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第三次宗教复兴：对现代派神学的反击
作为对现代派神学的回应，传统基督教也就是保守福音派发动了自己的反击。
自1873年开始，保守福音派牧师德怀特·穆迪在美国以巡回讲道的模式，开启了第三次宗教大复兴。他以动人的腔调，富有感染力的方法，不断宣讲基督教的道德。在穆迪的感染性布道之下，据说“一百多万人实现了皈依。”
对道德的关注，是这次基督教大复兴延续上次复兴的常规主题，这是出于对美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回应，并且这种回应和关注焦点一直持续。
穆迪认为基督教应该关注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可以通过个人信神重生而获得解决。”耶稣复临的急迫性，为基督教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穆迪宣称耶稣将在千禧年之前来临，那个时候要对异教徒进行审判，所以当下急迫的事是要把福音传给异教徒，这样归信福音的异教徒，就不会被定罪，这是千禧年前论的思想。虽然在第一次大复兴中，爱德华兹放弃前论而提出后论，但现在福音派面对现代社会的挑战，不得不祭出前论的悲观论调。在保守福音派的眼里世界正在堕落，所以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需要上帝的恩典。
在布道之外，穆迪还成立了两个机构，以宣传福音派思想和反击现代派神学。
一个是“北方田野圣经联合会”，这个机构是为那些在布道中皈依的信徒提供的进一步巩固信仰的平台，强化千禧年前论，动员信徒向不信的人传福音，以拯救正在堕落的现代社会，预备耶稣的再来。
另一个是宣讲《圣经》的“圣经短训班”，目的是培养信徒对圣经中传统教义的持守，以成为合格的福音派教义宣讲员，企图以这两种方式控制现代派神学的蔓延。
“据史书记载，19、20 世纪之交，在新教教派内，尤其是在新教长老会内部，福音派曾对其内部的神学现代派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责他们篡改基督教最根本原则，并发誓与后者斗争到底。”
南北战争中虽然南方战败，但是南方保守福音派并没有因为战败而放弃把南方看成福音派理想王国的观念。即使战败很久，南方保守福音派都坚持认为南方才是理想美国的代表，任何偏离这种文明模式的发展都是历史的倒退，所以保守福音派在南方影响较大。
3.4禁酒运动与进步运动的积极参与
作为反击现代派的福音派主导的这次大复兴的延续，美国禁酒运动是福音派反击现代派乃至现代社会的集体行动。1895年在华盛顿美国反酒馆同盟成立，这标志着禁酒运动进入到全国规模，各种教派，包括卫理公会、浸礼会、长老会积极参与禁酒运动，并呼吁政府立法。禁酒同盟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仅卫理公会便建立了 “妇女基督教禁酒同盟”、“禁酒委员会”、“ 禁酒与公共道德协会” 以及“ 反沙龙同盟”等社团。他们所造成的政治影响十分巨大，以至于1914年有14个州立法实行禁酒。1917年12月18日国会迫于压力，通过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除罗德岛和康涅狄格州外，其余州全部批准禁酒宪法修正案。
1919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沃尔斯特德法，美国全国禁酒，禁酒运动获得彻底的胜利。
但是与之相连的是，禁酒运动的成功也是传统基督教伦理崩溃的开始，人们对传统基督教道德观念越来越厌恶。不满的人们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愤怒和不屑，跳舞热和爵士时代让年轻人以明目张胆的形式反抗传统基督教伦理。肯塔基的约翰·威廉·波特牧师在其小册子《危险的跳舞》中惊呼，这种舞是以情欲为基础的，“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女的不和女的跳，男的不与男的跳呢？男女混合是互相吸引的。男人和男人跳舞，差不多象淡啤酒对老酒鬼一样”。
