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非要用一个严格的时间节点区分基督教世界与现代世界的话，候活士和威廉姆认为是1963年，尽管他们认为君士坦丁主义早于公元313年的米兰敕令，实际上也早于1963年终结，但这样的时间节点提醒人们注意—世界变了。以往似乎弥漫着基督教空气的美国社会的人民，不会再轻易成为基督徒，几乎没什么人会相信选出一些“基督徒”参议员，通过一些新法，修改一下联邦财政预算，就能建立一种更加公义的“基督教”文化。
时代改变了，时代提出的问题也相应变化。哥白尼革命使教会蒙羞和震惊，教会为了避免犯同样的错误，走上了一条取信现代科学社会的道路。施莱尔马赫、保罗·蒂利希都在做这样一些工作，然而他们所做的在侯活士和威廉姆看来不过是一种翻译转换，为了取信现代人，将基督教语言转换成怀海特式的过程神学、最新的精神分析陈述或者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这种“翻译神学”转变甚至扭曲了福音，而不是转变人们自己。似乎基督徒不掌握帝国权力，不用一种帝国可理解的话语向帝国子民说话，基督教就不可能占据文化要津。这一类神学家全盘接受了始自君士坦丁以来的观念—如何让古老的基督教取信于一个崭新的现代世界。
然而，正如卡尔·巴特教导人们世界的起始不是哥白尼或君士坦丁大帝，而是拿撒勒人耶稣，神学工作不是翻译转换，而是将世界导向基督耶稣。从纳粹德国的建立，日本炮轰南京、美国用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等事件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教会不是在改变世界，而是在被世界改变。基督徒所试图转换取信的现代世界是一个极其陌生的国度，让这群异乡客倍感孤独。
自君士坦丁以来较为流行的假定—教会在政治上的好坏取决于教会在世上起好作用还是坏作用。马丁·马蒂将美国教会分为“公共教会”与“私人教会”，但实际上无论哪一派教会都接受了君士坦丁式的进路—积极参与政治。现代的美国基督徒认为自己相较于生活在不民主国度中人们足够幸运，因为他们可以在民主立宪制度中争取权利，用权利去改变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实际上，这使国家陷入一种两难困境：一方面它纯粹是工具；另一方面它定义国民。正如莱斯利·纽毕真指出的“民族国家已经取代了神”。美国基督教的社会行动已经变成建立一个没有上帝的和平与公义的世界，在这个社会是否信仰上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都相信和平与公义。
成为教会而不是转化世界。基督教时代的逝去让教会重获契机去真正理解自己，它的存在不是去问如何保持世界的顺畅运作，它的价值不是取决于如何造福社会，而是来自教会的生命，而不是世界的使命。理查德·尼布尔在《基督与文化》一书中提出一种“转换文化的基督”的基督的教会论，他们梦想将美国变成一个耶稣赞同的更美好的居所样式。
实际上，这成为一种君士坦丁式进路的背书，让基督徒安心于世界打成一片，却忘了分辨善恶。多元主义地融入世界的教会论背后隐含着对教会特性的压制，当自认为教会转变了世界时，其实是世界驯服了教会。也许这种论断会面临“部落主义”的指控，但侯活士和威廉姆所主张的教会论是一个全球性、超国家、超文化的政治实体，反过来美国才是一个部落。
人们不必拘泥于尼布尔提出的教会出世入世论，因为除了此世，教会没有其他栖息地。现代教会的问题在于非常乐意“服务世界”，从本质上已经忘了他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卡尔·巴特的“巴门宣言”重申了基督至高无上的主权，这与根据世界调整自身的教会形成鲜明对比。
