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斯利·纽毕真（James Edward Leslie Newbigin，1909年12月8日—1998年1月30日）是一位英国神学家、宣教学者、宣教士及基督教作家。他成长于苏格兰教会（Church of Scotland）的传统，后接受英国联合改革宗教会（United Reformed Church）的按立和差派，和妻子海伦·亨德森（Helen Henderson）多年在南印度地区宣教，育有一子三女。后被祝圣为由多个基督新教宗派合一而成的南印度教会（Church of South India, CSI）的首批主教之一。
退休后回到英国，继续以牧师和城市植堂者的身份参与当地福音事工。晚年在各个基督教学院和机构讲授宣教学，直至离世。纽毕真对二十世纪的“普世教会合一运动”（the Ecumenical Movement）和当代教会宣教神学的影响举足轻重，许多学者认为他的著作立定了后来称为“使命型教会运动”（Missional Church Movement）的基础，并被认为是足以与“教会众教父”（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并列的当代神学家。
纽毕真曾求学于剑桥大学女王学院（Queen’s College, Cambridge University），同时期信主。毕业后加入当时的学生基督教运动（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 SCM）。并于1933年重返剑桥威斯敏斯特学院（Westminster College）为承受牧职受训，并于1936年受苏格兰教会爱丁堡区会（the Presbytery of Edinburgh）的按立，作为该宗派的宣教士前往印度马德拉斯（Madras）宣教。
作为一位宣教士，纽毕真在印度的事奉中最特殊的经历是亲身参与和推动了南印度教会的建立，并当选为这个团体的首批主教之一。南印度教会是由数个基督新教之宗派（安立甘会、公理会、长老会和循道会）合一而成的基督教会。杜克大学神学家杰弗里·温莱特（Geoffrey Wainright）在其为纽毕真撰写的思想传记《纽毕真：一位神学家的一生》（Leslie Newbigin: A Theological Life）一书中，曾对纽毕真这段非凡的经历有详细记载。[2]
这样的跨宗派合一，并在教会体制上回归古老的主教职分的承续，虽不能说在教会历史上绝无仅有，但在当代教会史中也可算是屈指可数。作为成长于长老会传统的宣教士，纽毕真在印度作为主教事奉的多年经历，深刻影响到他对教会使命与合一的看法。
纽毕真在1959年成为国际宣教协会（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 IMC）的秘书长，并参与了此机构与另一世界性基督教机构——普世基督教协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WCC；另译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合并，并成为新诞生之机构的助理秘书长。他于1965年返回印度马德拉斯续任主教职分，并于1974年退休，携妻一路搭车返回英国。
纽毕真一生鲜少作为学院式神学家参与普世教会的神学争辩，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印度的宣教禾场上，忠心勤勉地牧养当地教会，帮助自己参与建立的南印度教会走向成熟。虽然在退休后因着身份的转变，更多参与到教学、讲座和写作之中，但是他对教会的关注和负担，始终都是聚焦于如何透过合乎圣经的牧养，帮助地方教会和普世教会更好地以基督不变的福音回应当代的文化和社会议题的挑战，并装备教会在这个后现代的世界里，更好地回应主耶稣所托付的宣教使命。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纽毕真是一位彻底的牧职神学家（a pastor-theologian）或宣教士兼神学家（a missionary-theologian）。
返回英国后，纽毕真成为塞利橡树学院（Selly Oak College）的宣教学讲师，同时兼任联合改革宗教会的牧师，开展监狱事工。在其思想成熟时期，撰写了对后世教会影响甚深的几部作品，如在普林斯顿神学院讲座稿之上扩写而成的《希腊人看为愚拙：福音与西方文化》（Foolishness to the Greeks: The Gospel and Western Culture），以及由在格拉斯哥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of Glasgow）的宣教学讲座稿而成的《上帝家里的人》（The Household of God），及更为知名的代表性著作《多元社会中的福音》（The Gospel in a Pluralist Society）。我们后面对其思想的分析和评介会主要基于这几部作品。他在晚年失明后仍继续传道。纽毕真逝世于1998年1月3日，葬于韦斯特诺伍德墓园（West Norwood Cemetery）。从此，普世教会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和牧者。但是，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从他的思想中获得启发和收获。下文我们会简要评介纽毕真宣教神学思想中的几个重点。