但是这场由传统基督教发起的禁酒运动却把妇女推上了公共舞台，女权运动由禁酒运动开始，出乎传统基督教的意料而成长起来。本来按照美国传统基督教的观念，妇女是应该呆在家里做贤妻良母的角色，不应该抛头露面参与公共事务。但是19世纪末妇女在经济和教育上已经有所突破，获得教育和经济地位的女性需要一个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以表达自己的存在，禁酒运动恰好提供了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公共领域的机遇。禁酒运动的起因是因为喝酒带来的不符合传统基督教伦理的家庭暴力和酗酒，而这些都属于妇女的家庭领域，为了让基督教伦理重新成为家庭的核心规范，妇女具有责无旁贷的责任，由此妇女反对禁酒，参与禁酒运动也就成为合情合理的行为，这样妇女借禁酒运动进入公共领域。到20世纪初，许多州都给予了妇女选举权，以增加在州议会中禁酒法律通过的可能性，这样获取选举权的妇女开始自己组建禁酒组织，如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WCTU)等，从而脱离男性的控制，让女性走上美国的政治舞台。
然而正是禁酒催生了黑市，进而形成了控制黑市的黑手党组织。黑手党组织深深影响了美国的政治。所以从另一方面说，基督教传统教派是黑手党兴起的间接原因。
除禁酒运动之外，基督教对社会干预的另一场运动是对进步运动的参与。为了重新树立基督教的影响和教会的权威，传统基督教积极关心并参与社会运动。传统基督教领导人强调“社会的拯救基于个人的得救”，因此强调不是更多地关注社会，而是更要关注个人灵魂得救问题。所以他们首先反对的是个人主义，认为极端放任的个人主义是社会腐败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四分五裂的核心因素。他们强调基督教道德对社会的更新，认为只有社会道德问题解决了，社会才能发展。所以传统基督教反对放任的经济政策和没有约束的竞争，自由经济使人们恶意竞争、弱肉强食，造成贫富差距、社会分裂、冲突四起。社会的运作是在相互合作的关系上而不是竞争的关系上，因此资本家雇主要人道对待工人，给予工人合理的工资，并与工人共同分享企业所得利润。1885年成立了跨宗派的福音联盟，地方联盟在40个城市中相继建立。许多教会要求自己的信徒严格恪守基督教道德，美以美会则通过决议，希望设计出最合理的工资分配方法；教会组织还组织了救世军，对贫民窟的贫民进行帮助。
传统基督教对社会的关注，是希望从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中重新确立传统基督教伦理道德的地位，这与领导进步运动的主体——新兴中产阶级建基于对未来乐观心态的社会改革不同。但是传统基督教在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激发了民众对社会问题的关心，扩大了参与进步运动的群众基础。
3.5大学生海外宣教运动
这次大复兴也影响到了美国的大学校园。
大学校园的海外宣教浪潮在第二次大复兴中就已经有所波及。比如耶鲁大学在第二次大复兴期间由校长蒂莫西·德怀特领导的宗教大觉醒运动，动员了神学院的许多大学生参与海外宣教运动。除此之外还有马萨诸塞州威廉姆斯学院的学生塞缪尔•米勒领导的干草堆运动，后来米勒成为著名宣教领袖。尔后米勒考入耶鲁大学神学院，成立秘密海外宣教组织兄弟会。虽然那个时候派出去的海外宣教人员极少，但是这是美国大学生海外宣教运动的源头。
第三次大复兴也带动了那些大学里的神学院学生。普林斯顿神学院学生罗伯特•菲尔德，受到做过海外宣教士的父亲影响，也对海外宣教运动充满热情，1881年入普林斯顿神学院读书，在神学院期间成立“普林斯顿海外传教士社团”，宗旨是为去海外宣教做准备，而著名的普林斯顿誓言便由菲尔德制定，这后来成为大学生海外宣教的誓言，这句誓言是“若出于上帝的许可，我们愿意并渴望到世界上未蒙福音之地传教。”
同时，成立于1851年的北美基督教青年会也在大学校园建立分支机构，这为基督教大学生海外宣教运动提供了组织基础。
1888年，在马萨诸塞州诺斯菲尔德召开北美基督教青年会学生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海外学生宣教运动被定为“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
