已经得到了尤达的授权，有权持有和存档。关于保存报告权利的争议，尤达余生和会议官员们都处于僵持之中，在尤达死后，他的希望实现了。在2001年，印第安纳-密歇根门诺会议官员们销毁了自己保有的复印件。考虑到各种各样复杂的利益主体及诉讼风险，会议接受了律师的建议，没有发布任何公共报告。
1996年6月，印第安纳-密歇根门诺会议发布了经过多次修改的声明，通知尤达的承接程序结束。在声明中，肯定尤达参与惩戒程序的始终并鼓励教会使用他写作和授课的恩赐。尽管声明指出不再恢复尤达的牧师资格，在此期间建议使用问责计划，但没有给出原因及细节。声明也没有解决赔偿的问题。印第安纳-密歇根门诺会议官员希望尤达写一个道歉说明附在结束声明旁边，但尤达拒绝了。[32]
这一声明让那些受害女性感到失望，她们没有从声明中看到尤达的懊悔和改变。一些人认为尤达事件产生的危害不仅仅是个人的，而且对整个门诺派都有严重的影响，以至于门诺派产生了极少的女性神学家。虽然尤达的惩戒程序已经结束，但是这些问题还会持续数十年。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尤达在圣母大学致力于学术创作。这一年的秋季学期，联合门诺圣经神学院全体教员和管理者邀请尤达在学院讲授一门关于基督教、战争、和平的课程，这表明了一种和解的姿态。同时，草原街门诺教会的长老们和其他人希望尤达夫妇返回教会参与敬拜，在1997年12月28日，尤达夫妇参与了教会的礼拜，这标志着从路德宗教会的回归。两天后，尤达因心脏病突然逝世，享年70岁。[33]
尤达生前及死后，关于他性侵的猜测一直持续不断。一些了解他性侵的人猜测他在不断与性嗜好作斗争，其他人回忆起尤达的不善社交，怀疑他可能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除此之外，依然有许多人想要理解尤达似乎十分费解的行为，他们还提供了一种宗教解释—魔鬼附体。[34]尤达的性观念是他与众多女性关系的核心，这些观念与他的神学思想相纠缠。对于这些复杂问题的探究，必须溯源到他神学思想的形成及发展历史中去。
尤达这种特殊的基督教伦理的形成，或者至少它根源的早期表达，可以追溯到他在二战后欧洲的岁月。尤达从歌珊学院毕业后，接受门诺中央委员会的指派，参与到二战后欧洲的救济工作，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个年轻的法国门诺派教徒安妮·古斯，并且于1952年成婚。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曾经对朋友和家人谈到“当你已经结婚的时候尝试生活像没有结婚一样，来自于歌林多前书7章29节‘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多年后，他的妻子回忆道：“在我们订婚后，他有一次讲道关于哥林多前书，这让我有一点害怕。‘不叫她出嫁更是好。’他赞赏那些全身心奉献自己而不需要结婚的人，认为保持独身更好。他谈到独身的人如何更充分地将自己投入到服务中....无论如何，约翰的婚姻生活确定没有让他远离对教会事业的全身心投入。”[35]
在1972-1973年，尤达和他的同事厄兰·沃尔特纳对一个报告感兴趣，报告显示十二个或者更多的门诺派女学生和工作的女性正在一个学生公寓举行每周会议，他们在会上讨论女性运动、读女性主义神学的书籍、并且考虑怎样把这样的兴趣融入到自己的研究中。她们逐渐意识到自己与年长的女性组织之间的张力，不认同他们女性在家庭及教会设置中的性别角色的观点。在1973年，他们还想沃尔特纳院长建议开展一门女性研究课程，几个月后获得了行政支持，并且在联合门诺圣经神学院开设了第一门关于女性主义神学的课程。[36]
事实显示，“教会和社会中的女性”这门课一下成为校园热，在1973年秋季学期，这个15周的晚间研讨会吸引了超过50人的参与。课程采用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教员和学生共同负责召开每周会议，并且邀请客座演讲者分享从圣经时代的女性，到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根源以及堕胎等范围广泛的主题。尤达就曾经以教员顾问的身份参与课程，随着和学生召集人的联络，他开始负责行政工作。许多听众和校外的来宾都参加了这门课程，尤达的妻子安妮也在其中，因为她想了解校园内的年轻女性对社会中正在改变的女性角色谈论些什么。