纽毕真宣教神学思想的焦点在于教会的身份与使命。这也是他对普世教会影响最深的方面。具体来说，纽毕真特别关注教会的本质、使命与合一，以及教会及其所处的文化与社会之关系。我们会对以上每一个方面做出简要的评介和分析。
纽毕真认为，教会在本质上乃是一个末世性的、由宣教使命推动的团体（a eschatological and missionary community ）。末世性与宣教性的本质，深植于教会的基因之中。所以，向着每个时代和每个地方的每一个人的宣教使命，绝不只是教会可以考虑选择或放弃的一个事工选项，而是教会与生俱来的特质。从新约的角度而言，教会本身就是宣教的产物，也是宣教得以继续进行和扩展的基础。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全部的福音书里，耶稣基督对跟随祂的第一批门徒（这些人是教会的根基）都有非常直接和不容妥协的宣教之吩咐，即我们通常所谓的“大使命”（参太28:18-20；可16:15；路24:47-48；约20:21-23；徒1:8）。因此，纽毕真坚持，每一个教会都是宣教产生的果子，同样的，每一个教会也都在其诞生之日就肩负着继续宣教的使命。教会并不是基督教宣教活动的一个伴生物或者衍生体，教会本身就是宣教的主体和目标。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宣教就是教会的生命；反过来说也是完全正确的，即教会是为了宣教而存在的。当代新约研究已经在教会的宣教性本质和新约文件的宣教本质上达成了相当的共识。教会产生于上帝的福音大能的运动中，并且也是继续承载和传扬这福音的主要载体。
在此意义上，教会的身份和使命从一开始就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因此，教会的健康程度并不应当以其机构化或建制化的程度来评判，而是应当主要以其是否有意识地参与和推动宣教使命来评判。纽毕真认为，承认宣教乃为教会的本质和首要使命，可以有效地平衡启蒙以来，西方基督教圈子将本为公共信仰的福音私人化（privatization of the Gospel）的致命趋势。[3]
纽毕真对教会的活力与生命之根基有深刻的洞见，这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不同宗派之间对基督教信仰之认识的差异问题。在综合分析了当今普世教会三大传统（即天主教、更正教及灵恩运动）之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看法：“教会不只是借忠于她的信息而存在（对更正教何为正统教会的观点而言）；也不只是借忠于使徒的团契而存在（对天主教何为正统教会的看法而言）；她是借上帝圣灵的活的力量而生存。正如道是借圣灵而从童女马利亚取得祂的肉身。如今借着圣灵祂有一个新的身体——一个只有圣灵可以把我们接入其中的身体。
因此只有借同一圣灵的活的力量，我们才可以永远保持在她的团契中，或为她的恩典作证。没有圣灵，则我们所作的一切，都只是赝品，是一个空壳，只有教会的形式，而没有她的生命。我们必须正视这种可能发生的事实，即是一个团体可能具有一个教会的一切外表形式，而且宣传教会的正确教义，而仍是死的；而在别一方面，那位活的圣灵可以而且曾经把祂自己的生命，给予那些对于教会的正确组织及教训，缺乏某种形式或某种程度的圆满性的团体。而当祂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必须像使徒们从前所做的一样，接受这个事实。我们必须‘不言语，只归荣耀与上帝’。”[4]
纽毕真认定，当那位活的圣灵把这样的生命特质赋予一个信徒团体的时候，我们应当且必须承认，这就是上帝的教会。纽毕真对教会生命与教会活力之关系的看法，也得到当代长老会历史神学家理查·罗普雷斯（Richard Lovelace）的响应。在其代表作《属灵生命的动力》（Dynamics of Spiritual Life）一书中（本书对提摩太·凯勒（Timothy Keller）的事奉理念影响颇深），提到仅仅拥有和坚持纯正的教义，并不必然保证一个信仰群体或属灵运动可以一直保有属灵的活力。仅仅高举正统教义而缺乏活泼的基督徒生命的见证的信仰，会沦落为“僵死的正统”（dead orthodoxy）。而“活泼有力的正统”（live orthodoxy）则可以在那些不是盲目认定自己对圣经的诠释毫无错误（“who wave the flag of commitment to biblicism”）、而聚焦于行出圣经实在之真理的团体身上体现出来。[5]
纽毕真有一句关于教会使命很有名的话，他说：“教会在世人面前的最大使命，就是要将上帝那荣耀的末世性国度显明出来，因为教会就是将来完全成就之上帝国的样板房。[6]”在此意义上，教会不只是当代社会里许多宗教团体中的一个，而是上帝国的大使。因此，基督徒的社群生活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公共生活，就如同世界上所有的团体一样，因为基督徒群体蒙召要彰显出来的，乃是一个超自然国度的特质。
教会的使命从一开始就是公共性的，也是国度性的，这能部分解释为什么初期教会的宣教运动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深刻影响和转变地域庞大、政治强势且军事强盛的罗马帝国。因为教会的使命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普世性的宣告，她向世人宣告的乃是，上帝已经在耶稣基督这个人里面，透过祂的一生、死亡、复活与升天，掌管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认识到这一点，实际上会极大拓展我们对教会使命之范围和表达形式的认识。