1888年7月大会成立了由约翰•穆德和菲尔德负责的跨宗派和学校的“学生志愿海外传教组织”，并提出口号“在这一代将福音传遍世界”。耶稣复活之后给门徒的大使命是“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go ye into all the worl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teaching them to observe all tings whatsoever I have commanded you.）而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领导人之一皮尔逊认为耶稣的本意不止于皈依，还在于教化，也就使传福音不仅仅是使他们接受基督教，也要通过教育、医疗等手段传播福音，传播基督教文明，改善那些非基督教国家的文化，提高他们的地位，这后来成为自由派海外宣教的原则。
1897年大学生志愿海外宣教运动，对宣教士的选择有着严格的标准，在选择成员方面的标准是三分法：
一种是身体（body）、智力（mind）、心灵（heart）说，体现了传教运动对于传教士的整体要求。
另一种是“3G 说”，即慈悲（Grace）、毅力（Grit）、进取心（Gumption），这倾向于从对候选者的性格方面作出要求。
这些要求除了信仰和身体之外还有专业的要求，比如医学传教士除了相关的学位证书之外还有一定的临床经验和考核证书。
除此之外，美国许多大学都开办了传教士课程培训班。
大学生海外志愿宣教不同于传统教会发起的海外宣教。传统教会强调灵魂的收割，传教方式比较机械死板，容易造成文化冲突。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在海外宣教上，方式灵活，传播福音的手段多样，比如创办学校、医院、出版机构等，以文化路线影响宣教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学生传教运动的崛起与神学理论的突破使海外传教运动的面貌发生巨大改观，导致了传教政策和方法的变化，并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与大学生海外宣教运动同时的还有美国平信徒运动，平信徒运动兴起了大量的平信徒商人，从而聚集了大量资金以支持对外宣教运动。
但就总体而言，不论是传统教会的海外宣教运动还是大学生海外宣教运动，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意图用基督教征服世界，建立基督教王国。
四、第四次大复兴
现代派神学的兴起，是基督教对于现代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一种积极回应，而传统基督教则是采取捍卫传统教条的模式回应现代性社会的兴起。作为回击现代神学的方式，以基督教大复兴的的模式，通过动员基督教信徒和巡回布道宣讲福音的方法，企图在信徒数量和社会影响上阻止现代派神学的发展。在经过禁酒运动之后，传统基督教的确在人们反禁酒运动中一落千丈，尤其是经过柯立芝繁荣和猴子审判案，基督教在美国的影响已经每况愈下，1925—1935年被称为美国的“宗教萧条”时期。
4.1柯立芝繁荣
1919年10月国会通过《沃尔斯特德法》延长禁酒时间标志着禁酒运动的成功，但是这也拉开了反禁酒的运动。禁酒运动实际上是传统宗教伦理与现代伦理、农村文明与现代城市文明的斗争。但是禁酒立法并不能说明农村文明的胜利，传统伦理战胜现代伦理。
1922-1929年的柯立芝繁荣，标志着城市的发展是什么都阻挡不了的。
柯立芝任职美国总统期间，正是欧洲经过战争洗礼之后的重建时期，美国积极向欧洲推销、出售自己的产品，鼓励企业对外贸易，开发国际市场；在国内市场，分期付款的超前消费方式，更是促进了商品市场的繁荣。与分期付款同时的是广告的普及，这些广告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等传媒的方式，向人群轰炸新产品的信息和使用体验。“美国20年代的广告业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已经无孔不入。”柯立芝繁荣让家电走进每家每户，达到普及的程度，汽车的廉价让美国变成车轮上的国家。虽然酒被禁止酿造和销售，但是黑市中大量非法酒的流通，标志着城市生活方式的不可阻挡性。
经济的繁荣，加上消费时代的到来，让人们在享受城市生活的同时，不得不压抑着自己的欲望和情感的表达，这必然要爆发出来。柯立芝繁荣时期的家电和汽车把美国乡村原有的伦理秩序扫荡一尽，传统的道德观成为年轻人嘲笑的对象。在嘲笑的同时，享受着柯立芝繁荣带来的物质体验。“结果，不仅19世纪开发西部时期的淳朴社会风气开始消逝，就连作为美国立国基础的新教伦理也发生了动摇。”