这门课程的增加，伴随着源自美国和加拿大研究生院中对女性的研究浪潮，展现了年轻的第二波女权主义者奋力找到自己在事工职业和其他宗教机构中位置的早期努力。在开办这个课程的时候，还没有门诺派女性在联合圣经神学院获得神学硕士学位，门诺派教会也没有雇佣女性作为专职任命的牧师。在1973-1974年，联合门诺圣经神学院毕业的毕业生还都是男性，教员包括极少数的女性，但是变化正在发生，每年的注册数据显示，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女性注册者的比例已经从6%上升到37%。[37]
1973年，尤达不再担任歌珊圣经神学院的院长，他的同事约瑟夫·赫茨勒作为临时院长，不久后，在1975年，米勒开始担任歌珊圣经神学院院长，接近20年。同时，尤达摆脱行政职务，开始投入到他称之为“独身的尊贵”的写作中。在埃尔克哈特的门诺派神学院间流转讨论稿是很常见的行为，这些稿件涉及很多主题，例如不抵抗主义、加尔文主义、末世论等。伴随着“教会和社会中的女性”这门课程的设置，产生了一种讨论性别和家庭角色的流行论坛，尤达对相关主题论文的流转开始增加。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少有一打未出版的论文在同事、学生和朋友间流传。写在1977年的一篇文章反映了他对婚姻和人际关系概念化的历史，他提到他一开始关于独身的尊贵的思考和正式写作，源自机构和牧师关切的背景....他对他看到的包括教会在内的机构与独身人士打交道不值得尊敬和负责的方式感到不安。其次，他看到早婚对婚姻质量的不良影响，就是那些因为害怕保持独身二寻求婚姻伴侣的人的婚姻。
他还提到，在1974年他已经开始去发展“性的两个维度之间的一种区别概念，亲密的和生殖的。”他说道，他的观点是“探索性的和尚不明朗的”，并且他向流转他作品的人中寻求“所有类型的批判回应”。他提出“拘守礼仪的人和色情文学作家认为只有身体情感的真实或自然的表达才是生殖的。”但是尤达认为圣经注释提供了一种另类考量：“来自耶稣，如果我们正确理解祂......我们现在可以说，身体情感和亲密的自由不是必然与生殖器驱动的满足相联结。”就当前社会中与压抑作斗争的人而言，尤达认为“需要一些治疗紧张和调整的经验”。
他进一步推测道，被性交拘谨或者乱交困扰的人，难以获得他所称作的“福音的自由”，尤达将其与耶稣与女性的邂逅相联系：“福音的自由，耶稣与触摸祂的女人生活在一起的自由，作为性受害者的地位是耶稣对他们的事工的一个直接部分。”在未来的一些年，这些表述变得更加明显，他对于耶稣和“触摸祂的女人”的描述也不是空话。[38]
什么可以解释20世纪70年代尤达这种猜测性思考的发展呢？尤达作为门诺派领导人的声望与他自己在战后关于门诺派和平神学的写作密不可分，这意味着他不但写作而且表现了一种规范且令人赞赏的门诺派男子气概，这不断提高他的地位，让其他门诺派领导人不太可能质疑或者批评他。并且，尤达的基督论关注充满社会的权力形式的“政治的”耶稣，这给尤达提供了资源来演讲和写作他赞赏的耶稣的精神自由。尤达推测性地将耶稣的性作为他门徒的榜样，他们要追随耶稣的道路。另外，当尤达流转他关于“亲密的”或“家庭的”的性观点的时候，他也呼吁流转中关于男人和女人的触摸观点要“保密”。[39]
因为部分人不能有助益反而会误解这种自由，他认为这些人会因看到这种婚外两性活动而受到伤害，但他没指明是谁。但通过他给米勒的另一封信所指出的，应当是那些与家庭和门诺派神学院机构关系紧密，坚持传统性观点的人。[40]在信的末尾，尤达说道：“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风险发生的过于安全的社会，因此就不会有情感奖励可以获得，......那么我们将需要一种明确的争论和可见的模型，让一种更加自由的情感表达的成果和礼节清晰起来。”[41]
尤达歌珊神学院的同事已经对他的观点发出了警告，指出尤达这种“相当大的身体或情感的自由”，让门诺派信徒和其他基督徒难以接受，但是尤达将这种担忧抛在一边。在联合门诺圣经神学院，尤达采取措施更加自由地与女性接触，这时他对独身尊贵的关注之上覆盖着他对婚姻之外异性关系的兴趣。在加尔文学院举办的一场神学会议邀请尤达去做演讲，他带了一个已婚的门诺圣经神学院的女学生一起参加。这个女学生是一个门诺派机构的作家，有一些会议事项要完成。在此之前，尤达已经让她思考自己关于基督教家庭关系的思想片段，在开车参会的路上，他向她表示自己想要讨论这个话题。
尤达问她，作为基督教的兄弟和姐妹，他们可以做什么？然后，尤达摸了她的手，虽然她感到意外，但是并没有立即拒绝。然后他将手移动到她的膝盖，又移动到她的大腿，她感到震惊并要求尤达停止，他把手拿开并且再也没有继续，这好像是尤达在和她实验基督教亲密的观点。此外，尤达还和很多女性一起实践他的方法论，在办公室、教师、教会等场所。