中国教会在民国时期即有何为对教会使命之正当表达的激烈争辩，基要派背景的教会坚持认为，教会的使命仅仅限于个人性的传福音和领人归主，而不应当参与任何的社会活动或政治活动；而自由派背景的教会则认为，教会应当担当起相当的社会责任，为着全社会的福祉，与其他非基督教团体和人群一起努力（见姚西伊《为真道争辩》）。实际上，这两种看法在圣经里都有直接和清楚的依据。如果今天我们回头看这段为婴孩时期的中国教会带来极大撕裂和阵痛的争辩，能以更为整全的眼光和心胸来面对，则对当代中国教会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浸信会神学家布鲁斯·阿什福德（Bruce Ashford）这样评价纽毕真对教会之公共使命的观点：“纽必真认为，晚近的现代社会与基督教信仰是不可能和平共处的。因为基督教信仰与现代社会都有其使命性的信条，并且两者都做出了普世性的信仰宣告。多年来，基督教领袖们尝试把基督信仰的整全性局限于信徒的内在信仰体验，好让基督教可以在现代世界中存活下来。他们实际上驯化了基督信仰，好使其不对人们的公共生活做出任何信仰性的宣告，也就因此不会对公共社会带来任何信仰的挑战。但是，对基督信仰的驯化及私人化，极大地削弱了其中心性宣告：基督乃是宇宙性的君王，并且福音乃是公共真理。
纽毕真借着圣经的教导向我们指出这种困境，因为圣经显明上帝君尊的统治已经在耶稣基督的位格与工作里显明了。我们必须容让自己的基督徒信念来塑造我们在公共社会里的言语和行动，并且我们也必须给予信从其他宗教的人同样的自由。换言之，我们必须努力建构一个基督化的但不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拥有政治权力与相应责任的基督徒必须基于一种与福音一致的方式来行使其权柄，就是基督徒所认识到的上帝定意要使人类全体繁荣兴盛的旨意。[7]”
关于纽毕真一生着力阐述的“福音乃为对普世之人皆为真的公共真理”这一点，我们会在后文详细评析。在此，对纽毕真之于教会使命的看法，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根据圣经的教导，教会乃是上帝国之彰显和临在，那么教会的使命也应当是国度性的，即教会所显明的那个超自然国度的原则与行为方式，应当要不断地且有效地渗透到这个不认识且敌对上帝的地上国度里。中国教会受基要主义传统影响甚深，在强调信徒个人的敬虔持守和成圣操练上历来着重有加，但在如何训练和引导信徒在公共领域里为福音作见证上却因着种种因素重视不够，纽毕真对教会使命的看法，当对此方面颇有启发和帮助。
纽毕真对教会合一之看法对普世教会影响很深远。简言之，纽毕真认为，教会从其诞生起就是一个在灵性、神学和组织等各方面都合一的团体，因其合一性并不在于由相似背景之信徒自发聚集而来的（大部分福音派背景基督徒对教会本质的看法），而是惟独在于耶稣基督之位格与生命的整全特质（参约17:11、20-23；林前1:10-13）。普世教会在本质上的合一性深深建基于教会元首生命的整全性之中。
宗教改革之后，上帝许可普世教会（特别是西方拉丁传统的教会）不断分裂为归属于各个宗派或教派之基督教团体，自有其人意不能测透之处。我们也不必认为宗派传统对持守正统信仰的意义都是负面的，至少在保护信徒的基督徒良心上具有一定的正面价值。但是，当我们考虑到在宗教改革之前漫长的岁月中，大公教会一直都是以几乎没有彼此对立之宗派的情形而存续（1054年东西教会大分裂是一个特例，原因极为复杂，在此不表），这个事实本身可能就在向我们显明，宗派性实际上并不属于基督教会的本质范畴。
换言之，任何一群基督徒，无论他们身处怎样的时空和文化，他们都可以坦然无惧地宣告自己乃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而无需在自己的基督徒身份之前冠以任何次基督教的团体或传统之名称。一个人不能因其宗派归属就淡化或否认其信仰身份的大公性（参林前1:10-13）。事实上，宗派主义之所以越发盛行于改教之后的教会历史之中，以及在我们今天许多普世信徒的团体内部不断带来纷争和撕裂，正是因为宗派主义的骄傲使人丢弃了善待其他基督徒的爱心（参林前13:1-13）。宗派主义的盲目和自大，使人以本宗派传统对圣经和基督信仰的狭窄认定，来评判大公基督教传统的深刻和宽广。这也是阻碍当代中国教会更为勇敢和彻底地承担起宣教使命的重要原因，因为宣教在所有宗派的事工优先级之中，并不是同等重要和优先的。
但是，如果我们承认，大公教会的使命总是大过某一个宗派传统的负担的话，那么我们就应当调整、甚至考虑放弃我们所属之小团体所看重的次重点之事物，而全力投身于上帝赐给教会的使命中。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何在本国极难对话与合一的不同宗派之教会，却在宣教地区更容易达成全面和深度的合一。人们愿意放下彼此在神学认识和组织特征上的坚持，共同寻求圣灵对众教会的再联合，如同我们已经因着信心与主联合为一那样。
纽毕真在印度宣教期间，所亲身参与的南印度教会之合一，就是一个不同宗派之教会可以在宣教使命中合而为一的极重要例证和典范。温莱特引述纽毕真自己的话说：“使教会成为教会的，与赋予其使命的，乃是同一件事。使教会合一的关键，同时也赋予其向世界宣教的使命。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回到那个构成福音本质的核心事实，这事实让教会更加成为教会，也使其更加成为向着世界宣教的教会。基督徒的再联合运动与普世宣教的运动之间的联系，乃是来自福音的本质。两者都是教会不断回到福音本身的外在表现。[8]”