城市化是柯立芝繁荣的基础，没有城市人口对商品的需求和对新生活方式的迅速认可并接受，就没有分期付款的销售模式，实际上分期付款的超前消费恰恰表达了城市人对未来的乐观态度，这与福音派认为的未来社会一定会堕落和败坏相去甚远。城市提供了更多的职业机会，提供了更多的生活选择。与人们涌进城市带来的城市壮大相应的，是因着人们都进入大城市而带来的小城镇的崩溃。20世纪初期美国的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市人口达到6900万，农村人口下降为5400万”。
城市占主导的享乐消费主义迅速瓦解了传统道德。
在柯立芝繁荣之后，美国迎来了农业经济大萧条，农民出于粮食价格的考虑，开始呼吁取消禁酒法案。同时禁酒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诸如地下市场、非法勾兑的酒产生的伤亡，黑手党的兴起等，让官方认为这个禁酒法案一开始就是个失败的法案。
1933年3月国会批准了宪法第二十一条修正案，允许全国自由销售酒，禁酒运动终于寿终正寝。
禁酒运动的失败不仅标志者现代价值战胜传统价值，更标志着传统基督教在试图控制社会道德上的失败。
4.2斯科普斯猴子案
为了对抗进化论，传统基督教不惜以立法的方式强行阻止进化论的传播。反进化论的浪潮在美国许多州都比较高涨，早在 1922 年，田纳西州大学的6名教师就因为讲授进化论遭到解聘。1925年田纳西州政府通过了禁止在公立学校宣讲任何违背人是神创造的《圣经》教义的法案，违反这一法案的教师将被处以100-500美元的罚款，算轻罪。田纳西瑞勒县教师斯科普斯，被试图需求广告效应以引来投资的拉菲耶说服，去以身试法。在向几个学生证人象征性地讲授进化论之后，斯科普斯被逮捕，逮捕之后，拉菲耶成立的委员会找来了媒体，通知了自由联盟，由田纳西大学法律学校校长内尔博士做斯科普斯的辩护律师。一场著名的进化论审判案件拉开帷幕。原教旨主义者，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布莱恩自告奋勇，担任原告田纳西州司法部长的助理律师。在州法院，国务卿布莱恩的辩护词将审判推向高潮，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就是进化论，而美国现在社会的衰败、道德的滑坡也是因为进化论造成的。最后州法院根据法律判斯科普斯有罪。虽然斯科普斯的辩护律师有很多问题，但是正是这一个案件，让达尔文主义一夜之间家喻户晓，起到了为进化论宣传的效果。斯科普斯被判有罪之后，学校就很少有老师再讲进化论。
反进化论并不是仅仅传统基要派，其它诸如天主教，基督教保守主义也竭力反对进化论，只是基要派是最激烈的而已。“1923年，基要主义重要领导人赖利在明尼苏达建立了由8个教派组成的反进化论联盟，其目标就是反对在美国的公立学校讲授进化论；1924年，由约翰·W·波特（John W.Porter）和T·T·马丁（T.T.Martin）领导建立了“美国反进化论联盟(the Anti-Evolution League of America)”，目的是要把美国全国的反进化论支持者联合起来。由此足见反进化论运动有多么活跃，影响多么巨大。
正是这场反进化论的浪潮和斯科普斯案，让人们看到传统基督教的反现代化本质，让传统基督教的封闭反智在这场大审判面前暴露无遗，从此之后美国传统基督教走向没落。
4.3大复兴的社会条件
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美国结束了自由放任的经济发展模式，迎来了罗斯福新政带来新的经济繁荣，人们收入增加，社会矛盾也缓和许多，但是经济大萧条带来的紧张情绪并没有因为罗斯福新政而很快消退。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让美国人们陷入了对战争的恐慌中，在举国战争状态下，流行音乐在电台停止播放达27个月，爵士时代也在此时终结，人们对家园的眷恋伴随着美国的民歌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不定的恐慌，社会的恐慌心里，呼吁着传统伦理的回归。同时收音机的普及也为基督教的大复兴提供了硬件上的便利。
4.4第四次大复兴：一场“把美国夺归上帝”的战争
柯立芝繁荣所带来城市化，把美国曾经占统治地位的乡村传统文明击破，伴随着禁酒运动的失败，斯科普斯猴子案件的影响，现代文明得以在美国确立。在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基督教分裂为积极回应现代文明的自由派和持守美国原初文明理念的保守福音派。