一些女性认为尤达个人的专注是积极和广泛的，她们感激他的友谊。后来专业的性侵知识可能会将尤达的行为定义为“诱骗（以性侵为目的）”，潜在的诱饵就是向那些女性暗示他重视她们的理智和协作，正如他在1974年8月写的一篇名为“寻求帮助”的文章以及尤达写给女性的信件所表现的一样，有一种狡猾的吸引蕴含其中。
例如他会呼吁这些女性用基督教的亲密对待他、拥有成熟独身的经历、在单一环境中和其他人有更广阔的经历等，一些女性会严词拒绝并与他保持距离，但是另外一些女性则会靠近他的圈子。在这个过程中，尤达显然运用了自己权力的优势，就像亨利·基辛格所说“权力是最好的春药”。埃塞尔·亚克·梅茨勒就断然拒绝了尤达的婚外异性亲密，认为这十分荒谬。之后，她反思到自己拒绝尤达比其他人更加容易，因为她把尤达当作同辈人，而不是一个权威人物。[42]
尤达的性侵历史伴随着法律和文化的转变，这种转化背景映射了米勒等门诺派领袖及相关门诺派机构对其性侵事件的反应，也给人们观察尤达的“实验”以及深入了解他声称的“一种新的基督教社会伦理”提供了一个对比视角。
对性骚扰的法律考量，可以追溯到1964年《公民权利法案》第7编，该法案禁止工作场所的性歧视，相关定义是由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确立的。20世纪70年代之前，联邦法院并不认为性骚扰属于性歧视，认为它不过是调情而已。[43]1976年，联邦法院开始审理和工作场所性骚扰有关的案例，10年后，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的第一件解决性骚扰的判例，将性骚扰和不利的工作环境相联系，并且认为性骚扰请求权的可行性取决于是否这种求爱是“不被接受的”。[44]
20世纪80年代，法院在女学生申诉性骚扰的判例中开始引用《联邦性别平等法》和《公民权利法案》第9编—教育修正案。[45]20世纪9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处理了有关教师针对学生的性提议判例。2001年，联邦教育部颁布了新的性骚扰标准，将其归属于性歧视，并且授权教育机构采取措施预防性骚扰，以及消除人们遭受威胁的不利环境。同时，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指导方针也为确定什么时候性求爱和寻求性援助构成性骚扰。性骚扰可能是身体，也可能是口头的。指导方针指出，有时和性骚扰结合的身体的侵犯和强迫，会进一步演变为性侵的证据。尽管这些性骚扰的定义在尤达已经开始他的实验后成为主流，但这种文化转变可以应用到他持续整个80年代对女性的求爱，在门诺派内外都是这样认为的。[46]
尤达的性侵事件对他自己在北印第安纳的门诺派群体产生了严重的伤害，并且远远超出他的学术基础。作为一个高度自由的教授和教会成员，他接近很多离家乡或远或近女性（大多数是门诺派成员），并且违反同时代对礼节的普遍理解。20多年间，歌珊圣经神学院、草原街门诺教会、印第安纳-密歇根地区门诺会议都对他性不当行为的报告做出了回应，但是没有提出指控或者作出裁决，这些门诺派领导人的调解，尽管带着好意，但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
此外，尤达曾经就职的各种各样的机构，例如门诺季刊、门诺派教育委员会、门诺派传教委员会、门诺派中央委员会、门诺派世界委员会、门诺派历史协会以及先驱出版社，他们都曾以非正式的形式回应尤达不适当的性活动。直到20世纪90年代，歌珊学院、贝瑟尔学院、东方门诺大学还在积极解决是否欢迎他作为校园客座演讲者的问题。[47]
但是，正如布莱恩·汉密尔顿和凯尔·兰贝莱特这两位学者指出的，尤达声誉受到的影响是十分轻微的，他从来没有正式收到来自更大范围的学术或者宗教界同辈的处分，包括他的雇主圣母大学和基督教伦理协会，在1987-1988年，他还担任该协会的主席。对于是否以及如何回应尤达性侵报道的问题已经超出了门诺派领导人的范围，广为传播，但那些手握惩戒权力的人似乎放弃了这种责任。[48]
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像“问责”和“机密”的术语，充满着变化和争论的含义，90年代（尤达的性侵逐步接近尾声）的“性骚扰”和“性侵”比70年代米勒首次对抗尤达的时候，带有更多的文化印记。每当门诺派的组织想要对抗尤达，都会告诉他们自己要保守秘密，这常常导致他们彼此推诿而不是互相交流。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并持续到90年代初，过去掩盖的尤达性暴力的秘密开始瓦解。