激进者的教会关注建立更好的社会，皈依者的教会追求内心的转变，并不给世界提供自己的社会伦理或结构方案，而认信者的教会是一种更为彻底的另类选择。它发现了一种“行之有效和忠于信仰划等号”的做法，在万事上定意于基督的主权。认信者的教会呼召人们皈依基督，成为新人，进入“异乡客”的新城邦。它的见证会引起世界的敌意，但它要成为的是一个十字架的教会，通过教会来改变世界。
也许，这样的声明与当前的教会理念相冲突，但讲真话的品质促使侯活士和他的同工，作出这样直白但有些严厉的指引。发生在耶路撒冷初期教会时期，彼得直面亚拿尼亚和撒非喇对教会的谎言，这场财产危机以两个撒谎者的死亡结局，这是非常严肃的事件。也许会有人认为比起“扑倒在地死亡”，有更有意义，更有成效的处理方法。但是，彼得对抗的正是偏离福音和改变上帝想让我们活出的异乡生活方式的念头。侯活士和威廉姆指出当代基督教的问题，正像彼得说出真理一样，仅此而已。
启蒙运动所宣示的自由、平等和追求幸福的标语致力于创造一个自由的世界。创造的过程就是一种探险，但当人们发现即使纽约市的警察部门规模比许多国家的现役部队还庞大，每年还是有1800名纽约人被同胞所杀，他们会发现自由主义的探险出问题了。但是，这却给基督教一个新的契机，重新走上拓荒之路，就像耶稣曾经呼召门徒所走的道路一样。
拓荒意味着教会不能再安于现状，而是要向这个世界发起进攻，跟随耶稣的脚步踏上未知的征程。受浸使人们像当初的门徒一样，走上保罗描述的出死入生的旅程。福音书的作者告诉人们，他们跟随耶稣要比他们认识耶稣更早。当人们准备踏上充满危险的拓荒之路时，他们必须装备自己，这些装备显然不是“钱囊”、“口袋”和“鞋”，而是满怀对基督耶稣的信。他们必须像革命者一样，毫不妥协，意志坚定地向着目标走下去。
拓荒地生活的伦理问题的关键不是自由派和保守派之争，而是人们是否忠于教会。在教会内部都无法通过说服和皈信使人们认可的基督教伦理，却要求政府通过立法做到。因此，基督教伦理的基石是教会，而不应当是政府。基督教伦理的意义来自于基督教传统，即拿撒勒人耶稣的故事，也就是说耶稣的范式提供了全部的基督教伦理。
基督徒可能认为基督教伦理具有普遍性，不需要建立拓荒地教会，但“登山宝训”终将告诉他们教会与世界的界线是明明白白的。忽视了这一点，就无法明白“登山宝训”的教导，因为它听起来实在是太过于严苛了。但是，它实际上不是在告诉基督徒去怎么做，而是显示出上帝是什么的图景，显示出上帝之手在搅动这个颠倒的世界，从而矫正它。“登山宝训”的终末论的教导，意在使人们摆脱与这个世界的纠葛，世界对于基督徒来讲已经终结了，正如耶稣所说“我不是属这世界的”。
当基督徒忠于教会时，他们会感到与世界发生矛盾，例如教会中包含着“登山宝训”一样奇怪的东西。但是没有教会，人们就不能充分了解怎样才能变得有道德。学会所有的道德规则，例如爱邻舍、禁止堕胎等，并不能让人们变得有道德。
相反，像“登山宝训”后，耶稣叫来一个小孩子站在门徒中间，教训门徒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否则断不能进天国。学习道德就像学习语言，不是在学习道德规则而是在模仿中进行。因此，教会要做的就是让重要的榜样影响教会，让那些善于活出基督教信仰的“伦理贵族”互相交通。
“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倚赖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作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以弗所书6:10-20）
最后，侯活士和威廉姆用上述经文让基督徒明了，成为异乡客，成为教会，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福音是苛刻的，它不仅要求人们自己为真理受苦，也假定人们所爱之人将为真理受苦。当以弗所书的作者戴着镣铐写下这些字句的时候，他意在宣告：跟随耶稣就要准备好真干一场了！以上所有一切，都离不开对基督的信和上帝大能的做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