在经过柯立芝繁荣之后，美国基督教在现代派的冲击下，人数出现明显下降，美国基督教各界明显感觉到宗教萧条的危机，不论信教人数、宣教热情、还是奉献金额、主日崇拜的出席人数都明显下降，一位牧师甚至宣称：“今日人群中没有一种职业像新教的牧师这样全然缺乏尊严和体面”。一项调查表明，1905 年传统基督教出版物中的观点78%受到读者欢迎，而到 1930 年受欢迎的观点只剩 33%。
自由派基督教同样在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欧洲法西斯的兴起中备受打击。20世纪是美国基督教受到重创的一个世纪，也是美国基督教分裂加大的世纪。
不满基督教萧条的部分人事开始从主流教会分离，组建他们自己的福音机构，这是被名为基要主义兴起的运动起点。
1910—1915年陆续出版的12本小册子所阐述的《基要原则》即:
第一，《圣经》无误；
第二,基督乃童贞女所生；
第三，基督乃为拯救人类而受难；
第四，基督死后复活；
第五，圣迹真实可信。
《基要原则》的出版，标志着美国基要派的形成，“基要主义者将福音派的传统永恒化，这个传统就是只欢迎那些证明自己已经把耶稣基督看成是个人的拯救者并将他们的一生奉献给耶稣的人 。”基要派利用广播等传媒，迅速吸引了大批人的归信。这为第四次大复兴提供了人群基础。
鉴于传统基要派在美国的话语中越来越贬义的趋势，葛培理领导了的意在回归19世纪末的第三次大复兴穆迪思想的运动，以回应现代化的冲击下基督教的衰落和二战造成的对人性的失望，新福音派也在这个背景下产生。虽然取名为福音派以区别与基要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福音派的开放性，“它指向一种‘复原式的神学’，藉此，可以名正言顺地重新利用福音派过去的历史遗产。”
新福音派承袭了基要派的基本立场，只是在对社会关怀和理性诉求上有着开放的态度。
经过了近20年的平静，美国基督教的复兴浪潮在1930年代又开开始兴起，这次首先出场的是基要派教会，经过数年的发展，以占领南部和底层的基要派教会此时成为全美国的主流教派。1931年-1941年，十年间基要派的宣教机构由49家增长到76家；1926年到1940年基要派的主要教会美南浸信会受洗人数从350万增长到500万人。1941年美国基要派联盟“美国基督教会联合会”成立，同年“国际基督教青年军”在芝加哥成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一年，发动了900场复兴集会，有100万人参加，葛培理就是在这些复兴大会中脱颖而出的。
1950年代，新福音派也加入了宗教复兴的领导行列，这次宗教复兴效果明显，1958年出席主日聚会的人数由6500万增加到1亿1千万，占全国人口的63%，比1940年增加15%。这次复兴让很多教派重新出现在宗教的舞台上，美国基督教联合会因此提出“把美国夺归上帝”的口号，并增加预算。美国国会也迫于压力，将“我们依靠上帝”这句话印在美元钱币上。好莱坞不失时机地推出电影《宾虚》、《十诫》等作品。
这场复兴是诸多教派的联合，但总体而言是由偏向基要保守的教派联合下领导的复兴。这场复兴对美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这次复兴是在二战和冷战中展开，是在人们对未来犹疑不定和核战威胁的心态下展开的，所以其效果虽然明显，却不具备长久性，冷战之后，随着美国经济的好转，这次复兴的影响就慢慢衰减。
在第四次大复兴的传统基督教福音派背景着中，产生了基督教右派势力，传统基督教本来不关心政治，但是随着社会和法律的去宗教化，比如对学校宗教活动诸如祷告等的禁止、同性恋运动，妇女运动，以及大学生拒绝传统基督教伦理和性道德等趋势，美国传统基督教开始动员信徒遵守基督教传统道德。传统基督教各教派逐渐开始联合，企图影响社会文化规范的基本结构，并对人文主义、自由主义和女权主义进行反击和讨伐，进而寻求重建传统基督教美国的政治目标。
五、从四次复兴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通过考察美国历史上四次宗教大复兴，笔者发现有如下特点：
一. 就发动大复兴的目的而言，第一次大复兴是以信仰的自由、教会的区域分裂以及调和加尔文预定论与当时社会文化的冲突为目的；之后的三次复兴基本都是基督教对社会发展的不适应，力图以基督教的传统教义规范社会道德，重新控制社会伦理的主导权。这在第三次大复兴和第四次大复兴中体现的最为明显。
二. 就参加的人群而言，除了第一次是官方教会之外的基层人群皆有参加，可以说是一场社会运动之外，之后的三次复兴都是由持传统基要立场的教派为主的基督教教徒参加，尤其是第三次和四次。
