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基督教神学救赎思想为主要理论资源，研究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中的疾病书写，聚焦于其中的救赎隐喻。总的来说，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疾病书写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模式。一是“因病称信”的书写模式。这一类书写往往有将疾病和信仰之间的关系进行简单化处理的倾向。疾病是小说主人公走向信仰救赎的直接原因，往往作为一种特殊的“降神器”，在小说结尾处将主人公引向信仰救赎。二是“因信胜病”的叙事模式。这一类作品聚焦于信仰体验本身，着重描绘宗教信仰如何战胜并超越病痛，是对信仰历程本身的艺术表达。从内容上来看，“因信胜病”的书写模式既有虚构性的故事，也有基于作家本人的患病体验的纪实类作品。从思想上来看，通常有“苦难中的弱者”与“信心中的强者”两个递进的层次。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曾在《疾病的隐喻》的开篇写道：“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1]每个人都曾或深或浅和疾病打过交道，疾病不受欢迎但却是无法抗拒的痛苦经历，是人类生命中无法避免的存在。
作家群体和疾病的关系往往比普通人更加密切，他们对疾病的体会也更加深刻。大量世界知名作家都曾经患有疾病，病人作家数不胜数。邓寒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疾病叙事研究》中列举了大量古今中外患病的作家。在西方，“从最早的盲诗人荷马，到中世纪的但丁、塞万提斯，再到癫痫病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一而足。”[2] 在中国，“疾病引发的肉体真切体验和精神思索的深入，使得疾病成为中国作家最经常、也最擅长表现的主题。”[3] 疾病（他人的或自身的）促使作家在其作品中对人的存在状况做出更加深刻的思考。
以癌症为例，身患绝症之人不得不直接面对死亡的威胁，接受来自死亡的终极挑战。如何应对这个挑战？人是否真的有力量来应对这样的挑战？生命与死亡的意义何在？是作家极其重要的关注点。毕淑敏的《拯救乳房》（乳腺癌）和《生生不已》（脑瘤）、周国平的《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先天性的视网膜脑细胞瘤）、陆幼青的《死亡日记》（陆幼青患胃癌去世）、陆星儿的《用力呼吸》（陆星儿患胃癌去世）、薛燕平的《21克爱情》（卵巢癌）等都是对这类问题的思考和探寻。
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中涉及许多以患病为主题的作品。与主流文学相比，基督教文学更加关注疾病叙事中的神性层面，即探讨人的灵魂是否得到拯救的问题。这一主题又分为“因病称信”与“因信胜病”两种不同的书写模式。
在“因病称信”这种书写模式中，通常将信仰与疾病，尤其是绝症，简单地呈现为正相关关系。疾病本身是促使小说人物走向信仰的关键因素。灵性文学[4]小说集《新城路100号》中有很多这一类的故事。如区曼玲《上岸之后》描写了身患残疾的“我”，从一开始极力拒斥瘫痪的自己，到后面因为信仰的光照，进而得到心灵的净化，主人公在与周遭的人的互动关系中看到意义。慕鸿的《我的文露》也是一个简单美好的故事。小说讲述了一个身患重病即将不久于人世的年轻女性，在医院遇到真爱，并走入婚姻，最终在美好的爱情中安息的童话般的故事。
鹤子《苍茫之夏》则讲述了高级知识分子夏之梅在取得一系列世俗成功后，突然确诊患癌，陷入了愤怒与消沉之中。最终她得遇基督徒护士传讲福音，临终前发出了“我当然会死，但我不会怕死”[5]的信仰宣扬。爱米《风铃》讲述的也是类似的故事。身患绝症的主人公“我”，在公园遇到一位有着坚定信仰的老人家，经其点拨，“我”悟出了关于死亡的道理——“肉体的死不可怕，只要精神不死，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6]
上述“因病信教”的故事，都有一个简单质朴的创作愿望，将主人公所遭受的疾病痛苦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死亡威胁进行神圣性的升华，让主人公走向基督，获得安慰，进而拥有面对苦难的力量。这样的作品往往带着善意的劝诫和对信仰力量的确信，在现实生活中也不乏实例。但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而言，这种写作模式对情感的处理过于简单化，对灵性层面的升华过于模式化，使得小说文本更像信仰见证或宣教故事。也许是由于短篇小说的篇幅有限，这类作品未能充分呈现人们在疾病苦痛中复杂的感受，如哭喊、哀怨、愤恨和叩问等。
