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玉铭(1879-1964)，山东省昌乐县小岭村人，20世纪中国基督教重要的领袖、牧者、灵修导师和神学教育家，一生著作等身，教书育人，桃李天下。在中国神学的发展历程中，他完成了中国人第一次独立写作系统神学的壮举。将20世纪神学基要神学思潮与自身的中国处境加以融合，构建出了以 “基督人”为核心的灵命神学，并对我国基层信徒的灵性追求与神学认知有着深远的影响。遂笔者愿从他灵命神学的“基督人”观念，研究其做处境神学的方法。
首位系统研究贾玉铭灵命神学的基督教学者谢龙邑在他的书中对贾玉铭的灵命神学曾发出这样的惊叹：“基督徒是‘学基督’、是‘小基督’等概念比较常听，亦易于理解。但基督徒要成为‘基督人’，就甚少听闻。”[1]不止谢龙邑有这样的疑惑，同样致力于研究贾玉铭神学的郭伟联亦对“基督人”这个概念惊奇不已。[2] “基督人”究竟是怎样一个神学概念呢？
贾玉铭在《完全救法》一书，认为整本圣经的内容都指向基督。基督不仅仅是福音书中显露出来的人类救主，从《创世记》开始，直到最终新天新地的实现，基督一直是圣经唯一的中心。人能够在圣经中发现的上帝唯一可见、可交通的形像就是这位永为无始真神的基督。[3]永存的基督也是人性的原型，上帝按自己的形像和样式造人，上帝唯一可见的形像就是基督，人外在样式是按永存基督的样式造的。贾玉铭在这个论述中称永存的基督是人类生命关系中直接的父，也是为人类树立人性榜样永远的人子。[4]
在基督里有完美的人性，贾玉铭用神格人格化、人格神格化来描述基督完满的神人二性。[5]基督将自己的形象赋予人类，便是将他完满的人性赋予了人类，也将自己与人类密切地连接在一起，这种连接也必然包括对堕落人类的拯救。贾玉铭在这样的神学逻辑中，推论出基督为人永备了奇妙的救恩。[6]
因此，整个世界的历史就是一部永存的基督为人类展开的救恩史。贾玉铭为“基督人”的概念铺设了宏大救恩史的世界观。在《完全救法》中，他以世界三过程图（图1）来表现这种宏大的世界观。为了使人能够最终达到上帝所命定的臻境，从旧约时隐时现的弥赛亚预表，到道成人身以耶稣的身份在地生活，到为人类成全救恩被挂在木头上，到作为教会的元首成为末后的亚当，再到千禧年中与地上的门徒一同作王，直到最后最终审判新天新地完备的救恩成就，永存的基督在世界的历史中进行着不间断的救恩工作。
图 1
“基督人”第二个要素是人灵生命的独特性。贾玉铭将人分为灵、魂、体三个部分。[7]人之所以异于其它造物，不在“体”的不同，而在人的灵生命。人的灵生命是从永存的基督而来，人的灵生命也是人性的基础。人的“体”能够行动、工作；人的“魂”可以思考、判断；但这些都不能使人成为有完满人性的人。人之所以有善良的意愿，有爱人的能力，这都是人灵生命的功用，来自于人被赋予的完满人性。
人的罪与堕落直接损伤的便是人的灵生命，灵生命的损伤使“魂”的思考、判断发生偏差，使人不能按照基督那完满的人性生活，最终人的“体”在“魂”不断趋恶的意识下走向毁灭，以至于人的全体都灭亡了。[8]要医治人性的损伤，使全人都脱离罪恶辖制，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恢复人的灵生命。但灵生命该如何恢复呢？他借用保罗的名言：“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腓3:8）只有认识基督，透过基督在历史中的救恩行动，与基督建立生命的关系，人的灵生命才能够恢复。这便引向了“基督人”观念的第三个要素。
图 2
基督为人预备了永存的救恩，也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向人施以拯救的行动，但完全的救恩不只是基督的作为，还有人自己主观的行动。贾玉铭认为一个人得了生命，就必有生命的表现[9]。可现实中人常常给自己找各种的借口，为自己不去行动而掩饰。因此，贾玉铭悲叹到信教者众，真正得了生命的“真信徒”却不多。唯有“真信徒”在世可以成为完全得胜的人，恢复人在乐园时期原有的基督形象。“真信徒”是要行动，是要做的，只有“真信徒”在做的过程中，才能成为 “基督人”。
贾玉铭以大量“三”的事件预表“真信徒”做“基督人”恢复灵生命行动（图2）。[10]做“基督人”首先是“体”的行动，从基本的信徒习惯中培养自己的信徒意识，履行基本的信仰生活。之后是“魂”的行动，明白主为我死、我为主活，使自己更加渴慕与基督灵交密契。最后在深刻的灵交密契中，“真信徒”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灵生命被上帝医治，使自己的人生意愿只存在基督里，使自己与基督完全地融合，活着即是基督。达到第三阶段的“真信徒”便成为活生生的“基督人”，得更丰盛的生命，过在地如在天的生活。[11]
“基督人”的第四个要素是天国的演进。贾玉铭是一位持前千禧年观念的神学家，他认为基督必会与门徒在地上作王一千年，之后才会发生末日之战与最终审判。因此，神国与天国在贾玉铭的神学里是分开理解的。神国是“必须重生”才可以进入，在人内心系乎灵界，包含凡属上帝者的超然世界[12]。天国则是在各时代中存在的有形团体，有着良莠不齐成员，地上的教会便是天国的一部分[13]。天国在地上的实现便是禧年国，千禧年时代是地上教会奋斗的目标，也是世界演进的必然[14]。