纽毕真认为，福音乃是对所有人来说都为真的“公共真理”（public truth）[9]。为了理解他这样说的含义，需要了解一个他与之对话和批判的背景，就是西方自启蒙以来的“事实”（truth）与“价值”（value）的二分思维结构。前者的代表是科学，后者的代表是宗教。科学是关乎“事实”的，因此是客观的、普遍的，对全人类都为真的。而宗教则是关乎“价值”和“信仰”的领域，是主观的，只能是信徒个人的“意见”，不是放诸四海皆准的。
此种评判真理和虚假知识的不可置疑和批判的思想前设，从启蒙以来，已经成为西方和普世人类特别是知识阶层的金科玉律。纽毕真认为，这种思维模式就是统治西方社会的“主流合理结构”（纽毕真在此借用了社会学家彼得·伯格（Peter Berger）的观点）。在这种思维模式的主导之下，“科学真理”与“宗教意见”被严格分开，两者之间再也难以建立起任何有意义的关系。
但有趣的是，在对科学史的研究中，我们会发现科学家的个人信念乃至宗教立场，会真实而深刻地影响到他的科学活动，因为作为科学活动主体的科学家乃是具有不同信念乃至宗教立场的人。因此，虽然自启蒙以来在西方甚至普世都已经成为似乎不证自明的“事实“与”价值“二分的思维模式，在科学家个人那里似乎遭遇到极大的阻力。人们可以假装在社会的冲突和争辩之中持守某种看似中立的立场，但这却无法改变参与争辩的各人具有自身某种明确或不明确的已有观点。
纽毕真认为，福音可作为对全人类都为真且有效的“公共真理”（就像全人类都尊崇科学作为不可置疑的真理那样），是因为圣经所启示的完整的福音，绝不只是关心某个人能不能上天堂的事情。福音的中心不是个人的、隐私的，而是与全人类的福祉息息相关，福音是公共的真理，是有关天国的信息。基督教的福音说明了，人不是孤独的存在。历史是有目的的，历史的关键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借着耶稣基督，上帝已经在人类历史中做了决定性的工作。
教会作为一个使命的共同体，就是为了在社会的每一个层面和领域成为见证上帝作为的团体。这个团体就是福音影响社会的所在。因此，纽毕真认为会众乃是见证作为公共真理的福音的最重要主体。所以，教会如何训练信徒以基督徒的身份参与到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今天的宣教工作中，就显得尤为重要[10]。这一点对今天中国教会的意义，我们在后面会更多谈到。
至此，我们可以对纽毕真的宣教神学思想做一个简短的总结。纽毕真认定，教会在其本质上乃是一个为着末世和宣教而存在的使命型信仰群体，教会的使命是以自己的言语和生命，为着上帝曾经在耶稣基督这个人里面，为着拯救全人类而做出的十字架之牺牲的决定性行动，做出鲜活有力的见证。而这样一个鲜活有力的见证必须在一个深度合一的教会团体之中方能显明。教会为之作见证的福音乃是公共真理，福音真理打破了启蒙思想所设定的“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思维模式，向全人类说话，也提出深刻的挑战。在下个部分，我们会对纽毕真的神学思想对当代中国教会的启发与挑战，做出一些思索。
在此部分，我们会主要以下几个方面来思索纽毕真的神学思想对当代中国教会的启发与挑战，即大公教会的观念与实践、教会对宣教使命的认识与践行、福音与文化的关系，以及训练会众成为在社会各个领域诠释和彰显福音的主体，带来文化的更新。
普遍而言，中国教会，包括众多的新兴城市教会，对教会的使徒性和大公性的认识和体会，比较缺乏历史感和自觉的认同。让我们今天比较困扰的一个情况是，不同宗派和背景之教会的分立。而教会彼此之间，因着各种复杂的原因和疑虑，并不总是愿意给予对方完全的基督徒的团契地位。但是，正如前文纽毕真对教会本质所提出的，如果任何一个基督徒团体，无论其在教义上或组织上是如何缺乏某种程度的圆满性，只要我们可以在其中清楚看到圣灵的同在与彰显，我们就应当如同使徒们将福音传到外邦人中时所面对的情形那样，给予对方完全的基督徒资格与交通。否则我们可能会在建立与其他基督徒团体的关系上，违背主的心意，或轻忽怠慢圣灵的工作（可3:20-30）。
纽毕真认为，改教之后逐渐形成的西方教会三大传统（中国教会更多受到西方教会的影响），即天主教、更正教和灵恩运动，实际上都拥有自己对何为真教会的判断标准。天主教看重由圣职继承而来的教会组织上的使徒统绪；更正教看重教会对纯正福音教义的持守和传讲；灵恩群体看重圣灵活泼的工作在信徒中间的继续彰显和工作。
事实上，对这三种看法，我们都可以在圣经中找到丰富的证据和支持。这可能对我们今天的中国教会提出了一个很有趣也很严肃的问题：我们是否只能以某种极具排他性的标准，来衡量谁是主的百姓，谁不是呢？使初期教会紧密联合在一起的，不只是纯正的教义，还有同一本圣经与同一群主教的团契。换言之，形成初期教会正统标准的，有三大要素：圣经、信经与圣职。[11]
但在改教之后，以上共识逐渐被各样更为主观的宗派性或个人性认识与经验所取代和推翻。这间接导致今天基督的众教会之间，难以乐意承认彼此都属于主的教会。宗派性教会往往拥有完整的教义体系和圣职系统，却容易倾向于对其眼中不够成熟与完整的基督徒团体的教会本质视而不见；跨宗派或无宗派教会往往具备对不同教义之观点和信仰实践的更大包容性与欣赏之心，却容易对具有历史性传承的教会团体持轻看和忽略的态度；灵恩群体对圣灵的临在与工作往往较有敏感的体会和认识，却较易对完备之真理系统和作为重要的蒙恩之道的圣礼和教会的结构抱较为轻看的态度。