“因病称信”的故事在北村的作品中出现频率非常之高。北村是中国大陆当代基督徒作家阵营中最具声誉、最多产、作品也最有深度的作家之一。1993年，北村发表了他从先锋作家转型为基督徒作家的第一部长篇《施洗的河》[7]。这部作品标志着北村由先锋文学创作时期的“形式游戏”，转向了借由传统文学书写模式，宣讲基督教信仰的开始。直至2017年北村发表的长篇小说《自以为是的人》[8]，作为基督徒作家的北村，在用文学来表达基督信仰这一领域已经深耕了二十多年。
在北村的创作中，“因病称信”的模式比比皆是。《望着你》[9]中身患绝症的维林，《鸟》[10]中因为患胃癌所以发出对于人生终极拷问的苏林，《玻璃》[11]中贫病交加最后被《圣经》感化成为信徒的李，《我和上帝有个约》[12]中身患肝癌最后被基督徒救治从而收获身体与灵魂双重治愈的冷薇，《安慰书》[13]中身患绝症最后远走他乡的刘智慧，《自以为是的人》中罹患骨癌进而认识到自己的不义并最终忏悔的周文怡等等。相似的情节和人物在北村的小说中随处可见。
以《望着你》为例，这部小说的男主人公名叫五环，女主人公名叫维林。小说在“维林说”“五环说”这两个不同叙事视角之间切换，五环和维林轮流登场，以交替叙述的形式讲述了一个完整的爱情故事：两人从相爱、热恋到因为“面包”和“爱情”的冲突而分手。随后男女主人公分别与他人经历了几次失败的婚姻，在失望和痛苦中看透了金钱的本质。两位主人公都意识到钱财终究无法使生活真正有所保障。于是两人重归于好，并开始散尽千金，共同追求更加洒脱自由的生活。小说后段女主人公维林罹患恶性肿瘤，饱受病痛折磨。陪伴在维林身旁的五环，因为爱人的极端痛苦也深受煎熬。
在小说中，五环不断地给自己进行心理建设，寻找各种让自己能够面对疾病的力量。当他好不容易在独处时感受到了平静，并准备将这份平静传递给维林时，维林真真切切的痛苦会轻而易举打破这份平静。北村写道：“我赶到医院看到的一幕立刻让我痛苦无比。维林正在疼痛中翻滚，医生给她注射吗啡，她痛得用手拍打床栏杆。我的信心立刻被风吹掉。”[14]这样的折磨在治病的过程中周而复始地进行着，一点一点侵蚀人的意志，消弭人的勇气，减弱人的力量。相比于上文提及的其他作品，北村运用了诸多的细节来表现人在病痛中的脆弱与无助。同样的，北村也试图表明，恰恰是患病的痛苦，反而使五环和维林在其中悟出了信仰的真谛。
作为基督徒作家，北村给出了人如何面对病痛、战胜病痛的答案：“望着你”。小说中，五环和维林有这样一段对话：
维林说：“我如果真的不行了，那时候，你一定要看着我的眼睛，一定要望着我，我也会望着你。……你要知道，我一直望着你的。”
我泪流满面说：“我一定会望着你。”[15]
在这种相互之间的对“望”中，小说主人公得到了救赎：“我想这可能就是那个道理，要把证据押在眼所不能见的事物上，这样的喜悦才能长久。我们不是因为病可能治好而快乐，而是因为不怕死而快乐，也不居丧，甚至连悲伤的成分也越来越少。”[16]由此可见，小说主人公身患重病，却能不居丧，甚至感到快乐的原因来自与所爱之人的“对望”，也来自于对“眼所不能见之事物”[17]的信心。
《望着你》带有作者北村的美好愿望和真切期盼。基督徒如何借助信仰去面对疾病，面对死亡威胁？如何在苦难中升华出超越性的力量？北村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相爱之人目光中的彼此确信，对“眼不可见之事物”的信心，在小说主人公相互“凝望”的爱中，救赎得以完成。作者为主人公创造了足够美好浪漫的爱的氛围，以此化解疾病和死亡所带来的尖锐的苦难。
但是，由于整部小说绝大部分的内容都在叙述两位主人公在生活中之困顿、犹疑、软弱，即使是他们之间的爱情也充满了分裂、猜忌和背叛。污浊的世俗情爱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猛然藉着从天而降的疾病升华成了圣洁崇高的救赎之爱，这中间缺乏了令人信服的细节和过程，最后的美好结局因此显得过于单薄。这种对于疾病的只重结果不重过程的处理方式，不仅在北村的其他作品中同样大量存在，在其他的基督徒作家中，也有不少相似的创作倾向和情节设置。如施玮的长篇小说《红墙白玉兰》[18]，《放逐伊甸》[19]，丹羽的长篇小说《水岸》[20]，都有类似的突兀的主人公因为患病而归信的情节。“疾病”以及伴随而来的死亡，在基督教文学中成了一种特殊的“降神器”，在小说结尾处毫无预兆地出现，将小说引向信仰救赎的既定结局。基督徒作家兼传道人齐宏伟曾说，“信仰固然是一种结果，但同样是一个过程。”[21]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疾病书写中“因病称信”的故事，仅仅为我们展现了疾病中信仰的结果，而缺乏一个令人信服的真实的过程。