三. 就复兴的传播形式而言，第一次复兴采取野外布道大会的模式，第二次是野营布道和延期布道模式，第三次也同样是巡回布道，第四次是利用了广播、报纸和收音机等传媒手段，可见宗教大复兴的手段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而不断更新的。同时采取的形式也不断迁就人们的需要。
四. 就复兴的布道模式而言，第一次是比较严肃的布道，虽然布道者采取了较为可亲的布道模式以区别官方教会的死板。第二次第三次则结合了情绪兴奋式的布道模式，唱歌、跳舞等有助于情绪表达的模式也加入；而第四次大复兴则采取奋兴大会的模式。
五. 就与社会的张力而言，第一次大复兴是场全社会参与的运动，除与持政教合一立场的官方教会关系紧张之外，与社会并没有太多冲突，因为那个时候美国以农业为主，所以宣传的传统伦理还是受到欢迎。从第二次开始与社会的冲突越来越大，这是基督教传统伦理与城市和工业文明的冲突。第三次的道德改造运动和禁酒运动，以及第四次把美国夺归上帝的口号，类似于与社会世俗文化发动战争一样，张力越来越大。传统基督教想像过去一样，企图通过掌握政治权力，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这已经不太可能，虽然传统教会一直努力这么做。
六. 就大复兴神学思想而言，却有着同一性，四次大复兴都是为了传统基督教伦理主导社会生活的目的。这源于他们都相信基督教信仰可以解决社会问题，信徒的增多可以使国家更美好。比如穆迪宣称的社会问题可以通过个人重生获得解决。对皈依宗教功效的强调，而不是面对社会问题，这尤其是后三次大复兴的共同特点。
纵观四次大复兴，可以看到传统基督教的发展趋势。如果把与社会的张力作为划分标准标准，我们可以把这种张力的强度分成三个层次：
第一层张力最小，持普世价值观，而无宗教诉求；
第二个层次是积极回应社会发展的自由派，持较温和的宗教立场；
第三个层次就是力图主导社会道德和生活的基要福音派立场。
而大复兴则是以第三个层次为主。
每次的宗教复兴都是出现在工业和经济发展带来新的生活方式之后，传统基督教出现的不良反应。斯塔克在其著作《宗教的未来》中谈到，“由于宗教复兴旨在努力捍卫并保持与传统宗教的深刻联系，而不是创立新的宗教，因此我们推测，宗教复兴在传统宗教衰弱的地方并不会非常兴盛。相反，宗教复兴会以传统宗教依然很强大的地方为中心发展。”
工业发展带来的经济上升，必然带来世俗化，世俗化浪潮促使传统宗教与社会展开争夺社会伦理道德控制权的斗争，所以宗教的复兴浪潮总是与世俗化形影不离。“当代宗教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反映了这种二律背反——宗教的普遍世俗化恰恰发生于宗教狂热呈上升趋势时期，宗教结构的强化置世俗化的加深于不顾。”只有理解了世俗化的背景，我们才能理解宗教大复兴。
虽然我们可以从世俗化背景中，看到大复兴的效果以及大复兴与历史发展的方向错位问题，但我们还有一个现象需要解读，那就是为什么每次大复兴有如此多的人群参加？宗教复兴之所以产生总有它的背景，第一次大复兴是发生在殖民地需要结束四分五裂的分裂状态，脱离英国的经济政治控制这样的大背景下，宗教复兴不过是殖民地独立战争的精神动员。第四次大复兴是30年代经济萧条、二战和冷战的背景。
面对社会的危机，传统教会的复兴可以给人们暂时的安慰，但是危机过后，并没有多少人真正信奉这种宗教，英格在其著作中深深洞悉这一点：“面对混乱的世界，面对困惑和罪恶的个人问题，许多当代的美国人，尤其是中产阶级，很有可能倾听宗教关于‘如何得到朋友和影响别人’的看法，或者转向一种披着宗教外衣的心理治疗。这层外衣承诺了解决问题，就好像一切掌握在他们手中似的。很少有人去信奉那种与从前人们教育他们的关于人的力量和完善人格相矛盾的费解的神学。”
听其理论和信奉一种宗教并不一回事。
大复兴所展示的传统基督教与世俗社会的互动历史中，面对世俗化浪潮传统基督教采取的保守态度，建基于时代危机造成的大众心理需要所发动的宗教大复兴，与工业和经济的发展有关。每当经济发展缺乏动力、工业产品大量积压、城市文明出现低潮，此时具备悲观色彩的传统教会就会被人选择来作为获取安慰的资源，这样带来宗教复兴。
所以宗教复兴不过是传统宗教面对自己的衰落，抓住机遇，发动一场自我救赎而已。与其说是宗教复兴，不如说是社会的正常波动。正如王立新在《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中评价第二次宗教复兴时所说：“一方面是基督教的影响走向衰落，另一方面却是教会内部信仰复兴运动的不断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