在这种天国观之下，“基督人”虽与基督有着灵交和密契，但他们却没有出世脱离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在基督护佑下不断演进，最终实现地上天国的世界。因此，“基督人”有着积极的世界观，对人类历史的演进是乐观和进步的态度，一代比一代更明确地知道上帝的旨意。“基督人”也有着不可推脱的社会义务，要在教会、国家、民族和全世界，做基督的善工，使天国完全在地上实现，恢复人类在乐园时代与基督亲密的关系。
综上所述，贾玉铭的“基督人”是“真信徒”以救恩为导向的宏大世界观，是“真信徒”对基督那完满人性恢复的渴望，是“真信徒”不断追求以期实现的得救目标，更是“真信徒”在世界的社会职分与责任。
每一位20世纪的中国神学家都不是在书房做神学的空想家，在那个民族命运多舛，社会时局动荡的时代里，中国的神学家们都想为中国社会和教会的现实问题，提供一条可行的出路。贾玉铭也不意外，“基督人”的观念也是针对当时具体的现实问题而提出的。
1901年，因为庚子年义和拳运动，文会馆只毕业了两名学生，其中之一是贾玉铭。[15]贾玉铭的整个大学时光都和义和拳运动重合在一起。他亲眼见证了国人对基督教的仇视与反教运动带来的严重后果。国人仇视基督教，一是将基督教看作洋教，二是许多民间匪类加入教会成为吃教者，靠着蒙骗传教士，依仗传教士的治外法权在民间肆意为祸。贾玉铭对这种现象亦是痛心疾首。因此，他主张教会要自立以绝洋教之名，教会要重视信徒的追求，以绝吃教之祸。[16]“基督人”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方法，只有追求成为“基督人”的“真信徒”才会有奉献自立的心志，才不会做洋奴吃教者，才能转变国人对基督教的敌对看法。
王德龙在其博士论文《以“信”废“用”——贾玉铭生平及其灵命神学研究》中，将贾玉铭与吴耀宗分别划分为“信教派”与“用教派”的代表，视贾玉铭为世界公民，只关心信教的问题，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并不十分关注，以至于自困于“信”中。[17]笔者并不同意他的理解，贾玉铭并非不关注国事时局，也不是只知信教的世界公民。他十分关注信徒对国家的热爱以及对国家建设的参与，只是他关注的方式不同于当时大多数的持新神学思想的神学家。贾玉铭认为真正的救国之道在于以基督教的动力唤醒人内在的灵生命。因此，他十分积极地推动“基督人”参与到救亡国家的行动与国家建设中，他在《神道学》中这样写道：
“基督教乃动力的宗教……于历世历代的社会人群中有伟大的动力，足以改良社会，而不为社会消灭，促进世界，而不为世界所淘汰；其救人救世的能力，日益扩张，有进无已；不但于社会于世界有显然的动力；亦且于人的心灵中，有隐然的动力……将来人心变化，社会进步，天国实现，当莫不为基督教的动力使然。故深望我中国基督教会，可以此属灵的能力，运用施行于人心，于家庭，于社会，以及于全国，我国前途，庶有厚望。[18]”
直到新中国成立，他参与到三自爱国运动当中，他依然持有这样的观念。在《教会在新中国光明的前途》一文中，他提出：“所以我们对建设新中国的教会重要的任务就是生命的供应。”[19]以及“一个真爱教会的信徒也必是一个真爱祖国的人民。”[20]由此可见，“基督人”必是一个热爱祖国的“真信徒”，努力将天国的理想实现在自己的国家与民族之中，这也解释了贾玉铭为什么称三自爱国运动是“源头不浊”的教会革新。
基督教的救赎观念强调人在此世因罪堕落，缺失了完美道德，人只有期盼上帝的救赎与赦免。中国的儒家思想则强调人在此世的道德价值，通过不断地学习圣人德行，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在此世成就儒家提倡的三不朽。基督教救赎观念与儒家的道德价值长久以来被刻板地视为互相冲突的两种终极关怀。但贾玉铭的“基督人”却将基督教的救赎观念与儒家的道德价值融合在了一起。正如崔小莉在其博士论文《基督教中国化视角下的贾玉铭神学研究》中所指出的，贾玉铭把信、知、行三者综合为一体，以适应中国人注重的道德伦理思想。[21]贾玉铭认为：
“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原是信行知三种要素合成的:宗教家每注重信行合一;教育家则注重知行合一;但属灵的信徒,乃注重信行知合一。因我们的信仰非迷信，乃是有知识的信仰，且是见于实行的信仰;真理的知识，并无或然，或是假定的成分，乃是由确信与实行而来的知识;基督徒的实行,更非凭个人冒昧的行动，乃是由于确信与明知而行的;故基督徒的生活，是信行知三种要素打成一片的。”[22]
因此，“基督人”既追求永备的救恩，也在救恩中克己修身，以期成为活化成为基督样式的人。“基督人”信、知、行三者的综合，深深地契合着儒家的道德追求，并且升华了不朽的定义，儒家的三不朽主张在此世立德、立言、立功，但“基督人”的不朽是将他的德行、言行、功绩存续到永远。贾玉铭在此证明了基督教观念与儒家并无本质的冲突，调和了基督教救赎观念与儒家道德价值之间的张力。