如果说上述故事的书写重心是为信仰提供一个理由，疾病作为故事主人公归信基督的主要原因而存在，那么在“因信胜病”的故事中，疾病和信仰救赎的关系不再是单纯的因果关系，而是呈现出了诘问、呼号以及反思等更多层次的表达。这一类的作品既包括虚构性的小说，也包括基于作家本人或亲属患病经历的纪实类文字。虚构性的小说最具代表性的是陈鹏《直视太阳》，纪实类的代表性作品包括融融《死亡日记——从六个月到永远》、杏林子《生之歌》《生之颂》《感谢玫瑰有刺》以及苏恩佩《死亡，别狂傲》《只有祝福》《还是祝福》等。本文主要以苏恩佩的作品为例。
陈鹏《直视太阳》用顺叙和插叙两条时间线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顺叙的时间线上，主人公“我”正在医院准备给三岁的儿子做眼睛手术，因为孩子先天性失明。在一家人饱受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折磨后，孩子终于迎来了手术的机会。长期以来，“我”对于上帝的态度是怀疑的、无奈的、矛盾的。“我”无法理解上帝何以让孩子遭受这样的苦难，也无法接受“我”的基督徒养母所持的“惩罚”说。“我”的养母认为孩子的眼盲是因为自己的“罪”，是上帝对她的“惩罚”。对此，“我”充满了疑惑。故事的最后，“我”的养母因为车祸而去世。在养母的尸身旁，“我”终于开口念起了主祷文，发自内心地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小说也在“我”的孩子重见光明，能够“直视太阳”之际落下帷幕。
在这条时间线以外，作者用插叙的方式，时不时以主人公“我”回忆往昔的形式，将“我”与两位母亲的故事逐渐补充完整。小说中，“我”有两位母亲，一位是将被遗弃在襁褓中的“我”从公园里救回来的养母。“我”的养母瞎了一只眼睛，“看不见，走路又笨又难看，年纪那么大”，还是个“信上帝的怪人”。另一位则是将“我”遗弃的生母。我的生母分别在我九岁、十三岁的时候来找过我，养母为了将我留在身边，所以将我的生母拒之门外，却也因此饱受良心的煎熬。随后，“我”的养母因着对上帝的信仰，以及对上帝之爱的领受而打开了心结，并决心将爱传递下去。她邀请了“我”无家可归的生母来一同居住，并同意她与我见面。养母因此得到了心灵的救赎。“我”也逐渐对她的信仰有了更深的理解。
不论是正叙的故事线，还是插叙的故事线，《直视太阳》始终围绕着“苦难”与“信仰”之关系的主题展开。在《直视太阳》这部小说中，疾病不再是个体走进信仰的原因，信仰也不是轻而易举战胜病痛的万能灵药，而是将苦难和信仰的关系引入到更加复杂的境况中，去尝试回答，信仰的力量能够应对病痛吗？以及如何应对的问题？
由于是第一人称叙事，“我”在小说里是主视角，所有的对于生活和信仰的质疑，都来自于“我”。而“我”的基督徒养母则一直是“我”的问询对象、宣泄对象。“我”和“我”的养母在小说中形成了一种奇特的问答关系。“我”提出的问题常常十分尖锐，诸如，“ 罪早就犯下了，谁没有罪呢？可如果是罪，是已经发生的亏欠，还怎么纠正呢？我想不明白。”[22]“如果不论是我的还是妈的罪就把他的视力夺走，我们的信或不信还有意义吗？信的目的，又在哪里？如果祂是爱人的，无条件爱着的，又怎会如此残忍？”[23]这些问题与其说是来自小说主人公“我”，不如说是作者陈鹏借“我”之口替困境中的基督徒向上帝提出的叩问。
对于这些问题，“我”的养母，这位十分虔诚的信徒，几乎从没用语言正面回答过。养母既是一个沉默的无处不在的背景，同时又是一个无声的回答者、包容者、接纳者。她的回答方式并不是用语言去言说，去据理力争，而是将关于信仰的疑问落实于具体的信仰实践。小说中养母的人物形象基本定格在“祈祷”和“等候”中。“我”的养母在公园里将即将被冻死的婴儿捡回并抚养长大，在我青春期反叛离家出走的时候选择了祈祷，在我意外怀孕的时候选择了祈祷，在我的孩子要做手术的时候，依然选择了“整夜对着十字架祈祷哀求直至天明”。
养母为数极少的一次发言，是“我”问她为何经常无缘无故泪流满面。她回答说：丫头啊，你从没体验过神好像突然涌到你心里，让你感动得马上发现自己多么渺小吗？最后在养母决定让我见生母的时候，“我”感受到了某种“圣徒的气息”，“妈一脸忧伤，它很快成为善良、谦卑交织的爱与悲悯。”[24]由此可见，作者陈鹏安排了这个看似软弱无能、沉默不语的养母来回答“我”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关于信仰与苦难的问题，而她的回答方式则是她内心的坚定信仰，以及由此外化而来的一系列具体的善的行为。