这主要是因为，一些此前互不了解的遭受尤达性侵的女性，开始对话并且将他们的经历记录下来，利用他们的集体意志迫使门诺派领导层阻止尤达的性侵。不过，她们揭发内幕的努力没有形式化为一种持续存在的组织，因为她们缺乏资金和基础设施，以1992年发生的几个重大事件达到高潮，这成为门诺派处理尤达事件的转折点。在这一年，雪崩似的一大片新闻报告涌现出来，从伯特利学生、门诺派每周评论到芝加哥论坛报、纽约时报，都把尤达的名字和女性性侵的报道联系起来，于是很多人逐渐至少知道一点尤达的性侵事件。尽管其中存在很多曲折，但这场故事以没有和解而落幕。[49]
尤达对基督教神学及伦理学思想的贡献十分巨大，其影响范围也十分广泛。性侵事件的曝光令人们感到遗憾和疑惑。遗憾的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神学家的身上蒙上了一层不安的阴影和污点。疑惑的是，这样一位博学笃敬的伦理学家何以进行这样的性不当行为。对尤达性侵事件处理过程的梳理，只是回答这一问题的第一步，后续还要对其神学及伦理学思想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试探究二者之间的关联。开展这一研究，不仅对尤达这一个体有独特意义，对整个基督教伦理世界也有深远的影响，它会成为一种永远的反思和警醒。
作者： 中央民族大学宗教学博士
[1] 马林·E·米勒，从1975年开始，任职歌珊圣经神学院的院长，是尤达的同事和上司，1990年又成为门诺圣经神学院的院长，1993年这两所神学院合并。
[2] 例如她的事工、友谊、未来的职业选择。
[3] Rachel Waltner Goossen,”Defanging the Beast”:Mennonite Responses to John Howard Yoder’s Sexual Abuse”,Mennonite Quarterly Review 89,no.1(January 2015):7-8.
[4] 歌珊圣经神学院附属于门诺教会（MC），1993年歌珊圣经神学院和门诺圣经神学院合并为联合门诺圣经神学院（AMBS），2002年更名为再洗礼派门诺圣经神学院。c.J.Dyck,The AMBS Story,Global Anabaptist Mennonite Encyclopedia online,Http;//www.gamen.org/.
[5] Rachel Waltner Goossen,”Defanging the Beast”:Mennonite Responses to John Howard Yoder’s Sexual Abuse”,Mennonite Quarterly Review 89,no.1(January 2015):8-10.
[6] “Discernment Group Update”,June 19,2014,http://www.mennoniteusa.org/an-update-from-the -discernment-group-on-sexual-abuse/.
[7] Rachel Waltner Goossen,”Defanging the Beast”:Mennonite Responses to John Howard Yoder’s Sexual Abuse”,Mennonite Quarterly Review 89,no.1(January 2015):10.
[8] 马太福音18：15，和合本。
[9] 由米勒、尤达、玛丽和一个精神科社会工作者组成。
[10] Rachel Waltner Goossen,”Defanging the Beast”:Mennonite Responses to John Howard Yoder’s Sexual Abuse”,Mennonite Quarterly Review 89,no.1(January 2015):32-33.
[11] Ibid，33-34.
[12] 法国的斯特拉斯堡是门诺派世界会议的城市总部。
[13] Rachel Waltner Goossen,”Defanging the Beast”:Mennonite Responses to John Howard Yoder’s Sexual Abuse”,Mennonite Quarterly Review 89,no.1(January 2015):35-38.
[14] Ibid,38-39.
[15] Ibid,12.
[16] Rachel Waltner Goossen,”Defanging the Beast”:Mennonite Responses to John Howard Yoder’s Sexual Abuse”,Mennonite Quarterly Review 89,no.1(January 2015):11-13.
[17] Ibid.
[18] Ibid,39.