综上所述，贾玉铭的“基督人”观念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处境化神学，是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国情与教会处境下提出的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神学思想，并且对这些现实问题给出的答案至今都对中国的处境化神学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基督人”的概念提出已近百年，那么在当今的神学视野下，该如何看待该观念的类型与价值呢？
对于20世纪的中国神学家，他们的处境化神学常常被简单粗暴地分类为“基要派”神学与“自由派”神学。贾玉铭的处境神学因其较为保守的立场，自然被归类为“基要派”的神学。但在20世纪后期，贝文思（Stephen B.Bevans）与冈萨雷斯（Justo L. González）发展出了两种分类处境化神学的分类方法。那么，“基督人”观念在这两种分类方法中归属于哪种处境化神学的范畴呢？按照贝文思（Stephen B.Bevans）六种处境神学模式的分类，贾玉铭的“基督人”应归属于实践的模式（Praxis Model），从该模式认为：
“启示包括具体的信息和对关系的邀请，更充分地设想为上帝在世界上的存在，召唤那些相信的人，在人类和宇宙历史的编织中，加入上帝的解放和拯救活动。信徒不仅被称为上帝的朋友；他们也被称为合作伙伴。因此，圣经和传统，不仅仅是启示的载体，也被视为行动的典范，召唤信徒加入这种伙伴关系。虽然处境可以是好的和值得信赖的，可以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神学化的经验和文化资源，但它经常需要被批判和要求转变。”[23]
如果按照冈萨雷斯（Justo L. González）的三分法，两位研究贾玉铭的基督教学者则有不同的理解。谢龙邑认为贾玉铭的神学路线是爱任纽的神学路线，“基督人”追求的便是“复归元首”，因此他称贾玉铭为中国的爱任纽。[24]爱任纽的神学路线被冈萨雷斯归类为C类神学即以历史为导向的神学。但曹荣锦则认为贾玉铭是一个正在走向C类神学的A类神学的神学家。[25]A类神学是以律法为导向的处境神学。笔者认为“基督人”观念的历史导向明显强于律法导向，应被归类为C类神学。
对一个神学观念的反思其目的是要去芜存菁，“基督人”观念中自然有存在偏颇的地方。首先，郭伟联指出贾玉铭为了使“基督人”观念成立，造成了工具性的基督中心论。[26]这会亏损基督论的独立性，使基督论受其它神学元素的制约。其次，贾玉铭的神学语言中存在大量混淆的观念，如基督与天父的混淆，人性与神性的混淆，灵生命与上帝生命的混淆，这些混淆的词语与观念，极可能导致神人界限的不明确，误导信徒进入神人同质的误区。[27]第三，为了使经文的解释符合其时代论与敬虔主义的神学思想，使经文的解释能够构建出“基督人”的观念，贾玉铭大量地使用寓意解经，架空经文的背景与上下文关系，致使他的解经出现随意化、神秘化、主观化的错误。[28]
除了上述偏颇，“基督人”观念也有值得长久研究的价值。首先，“基督人”是处境化的灵修神学。20世纪的多数中国神学家受到新神学的影响，更多关注教会与文化、教会与社会、建立本色教会等方面的问题。贾玉铭对灵命的关注以及产生符合中国道德价值、具有伦理实践性的灵命神学，无疑在20世纪的中国处境神学中有着独特的价值与意义。其次，“基督人”注重人性的神学根源，寻求人生不朽的意义，构建了与中国人生哲学对话的神学平台，向自圣的儒家思想发出归向上帝救赎的成圣邀请。最后，“基督人”是有爱国情怀，民族气节的神学思想，贾玉铭是早早接受自治、自养、自传观念的神学家，“基督人”在某种层面上亦是“三自人”，这也值得深入探讨研究。
“愿我灵随新恩进展，在主里有新经验，祈祷工作显新灵感，对神对人新贡献，主恩无限，主恩无限，与日俱新永无间。”这是贾玉铭所作《主恩日新歌》最后一段的歌词，《主恩日新歌》直到今天依旧在中国教会中广泛传唱。贾玉铭以“基督人”为核心的灵命神学亦如这首诗歌在20世纪的中国处境神学中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虽然，贾玉铭的“基督人”观念在今天有过时与偏颇之处，但对每一个做处境神学的神学人都是一份美好的提醒，神学不单单是知识与行动，更是在自身的处境中对信的反思与论述，好的处境神学一定是有生命有热度的神学。正如汪维藩对贾玉铭灵命神学的评价：“祭坛之火永不灭！”[29]
脚注
作者：金陵协和神学院研究科在读。
[1] 谢龙邑，《基督人：贾玉铭的灵修神学》，（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2008年初版），67。
[2] 郭伟联，《救恩与生命——贾玉铭以基督为中心的神学论述》载于《中国神学研究院期刊（第三十四期）》，（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2003年1月），68。
[3] 贾玉铭：《完全救法》，教会内部发行，（浙江：浙江省基督教两会出版），1。
[4] 同上，3。
[5] 同上，13。
[6] 同上，4。
[7] 同上，72。