在关于信仰的很多难题上，理性层面的论辩当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切实的信仰体验和信仰实践本身，同样也是十分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更加重要的。在新约圣经中，耶稣有诸多此类的教训。如耶稣否定文士和法利赛人虽然懂圣经，也能教导圣经，但是不能实践。“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新约]马太福音23：1-3）“小子们哪，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新约]约翰一书3：18）
在北村的很多小说中，主人公面对关于信仰的疑问时，常常选择大篇幅的思辨式论证。比如在长篇小说《公路上的灵魂》[25]结尾处，北村不惜将小说中所有重要人物集结在一起，让代表不同思想不同信仰的人物轮流发表见解，最终各方经过激烈的论辩，代表基督信仰的一方获胜。且不说这样的结论是否是建立在误解和偏见之上的，作为文学作品，这种长篇累牍的思想辩论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作品的可读性和艺术性。
反观小说《直视太阳》，作者提出了关于信仰与苦难的重大问题，却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也没有陷入理性思辨之中，而是塑造了一个具体的作为个体的去实践信仰的基督徒的形象，关于信仰的答案在具体的信仰实践中给出。“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新约]雅各书2：26）通过一个有血有肉的既软弱又刚强的真实的信徒形象的塑造，作者得以用文学的方式传达自己对于信仰的体验与理解。这是小说《直视太阳》关于信仰与病痛之关系所给出的基于基督教教义的深刻答案。
除《直视太阳》以外，在“因信胜病”叙事模式中，还有一类十分有分量的文学创作，就是“纪实类”的疾病书写。“纪实类”的疾病书写更加关注有血有肉的人在长期的残疾或病痛中，身体以及精神所经受的多重考验。这些切身的真实感受，通过文字的形式传达出来的时候，疾病不再是一笔带过的通往信仰的垫脚石，基督教信仰也不再仅仅是冷硬单薄的神学词汇。这一类的作品在对疾病的感受以及在对信仰的态度上都更加复杂深刻。代表性的作品包括融融《死亡日记——从六个月到永远》杏林子《生之歌》《生之颂》《感谢玫瑰有刺》以及苏恩佩《死亡，别狂傲》《只有祝福》《还是祝福》。本文以苏恩佩的创作为例。
苏恩佩《死亡，别狂傲》《只有祝福》《还是祝福》等散文是作者苏恩佩本人抗癌二十年的真实文字记录。作者在《死亡，别狂傲》的自序中写道：“我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要做一个见证人。见证在步向死亡的旅程中，在人类共同受咒诅的厄运中，上帝如何插手，将祝福注入咒诅，将一个软弱的受害者变成有用的器皿。”[26] 一个软弱的受害者如何变成为有用的器皿，是基督教纪实类疾病叙事的重点关注的问题。
王文胜认为， 从“灵魂医治”这个意义上来说，疾病书写在基督教旨向的书写中往往是一种隐喻。这种隐喻和苏珊・桑塔格所批判的隐喻有所不同。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梳理了癌症、艾滋病、肺结核等疾病如何在社会、历史、政治等各种因素的作用下，由单纯的身体疾病演化为一种社会压迫和道德批判，患病之人成为了道德批判的对象。苏珊・桑塔格认为，“没有比赋予疾病以某种意义更具惩罚性的了——被赋予的意义无一例外地是道德方面的意义。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充斥着意义。
首先，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腐败、腐化、污染、反常、虚弱）全都与疾病划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27]在苏珊・桑塔格看来，基督教在“疾病作为罪的隐喻”这一点上大大强化了疾病的道德意义，“随着赋予疾病（正如赋予其他任何事情）更多道德含义的基督教时代的来临，在疾病与‘受难’之间渐渐形成了一种更紧密的关联。把疾病视为惩罚的观点衍生出疾病是一种特别适当而又公正的惩罚的观点。”[28]