事实上，我们可能需要谦卑地承认，上帝的恩典很可能是远超我们对其的教义性认识、经历性体验与情感性体会的。上帝赐给罪人的恩典同时包含了以上三大方面，又无限超越了这些要素，因为我们所信的上帝乃是随己意行做万事的上帝（参弗1:11）。纽毕真对不同背景和传统之下的基督徒团体都具备不同程度和特质的大公性的认识，对今日中国教会对自身的使徒性和大公性的再认识，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从救赎历史的角度看，教会在本质上并不只是一个超历史性的团体，而更是在具体的时空之中形成的选民群体。如果我们认同这一点，我们似乎难以再用某种极其排他的标准，无论这标准是对某种次要的圣经教义的陈述，某种特定的教会组织结构，以及某类特定的经历圣灵工作的表现，来判定谁是主的教会，谁不是。
因为改教运动之后，普世教会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对于判定教会正统性的历史性共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上帝对教会的保守已经失败了。纽毕真提醒我们，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成长于特定的信仰背景和传统之下，但是，圣灵的工作是不会局限于我们的背景和传统的。如果我们愿意以更加谦卑和开放的心态，在对合乎圣经的最基本真理的坚持之上（这些基要真理其实不多），更加主动地去发现存在于彼此之中的圣灵的活泼工作，我们一定会发现上帝子民的团契遍满各处，远超我们所认为是唯一正统的小圈子。
纽毕真认为，如果我们以愿意投入上帝的宣教使命这一点，来看待教会的大公性与使徒性，我们将对谁是上帝的教会拥有更清楚的体认。因为上帝的教会被拣选的目的和目标，乃是传扬上帝在基督里的救赎作为。他说：“凡是拣选的教义的传道特性被忘记了的地方；凡是忘记了我们之被拣选的目的是被差遣除去传道的地方；凡是信徒的心注意向后探究在上帝奥秘的旨意中他们被拣选的理由，多过向前实现他们被拣选之目的（即他们应到地极去充任基督的使者及见证人）的地方；凡是人们以为拣选的目的是为他们自己得救，多过为这世界的得救的地方：上帝的子民已经不忠于他们所受托的了。
在别一方面，凡是把握住‘上帝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的真理的地方；凡是认清上帝救赎世人的旨意，必须有下列的要求，即人们的得救不应该借上帝直接对每一个个别的灵魂的一种直接行动，而是借一种在人类历史平面上运行的爱的作用，凭人对于的关怀，而把人们结合成一个可见的团体来做媒介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救赎是只能用拣选的方法来完成，即拣选一个人来做恩典的导管，把恩典输送给他的邻人，直至万人被结合成一个蒙救赎的团契。[12]”
因此，凡是我们可以看到和体验到上帝的救赎性恩典临在与工作的地方，那里，就是上帝的教会（林前1:2）。
纽毕真在谈到教会及全人类身处的末世及宣教使命的关系时说：“我们在其中生活的‘时代的重叠’，即从基督来世至基督再来之间的时间的意义是：这段时间乃是为使徒的教会有机会到地极去为基督作证，而赐给的时间。已经在基督里显示的万物的结局，可说是暂被阻留，使那在基督里所启示的审判及拯救，得有时间向全世界的人见证出来。一种正确的末世论的远景必然含有顺服主命向外传福音的意思。凡是不能产生这种遵奉顺服的末世论都是错误的末世论。……我们的教会的教义，如果不被保持在一个同时包含地极及末世的拯救的远景中，便将歪曲事实。[13]”
当代中国教会（尤其是城市教会）所处的时代，也许可被视为是一个再建制化和再宗派化的时代。之所以在此加一个“再”字，是因为类似的事情并非是在中国教会的历史上首次发生。在民国时期，中国教会已经包含了几乎所有的国外主流宗派教会，连同许多较小的基督教团体，都在中国近现代教会史上留下了或深或浅的烙印。中国当代的这一波教会宗派化和建制化的过程，是在政府施行“改革开放”政策，而逐渐放开对民间社会宗教领域的管控之后，重新与大公教会各团体连接而逐渐冒起的教会体制化运动。
因为有着历史断代、神学断代和组织断代等诸多因素的存在，今天的中国教会的再宗派化运动实际上呈现出非常复杂和多样的面貌，以及对中国教会成长的正面与负面的作用，就此我们难以一概而论。但是我们想要着重指出的一点是，正如前文纽毕真在谈到教会的本质时所提到的，虽然改教之后各个主流宗派的建立和发展，对保护不同背景之基督徒的良心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但是我们也绝不应忘记，教会的身份和本质，绝不是首先存在于不同的宗派传统之中，而是存在于她死而复活的元首和君王的生命之中，正如古代教父认定，教会整体的圣洁最终不是在于其个体信徒或圣职人员道德品行的好坏，而是存在于全然圣洁的教会元首的生命中一样。
因此，我们可以基于圣经和大公教会的宣教历史正确地指出，大公教会作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一个整体，主基督所赋予其的宣教使命乃是超越不同的基督徒宗派和传统的（参林前1:10-17）。确认这一点，并不否认在不同背景的基督徒之间所存在的多个层面与领域的重要差异，我们也知道，正是由于不同的基督徒和教会团体之间常对这些重要差异有倾向于偏颇的看法，才间接或直接地导致基督徒之间在历史上发生的许多令人悲痛和惋惜的对立和伤害。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在再次追求宗派化与建制化的过程中，把建立某种具备基督教王国色彩的宗派团体（例如，想要以教会的言论和行动实际影响甚或左右政府的政策制定）作为终极目标的话，则很可能致使教会淡漠甚或丧失圣经赋予其向普世之人宣教的使命。而这个荣耀且紧迫的使命（我们不应该很舒服地一边建立和坚固自己的宗派，一边认为反正主再来的日子还很遥远）的达成所留给教会的时间已经不多，且是需要普世教会的各个团体亲密无间的配合协作，才能通力推进的。