[8] 贾玉铭，《神道学（中）》，（台北：少年归主社，1979年第四版），375。
[9] 贾玉铭，《完全救法》，214。
[10] 谢龙邑，《基督人：贾玉铭的灵修神学》，191。
[11] 同上，222。
[12] 贾玉铭，《神道学（下）》，（台北：少年归主社，1979年第四版），712-713。
[13] 同上，713-714。
[14] 贾玉铭，《完全救法》，347。
[15] 于力功，《贾玉铭牧师简介》，教会内部资料，3。
[16] 贾玉铭：《中国教会之自立问题》载张西平，卓新平编：《本色之探：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4月第一版），349。
[17] 王德龙，《以“信”废“用”——贾玉铭生平及其灵命神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113。
[18] 贾玉铭，《神道学（下）》，724。
[19] 贾玉铭，《教会在新中国光明的前途》载丁光训等著：《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1950-1992）》，（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部，2006年11月第二版），98。
[20] 同上，99。
[21] 崔小莉，《基督教中国化视角下的贾玉铭神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52。
[22] 贾玉铭，《完全救法》，260。
[23] Stephen B.Bevans，An introduction to theology in global perspective，Orbis Books, Maryknoll, New York，228-229.
[24] 谢龙邑，《基督人：贾玉铭的灵修神学》，15。
[25] 宋柏榆，《贾玉铭（1880-1964）——中国的凯锡克神学家：贾玉铭完全救法观点中的基督人神学分析》载《全球基督教期刊》，2018年4月第2期，69。
[26] 郭伟联，《救恩与生命——贾玉铭以基督为中心的神学论述》，81。
[27] 谢龙邑，《基督人：贾玉铭的灵修神学》，380。
[28] 赵盼，《贾玉铭的寓意解经方法研究》载《宗教学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期），241。
[29] 汪维藩著：《廿载沧茫——汪维藩文集（一九七九至一九九八）》，（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11年2月初版），567。
参考书目
Stephen B.Bevans。An introduction to theology in global perspective。Orbis Books。 Maryknoll。
崔小莉著：《基督教中国化视角下的贾玉铭神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
郭伟联著：《救恩与生命——贾玉铭以基督为中心的神学论述》载于《中国神学研究院期刊（第三十四期）》。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2003年1月。
贾玉铭著：《完全救法》。教会内部发行。浙江：浙江省基督教两会出版。
贾玉铭著：《神道学（中）》。台北：少年归主社。1979年第四版。
贾玉铭著：《神道学（下）》。台北：少年归主社。1979年第四版。
贾玉铭著：《中国教会之自立问题》载张西平、卓新平编：《本色之探：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4月第一版。
贾玉铭著：《教会在新中国光明的前途》载丁光训等著：《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1950-1992）》。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部。2006年11月第二版。
宋柏榆著：《贾玉铭（1880-1964）——中国的凯锡克神学家：贾玉铭完全救法观点中的基督人神学分析》载《全球基督教期刊》。2018年4月第1期。
汪维藩著：《廿载沧茫——汪维藩文集（一九七九至一九九八）》。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11年2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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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盼著：《贾玉铭的寓意解经方法研究》载《宗教学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201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