根据基督教传统观念的说法，“罪”与“惩罚”（包括患病）是相关的，疾病作为“罪”的后果而存在。但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为人类代赎这一事件终结了基督教关于苦难是“罪”的惩罚的观点。“人类的罪和邪恶造成了世间的苦难，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来自于‘恶’或对‘恶’的惩罚。耶稣基督的苦难终结了对苦难起源的追问，将上帝的‘救赎’和‘恩典’的观念引入对人类苦难的答复中，指出苦难是为见证的恩典、彰显上帝的荣耀，强调基督徒的受苦是上帝恩典的必然结果。”[29]基督教苦难观念的核心是“救恩”。“试炼”“受难”都在于为了修复人与上帝之关系，指向人在受难中获得的灵性的成长。“在《圣经》中，疾病作为罪的隐喻，是与上帝的公义审判相关联的，但更指向上帝因慈爱而赐予的救恩。”[30]“疾病作为罪”的隐喻，借由十字架上的受难，转化为“疾病作为救恩”的隐喻。
和上文“因病信教”的疾病叙事不同，在这一类纪实性的作品中，“救恩”的获得、信仰的坚持、疾病中的超脱都显得尤为艰难。
苏恩佩的抗癌文字极其感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她没有回避人在病痛折磨中的软弱与无助。她写道：“做完第一次治疗，三天三夜我不能动，天昏地暗，简直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只是不停地呕吐，什么食物都不能进口。整个治疗过程，苦不堪言……笔墨如何能尽罄那些日子的煎熬。”[31]“我从来没有深受过‘癌’加给我的痛楚，然而我却饱尝‘医治’的辛酸。”“在肉体心灵的熬煎中，真的不敢说我常能保持信心的水平线，常能发出得胜的凯歌；我也会怨怼、怀疑，觉得天父离我很远。”[32]“我毕竟还是有血有肉的人，我毕竟还是脆弱的。”“死是不难的，活下去才不容易。”[33]
从基督教苦难观念来看，对上帝的认识是在上帝的反面得以实现的。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惨状，是对人类之“弱”的正视与同情。基督教是“弱者”的信仰，是身处“苦难”之中的人的信仰。基督教完全不回避也不美化苦难、贫弱、痛苦，而是承认苦难就是人的真实处境。通过自己的被上帝抛弃，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把上帝带给那些痛苦中的人。耶稣基督借着苦难拯救受苦之人。借着自己的死，使垂死之人永生。“痛苦要由痛苦克服，伤口要由伤口治愈。”[34]受试探、被拒绝、受苦和濒死的基督成为基督教的中心。
正如德国著名基督教思想家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1874-1928)在《受苦的意义》中所说，“基督教的受苦学说不啻是受苦理念的一种根本转变。”[35]彻底地坦然地承认并如实地表现痛苦，这种对受苦的坦诚姿态本身就具有疗愈的作用。传统的以标榜“受苦”为豪情壮志并以受苦程度来宣扬自身之伟力的古典英雄消失了，不再佯装镇定，也不再掩饰受苦。受苦的生灵从长期的压制中挣脱，得以自由地呼唤。这种自由来自于十字架上痛苦呼喊的绝望的耶稣基督。十字架上，耶稣自由地坦陈最深沉的受苦，即远离上帝的情感：“你为什么离弃我？”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疾病叙事是需要勇气的。直面苦难本身，不回避，不美化，不被痛苦的情绪吞没，而是如实地抒发患病带来的痛楚，是充满挑战的。基督教文学的疾病叙事所要传达的信息是，软弱不可耻，恐惧不可耻，痛苦不可耻，犹如被钉十字架上的耶稣临终前的极端苦楚，这是人类真实的苦难处境。遭受病痛折磨的人，在精神上往往也很可能陷入孤独，再加上苏珊・桑塔格所说的疾病所带来的道德上的压力，患病之人往往面临着身体和心灵的双重困境。因此，苏恩佩的疾病叙事，不仅是对基督教受苦观念的艺术表达，同时也是对病痛之中孤独之人的一种陪伴与共情，“在人类共同承担的苦难中，我这才第一次发现在周遭有那么多人默默地受着苦。” [36]
但是基督教文学的疾病书写并没有止步于记录弱者的哭声，从而陷入自怜的境地。在同情受苦之人的同时，基督教文学的更重要的旨归是对神之慈爱与力量的确信。基督教信仰建基于对全能全善的上帝之全然依托之上，并借此获得“属灵”的眼睛，在身处黑暗时也能够看到神性的亮光。“苦弱”之人从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心灵被上帝的慈爱转化，上帝之爱将受苦作为一个朋友派遣给灵魂。使受苦从一个被人反抗的敌人变为灵魂的受人欢迎的朋友。由此，受苦又可以是无辜的受苦了。通过受苦者的神性品质，受苦赢得了一种神奇的新的高贵。”[37]苏恩佩在与癌症相处了二十年后，动情地写道：“就是“身悬十字架”那个人向我重新诠释了痛苦。他憔悴的脸容、干瘪的身体具体地说明他与人类苦难完全的认同。十字架是个令人颤栗的符号。那个人永恒地将死亡判了死刑。那个人给我的生命赋予意义。”[38]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无辜受难，代人赎罪，既是上帝对人类苦难的无限同情和感同身受，同时也是身处苦难中的人能够看到的救赎之希望。苦难也因此有了新的意义。受苦变成了对“信心”的一种试炼，同时也是人更加靠近神的一种途径。信心也是病痛中的苏恩佩最大的收获，“当肉体受着如斯磨练的当儿，内里的生命也经历着重大的变化。本来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将生命主权交了出来，选择走上跟随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路。然而在起病以前，这‘委身’的承诺也仅是意志上的担承而已，直至在苦难挫折的煎熬中，我才开始学习顺服、忍耐、信心。”[39]