当代宣教学者博许（David Bosch）在谈到东正教会对教会合一与宣教之关系时说的话，当对当代中国教会极有启发和提醒：“1054年东西的分裂对东正教会带来很深远的影响。西方的罗马天主教继续地推动宣教，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后，更正教在基督王国之外不断地拓展。而东正教会却无法再进行宣教，因为当合一被破坏之后，东正教会以为现在最大的任务必须从布道转为追求合一，宣教因分裂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而另一些人则采取较有弹性的观点，认为合一是宣教的目标。
对东正教会而言，宣教与合一两者都是教会的行动，也是上帝的百姓的全体行动，而这些行动就构成教会的实体。事实上，大公性（catholicity）从东正教会的眼光来看，是合一宣教的另一个名字。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基督只有一个身体，所以教会的合一就是基督，借着圣灵，与三位一体的上帝合一。所以教会的分裂是‘教会合一见证的一项丑闻与障碍’。从东正教会的眼光来看，我们经常不是把人带进合一的教会，基督的身体里，而是带到我们自己的教派中，因此也给他们传授了‘分裂的毒素’。[14]”
罗普莱斯也提到，改教之后确曾产生过一个不同背景之基督徒深刻合一与建立在此合一基础上的活泼宣教运动的典范，就是路德宗背景的辛岑多夫伯爵（Count Zinzendorf）领导的莫拉维亚敬虔运动（Moravian Pietism）。在辛岑多夫的带领下，路德宗信徒、天主教徒、改革宗信徒，甚至在当时广为主流宗派排斥逼迫的再洗礼派信徒，都亲密地团结在一个合一的基督徒团契之中。在此合一的基础上，他们派出了许多平信徒宣教士，极大推动了改教之后更正教方面的宣教活力。[15]此属灵更新运动后来直接影响到约翰·卫斯理等领导欧美第一次属灵大觉醒（the First Awakening）的福音领袖，为普世教会带来极深远的影响和祝福。
中国是一个具有极厚重历史传承和文化体统的大国，要以福音转化更新如此体量与厚度的一个文化政治实体，对于单个教会或基督徒团体而言，实在是难以想象的挑战。但是，如果当代中国教会，在各自诚实面对自身的背景的前提下，愿意更进一步，为着深层次的中国文化的转化更新携手联合，以主的使命为优先，以主的国度为念，那么至少，我们可以从不同背景之间的教会领袖和基督徒的个人交往做起。
因为我们深信，如果我们可以在主里面首先享受到彼此皆为基督肢体的情谊，那么我们一同携手宣教的日子，也不会遥不可及。因为仅仅教会或宗派之间的事工性联合，难以真正推进上帝国的工作。但是，如果我们都愿意以主对世人的心意为我们的心意，则我们彼此之间的心也会大大靠近，最终联合为一（参腓2:5）。
有人可能会在此担忧，自身的宗派特色是否会在不同背景之基督徒团体的联合中褪色或丢失。其实，如果我们愿意迈出合一的关键一步，我们早晚会发现，我们自身的特色非但不会褪色和消失，反而会更加的耀眼和荣美。因为在大公教会的大家庭的背景下，某一位家庭成员的特质反而会被映衬得更加光彩夺目（参林前12章）。我们不需要把自己团体的安全感和身份感放在自己与别人不同的特质上，而是惟独放在基督的生命的合一上。在完整的基督身体的支持下，我们反而会更加发现和实现最真实的自我，而这个自我和基督以及我们的众肢体之间，建立起了生命相通的关系。我们相信，这就是《使徒信经》所谓“我信圣徒相通”（“I believe in the communion of saints”）的本意。
纽毕真认为，文化是人类生活的社会方面，是一群人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总和，也是集体意义上的人类行为[16]。每一种文化都是具体的，不同的语言就是不同文化的具体体现。基督徒本身也是生活在不同的具体文化处境之中的人，在此意义上，他们和不信基督的世人一样，也都是某种具体文化传统的成员。因此，基督徒的信仰并非能够使其自外于其文化，而是要赋予其一种从极为不同的角度和立场看待和分析自身文化的眼光，使其能够以天国公民的身份生活在自身的文化之中。
在此意义上，福音并不是超越文化和时空的抽象真理，福音总是需要在具体的文化之中鲜活地体现出来，如同耶稣基督也曾是一位真实地在地上生活过的以色列男性，但也同时是上帝那样。自从教会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在对待教会于文化之关系上的两种挑战：一种是寻求完全脱离所处的文化，静候主基督的再临，这可见于早期较为激进的修道运动的某些层面；另一种是想要彻底地征服和改造文化，这可见于整个中世纪时期，当基督教成为官方信仰之后，基督教王国（the Christendom）传统的形成，以及政府可以使用武力等强制力，在全社会层面推行和维持正统教条的时期。纽毕真认为，这两种模式都模糊了福音与文化之关系的焦点，因为两者正确关系的焦点，乃是在于上帝已经在基督里所显明的旨意。
他说：“如果我们以宗教多元主义的名义否认上帝已经在基督里显明了祂的旨意，那就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标准可以评价人类文化发展是积极还是消极。另一方面，上帝在基督里所启示的关键内容是十字架和复活这一双重事件，这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坚实基础，在此基础上，人类可以平衡地对待文化：一面欢迎并重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一面抵制任何一种文化霸权。[17]”