[19] 到了1982年，盟约小组将聚集限定为每年一次，每次会面小组成员重估及重申他们对盟约的承诺。
[20] 其他的集合体有些是常设委员会，有些是临时的，包括：秘密特别小组，歌珊圣经神学院，1982；长老委员会，草原街门诺教会，1986；草原街门诺教会或JHY特别小组，1991-1992；教会生活委员会，印第安纳-密歇根门诺会议，1992-1996；问责和支助小组，印第安纳-密歇根门诺会议，1992-1996；执行委员会，印第安纳-密歇根门诺会议，1992-1997。
[21] Rachel Waltner Goossen,”Defanging the Beast”:Mennonite Responses to John Howard Yoder’s Sexual Abuse”,Mennonite Quarterly Review 89,no.1(January 2015):39-41.
[22] 从自行车上衰落，意在表达这令人懊悔却并不是有意的。
[23] Rachel Waltner Goossen,”Defanging the Beast”:Mennonite Responses to John Howard Yoder’s Sexual Abuse”,Mennonite Quarterly Review 89,no.1(January 2015):41-44.
[24] Ibid,44-46.
[25] Ibid,46-51.
[26] Ibid,54-56.
[27] 格伦·斯塔森来自美南浸信会神学院，詹姆斯·麦克伦登来自富勒神学院，斯坦利·侯活士来自杜克大学。
[28] Rachel Waltner Goossen,”Defanging the Beast”:Mennonite Responses to John Howard Yoder’s Sexual Abuse”,Mennonite Quarterly Review 89,no.1(January 2015):56-60.
[29] Ibid,60-65.
[30] 艾琳娜，经历了尤达的性侵的神学院学生，但米勒曾要求她保密。
[31] Rachel Waltner Goossen,”Defanging the Beast”:Mennonite Responses to John Howard Yoder’s Sexual Abuse”,Mennonite Quarterly Review 89,no.1(January 2015):64-67.
[32] Ibid,68-73.
[33] Ibid,73-75.
[34] Ibid,76.
[35] Yoder，What I Hold Precious，88.
[36] Rachel Waltner Goossen,”Defanging the Beast”:Mennonite Responses to John Howard Yoder’s Sexual Abuse”,Mennonite Quarterly Review 89,no.1(January 2015):20-21.
[37] Ibid,22-23.
[38] Yoder, ‚Affective Resources for Singles,July 1977.quoted in Rachel Waltner Goossen,”Defanging the Beast”:Mennonite Responses to John Howard Yoder’s Sexual Abuse”,Mennonite Quarterly Review 89,no.1(January 2015):24.
[39] 尤达也使用“非生殖器的”和“非性爱的”的术语和“亲密的”、“家庭的”互换.
[40] Yoder to Miller and Bender, “My Thoughts on Marriage, Singleness, and Sexuality”,April 19, 1977.quoted in Rachel Waltner Goossen,”Defanging the Beast”:Mennonite Responses to John Howard Yoder’s Sexual Abuse”,Mennonite Quarterly Review 89,no.1(January 2015):25
[41] Yoder, ‚Affective Resources for Singles,July 1977.quoted in Rachel Waltner Goossen,”Defanging the Beast”:Mennonite Responses to John Howard Yoder’s Sexual Abuse”,Mennonite Quarterly Review 89,no.1(January 2015):26.
[42] Rachel Waltner Goossen,”Defanging the Beast”:Mennonite Responses to John Howard Yoder’s Sexual Abuse”,Mennonite Quarterly Review 89,no.1(January 2015):25-28.
[43] 性骚扰一词在1975年被纽约州伊萨卡的女权主义者首次使用.
[44] Meritor Savings Bank v. Vinson (1986);Weizer,Sexual Harassment,4-5.
[45] Alexander v. Yale University (1980).
[46] See Rachel Waltner Goossen,”Defanging the Beast”:Mennonite Responses to John Howard Yoder’s Sexual Abuse”,Mennonite Quarterly Review 89,no.1(January 2015):16-17.
[47] 20世纪80年代中期，歌珊大学出台政策禁止尤达访问校园，但在90年代早期学院举行信徒教会会议时破例，这个会议尤达曾经帮助筹备过。
[48] 汉密尔顿和兰贝莱特认为学者们有责任不断在脑海中质问尤达伴随着性暴力的神学工作，这不仅包括他关于人类性的写作，更重要的是要审视他关于和平和非暴力的写作。
[49]RachelWaltnerGoossen,”Defanging the Beast”:Mennonite Responses to John Howard Yoder’s Sexual Abuse”,Mennonite Quarterly Review 89,no.1(January 2015):1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