苏恩佩的这一信仰内在体验的转变，是一种真实的宗教经验。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其著作《宗教经验之种种——对人性的研究》中，对宗教经验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他指出，“有一种心境，对于宗教人士而言很熟悉，但对其他人则否”。[40]詹姆斯对比了一个基督徒的心灵和一个道德家的心灵在面对疾病时的不同心态，并得出结论：倘若让一个身患重病觉得自己已经无可救药的人，去施展强大的意志力，战胜病痛，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身处病痛之中的人，最渴望的是自己的软弱能够得到切实的安慰，上帝仍然在他的衰弱中纪念他、怜悯他、护卫他。在这种境况中，掌控自己的命运的意志让渡于另一种决心——委身。对神的“委身”成为“病痛中的弱者”转化成为“信心中的强者”的关键契机。“将我们的命运交到神的手中……原来最惧怕的反倒成了我们的庇护所，那必临的死亡时刻也成为我们灵性的诞生日。”[41]
威廉・詹姆斯高度肯定了这种宗教心境，认为其是在宗教人士中真实且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或者说宗教情感，是积极且十分有益的。“宗教情感对于个体的生命范围有绝对的扩大作用，给予人一种新的力量。当个人对外的战役失败，而世界也否定他时，宗教为他赎回且活化一个内在的世界。”[42]“宗教使得那无论如何必须承受的成为轻易而幸福的事。”[43]在基督教文学疾病书写的纪实类作品中，这种心境得到了十分具体、真实且充分的表达。在中国主流文化语境中，对超越性的神圣力量的体验是陌生且稀缺的。基督教文学中对信仰体验的真切描绘，对宗教情感经验的细腻传达，是对中国当代主流文学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同时也是基督教文学确立自身独特性的一个闪光之点。
总的来说，尽管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的疾病叙事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如文学性与宗教性的失衡，以基督信仰为创作目的的故事讲述往往使得文学沦为宗教信仰的传声筒，丧失了文学的独立性和审美特性。在如何用文学的形式来表达信仰这一点上，基督教文学疾病叙事还有不少的探索的余地。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基督教文学的疾病叙事提供了对苦难中的弱者的同情与理解的新的维度，“疾病作为救恩的隐喻”这一价值论断，是对基督教如何看待苦难的明确表达。同时，基督教文学的疾病书写为读者展现了一种独特的情感——信仰中的人和上帝的关系。在上帝面前，人既是因承受巨大苦难而倍感艰辛的弱者。同时，在对上帝之爱的领受中，人通过认识苦难的意义从而葆有对上帝神圣救恩的肯定与信心，从而成为借由上帝超越苦难的强者。
脚注
作者：白树，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灵性文学研究。作者欢迎广大读者给予推荐基督徒作家作品，联系邮箱juicy0401@126.com。
[1] Susan Sontag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Jibing de yinyu [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 程巍Chengwei译(上海[Shanghai]：上海译文出版社[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2014),7 。