阿什福德就纽毕真的这个观点做出评论说：“纽毕真拥护有原则的多元主义，他相信基督徒当在公共社会中采取一种宣教的姿态，专注于分享福音信息，并彰显作为公共真理的福音与公共社会的相关性。若要做到这一点，基督徒就必须对自身的文化处境有一个深层次的认识，好让我们有针对性的宣讲福音，并以忠于圣经并对自身文化有意义的方式活出福音的真意。纽毕真并不反对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国家，但他反对建立政教合一的社会。他明言，教会不应当把福音的信念强加于同一个社会里的非基督徒成员。建制性教会（institutional church）不应当直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但是，建制性教会应当装备信徒，能以一种神学上纯正并以福音为中心的方式，来思考并参与公共生活。[18]”
换言之，福音实际上赋予了基督徒和教会在任何文化环境中的一种非常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即我们可以完全按照上帝所启示的真理，一方面充分肯定自身文化中那些良善和惠及众人的要素（与极端基要主义完全脱离和否定文化积极面的立场不同），又同时可以基于福音批判我们文化中抵触和违背真理的方面（与极端自由派无条件地接受文化的所有原则和做法不同）。
换言之，福音许可基督徒采取一种可以同时拒绝文化上无所谓进步或倒退的绝对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又能认同和参与文化中的健康的多样性（plurality）的立场。这样的立场可以让基督徒在复杂多变的文化潮流之流变中，持守一个既忠于真理，又能关怀社会的取向。
中国教会的一大部分，受基要主义和敬虔主义传统的影响甚深。从负面的意义上讲，这让教会在过去的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实际上丧失了许多让基督徒可以积极参与公共社会的改良与进步的机会。如果我们愿意承认，如同纽毕真反复提到的，福音的焦点不仅仅是关注个人得救的问题，也是上帝定意要借着祂爱子的死与复活，好让全宇宙和人类社会的所有层面，都能得享基督代赎性牺牲的好处，我们就无法逃避做出这样一个认定：基督徒必须要基于福音的立场，担当起自身的社会责任和文化责任。
当然，文化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物。纽毕真也承认，关于福音与文化之关系这类复杂的问题，通常都需要结合基督徒的实际生活来探讨，而不能流于空谈理论。[19]因此，就这一方面，我们仅提出几个可供当代中国基督徒思考的问题，作为一个引子。
首先，教会需要有意识地教导和装备会众可以自觉地以福音来看待和分析自身的文化，因为这是基督徒以天国子民的身份救赎性地参与文化活动的基础。这似乎应当首先从教会领袖的学术训练开始。因为，只有当领袖开始可以有效地运用福音在认识论（epistemological）层面的价值和功能以后，才能逐渐地透过日常的教导和牧养，帮助所牧养的信徒建立起对文化的批判性欣赏和改造之能力。
其次，这意味着会众需要重视参与教会生活。纽毕真认为，新约书信，特别是使徒保罗的著作里，似乎极少有对地方教会的会众要努力传福音和宣教的吩咐，却有许多对信徒要忠心于教会社群生活的劝勉。这是因为使徒们深知，一个合乎天国样式的基督徒群体生活，本身就是向世人见证福音的重要媒介。在今天中国高速城市化和人群越发原子化的趋势下（有数据说中国的抑郁症患者已超过一亿），基督徒如果愿意付上必要的代价，重视肢体之间的团契生活，这对身边的非信徒当有强烈的吸引力。纽毕真写到：“我们只有加入一个超越民族、超越文化的教会大家族，并忠诚于这个大家庭，才能在这个大家庭里得到各种必要的资源，一面忠诚地维系和保守各自的文化，同时又忠诚地批判文化。[20]”
从有历史记载的福音传入中土开始，直到今天，基督的福音在中华大地上已经流传了几近十五个世纪。基督的教会在这片对福音及其使者怀着复杂且多变的态度的土地上，经历了极为坎坷的岁月。但是，上帝对普世之人的信实和慈爱是极其丰盛的，这也包括中国这个大国，及其中的无数人民。在此意义上，纽毕真作为二十世纪的一位重要的具有普世影响力的宣教士与神学家，其著作在中国教会圈子的译介和引入，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教会有其独特的传承和特质，但任何一个地方性教会都应当不断从基督的大公教会汲取属灵的营养和福音的眼光。深愿上帝透过祂爱子荣耀的福音，及祂诸多忠仆诸如纽毕真主教的辛勤工作，引导启发中国教会在这新的世纪中，成为宣教的教会，成为勇于担负起自身使命的教会，成为在基督里和在上帝的使命中合一的教会。
纽毕真说：“当耶稣差遣门徒去宣教时，祂将自己手上的钉痕和肋旁的枪伤指给他们看。当门徒跟随祂挑战和暴露邪恶的权势时，他们就分享了基督的使命，正如他们也分享了祂的受苦一样。[21]”因此，对于当代中国教会，我们传扬福音的渴望，应该不仅是出于想要看到更多人的灵魂得救，虽然这也非常重要。而应更加是确认，在教会宣教使命之中心，是我们渴望与基督同在。因为除此以外，别无跟随基督的道路。
基督教教会的宣教在本质上是一场”所有基督徒为了所有基督徒”、“所有教会为了所有教会”、且会持续到我们的救主和君王再来之日的属灵运动。而宣教使命的核心，就是我们迫切地渴慕与那位爱我们到底的基督同在，并以我们的生命来事奉他。宣教使命的核心，就是对三一真神的感恩与赞美。