[2] 邓寒梅Deng Hanmei，《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疾病叙事研究》 Zhongguo Xiandangdai Wenxue Zhong de Jibing Xushi Yanjiu [A Study of Disease Narratives in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南昌[Nanchang]：江西人民出版社[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2）,5。
[3] 邓寒梅，《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疾病叙事研究》，7。
[4] 灵性文学是基督徒作家施玮提倡的一种文学类型，主要有以下几个层面：1.有灵活人的写作; 2.呈现有灵活人的思想与生活; 3.启示出住在人里面的灵的属性。灵性文学创作在思想、体验、语言三个方面有其特点: 神性光照的思想特质、灵性空间的创作体验、信望爱的文学语言。本文认为，灵性文学实际上属于广义范围的基督教文学，属于基督教文学的一个子范畴。虽然在灵性文学的具体作品中，出现了带有强烈基督教宣教色彩的文学作品，但是其文学性依然是大于宗教性的，有别于狭义的直接为宣教而服务的诸如祷文、颂歌、宣道文之类的狭义基督教文学。
[5] 鹤子He Zi，“Cangmang zhi xia”[Vast summer]，《新城路100号》Xincheng Road No.100. Part 2，施玮Shi Wei主编 ，（北京[Beijing]：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China Radio and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2008），142。
[6] 爱米Ai Mi，“Fengling”[Wind Chimes]，《新城路100号 上》，施玮主编，105。
[7] 北村Bei Cun,《施洗的河》，Shixi de He[The Baptizing River],(广州[Guangzhou]：花城出版社[Flower City Publishing House]，1993）
[8] 北村Bei Cun，《自以为是的人》 Ziyiweishi de Ren[Self Righteous Person]，（北京[Beijing]：作家出版社[[Writers publishing house]]，2017）
[9] 北村Bei Cun，《望着你》Wang zhe ni[Looking at you]，（北京[Beijing]：东方出版社[Oriental Publishing House]，2003）
[10] 北村Bei Cun，《鸟》Niao[Bird]，（北京[Beijing]：东方出版社[Oriental Publishing House]，2003）
[11] 北村Bei Cun，《玻璃》 Boli[Glass]，（上海[Shanghai]，上海三联书店[Shanghai Sanlian Bookstore Co.Ltd]，2009）
[12] 北村Bei Cun，《我和上帝有个约》Wo he Shangdi yougeyue[I have a pact with God]，（武汉[Wuhan]：长江文艺出版社[Yangtze River literary arts publishing house]，2006）
[13] 北村Bei Cun，《安慰书》 An wei shu[A comfort book]，（广州[Guangzhou]：花城出版社[Flower City Publishing House]，2016）
[14] 北村，《望着你》， 208。
[15] 北村，《望着你》，223。
[16] 北村，《望着你》，221。
[17] 语出圣经.希伯来书11章1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18] 施玮Shi Wei，《红墙白玉兰》 Hongqiang Baiyulan[Red Wall White Magnolia]，（北京[Beijing]：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China Radio and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2008）
[19] 施玮Shi Wei，《放逐伊甸》Fangzhu Yidian[Banished from the Garden of Eden] ，（北京[Beijing]：中国电影出版社[China Film Press]，2007）
[20] 丹羽Dan Yu《水岸》Shui An[Waterfront]，（武汉[Wuhan]：长江文艺出版社[Chang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2006）