作者：为国内改革宗长老教会传道人，植堂者，神学教师。
[1] 纽毕真生平较为详细的记载可见其维基百科页：https://en.wikipedia.org/wiki/Lesslie_Newbigin
[2] Geoffrey Wainright. Leslie Newbigin: A Theological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84-85.
[3] 见阿什福德（Ashford, Bruce）的短文〈宣教神学家纽必金的生平与思想〉：https://www.tgcchinese.org/article/how-a-man-named-lesslie-changed-the-way-i-think
[4] 纽毕真，《上帝家里的人》（基督教神学教育丛书），胡簪云译，（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65），103页。
[5] Richard F. Lovelace. Dynamics of Spiritual Life. (InterVarsity Press, 1979), 284.
[6] 纽毕真，《多元社会中的福音》，杨基译，（香港：宣道出版社，2019），273-286页。
[7] 〈宣教神学家纽必金的生平与思想〉：https://www.tgcchinese.org/article/how-a-man-named-lesslie-changed-the-way-i-think
[8] Geoffrey Wainright. Leslie Newbigin: A Theological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83.
[9] 见史泰福（Tim Stafford）〈从印度到英国——纽毕真的宣教之旅〉：http://www.godoor.com/article/list.asp?id=984
[10] 纽毕真，《多元社会中的福音》，杨基译，（香港：宣道出版社，2019），导言部分第15页。
[11] 蔡丽贞，《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04），31-74页。
[12] 纽毕真，《上帝家里的人》（基督教神学教育丛书），胡簪云译，（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65），109页。
[13] 同上，152页。
[14] 博许（David J. Bosch），《更新变化的宣教：宣教神学的典范变迁》，白陈旈华译，（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1996），274页。
[15] Richard F. Lovelace. Dynamics of Spiritual Life. (InterVarsity Press, 1979), 290.
[16] 纽毕真，《多元社会中的福音》，杨基译，（香港：宣道出版社，2019），227页。
[17] 同上，293页。
[18] 见阿什福德〈宣教神学家纽必金的生平与思想〉：https://www.tgcchinese.org/article/how-a-man-named-lesslie-changed-the-way-i-think
[19] 纽毕真，《多元社会中的福音》，杨基译，（香港：宣道出版社，2019），238页。
[20] 同上。
[21]见马修·安德森（Mathew Anderson）〈宣教的信息：纽必真论教会使命〉：https://gesongderizi.wordpress.com/2020/04/08/%E5%AE%A3%E6%95%99%E7%9A%84%E4%BF%A1%E6%81%AF%EF%BC%9A%E7%BA%BD%E6%AF%95%E7%9C%9F%E8%AE%BA%E6%95%99%E4%BC%9A%E7%9A%84%E4%BD%BF%E5%91%BD/
阿什福德，布鲁斯（Ashford, Bruce）。〈宣教神学家纽必金的生平与思想〉，网页链接：https://www.tgcchinese.org/article/how-a-man-named-lesslie-changed-the-way-i-think
安德森，马修（Anderson, Mathew）。〈宣教的信息：纽必真论教会的使命〉，网页链接https://gesongderizi.wordpress.com/2020/04/08/%E5%AE%A3%E6%95%99%E7%9A%84%E4%BF%A1%E6%81%AF%EF%BC%9A%E7%BA%BD%E6%AF%95%E7%9C%9F%E8%AE%BA%E6%95%99%E4%BC%9A%E7%9A%84%E4%BD%BF%E5%91%BD/
史泰福，提姆（Stafford, Tim）。〈从印度到英国——纽毕真的宣教之旅〉。网页链接：http://www.godoor.com/article/list.asp?id=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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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inright, Geoffrey. Leslie Newbigin: A Theological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