[21] 齐宏伟Qi Hongwei,《文学、苦难、精神资源——百年中国文学与基督教生存观》Wenxue,Ku nan,Jingshenziyuan:Bainian zhongguowenxue yu Jidujiaoshengcunguan[Ultimate Concern in the Literature:The Worldview of Christianity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of China]，（南昌[Nanchang]：江西人民出版社[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8），291。
[22] 陈鹏Chen Peng，Zhishi Taiyang[Look directly at the sun],《江南》Jiangnan[Regions south of the Yangze River],2021年第3期，27。
[23] 陈鹏，，32。
[24] 陈鹏，，36。
[25] 北村Bei Cun，《公路上的灵魂》 Gonglu shang de Linghun[Soul on the road]，（北京[Beijing]：新华出版社[Xinhua Publishing House]，2005）。
[26] 苏恩佩Su Enpei，《苏恩佩文集》 Su Enpei Wenji[Anthology of Su Enpei]，（香港[HongKong]：突破出版社[Breakthrough Publishing House]，1987），361。
[27]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68。
[28]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55。
[29] 张爱辉Zhang Aihui，《基督徒的苦难观研究》Jidutu de Kunanguan Yanjiu[A Study of Christian Suffering]，（北京[Beijing]：宗教文化出版社[China Religious Culture Publisher]，2018），22。
[30] 王文胜Wang Wensheng，Jibing zuowei Yinyu[Disease as a Metaphor],参见网页链接http://aromaofjesus.com/?p=1164，最后浏览日期：2022年5月23日。
[31] 苏恩佩，《苏恩佩文集》，395。
[32] 苏恩佩，《苏恩佩文集》，386。
[33] 苏恩佩，《苏恩佩文集》，400。
[34] Jurgen Moltmann,The Crucified God: The Cross of Christ as the Foundation and Criticism of Christian Theology，P 46.
[35] 舍勒Max Scheler，“Shouku de yiyi”[The meaning of suffering]，於《舍勒选集 上卷》SheLe xuanji shangjuan[Scheler Anthology Volume 1],刘小枫Liu Xiaofeng选编（上海[Shanghai]：上海三联书店[Shanghai Sanlian Bookstore]，1999），669。
[36] 苏恩佩，《苏恩佩文集》，377。
[37] 舍勒，，刘小枫选编，《舍勒选集上》，669。
[38] 苏恩佩，《苏恩佩文集》，421。
[39] 苏恩佩，《苏恩佩文集》，377。
[40] William James，威廉.詹姆斯，《宗教经验之种种——对人性的研究》Zongjiao jingyan zhi zhongzhong:dui renxing de yanjiu[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蔡怡佳Cai Yijia、刘宏信Liu Hongxin译，（桂林[Guilin]：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4。
[41] 威廉·詹姆斯，《宗教经验之种种——对人性的研究》，34。
[42] 威廉·詹姆斯，《宗教经验之种种——对人性的研究》，34。
[43] 威廉·詹姆斯，《宗教经验之种种——对人性的研究》，3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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