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Karen Luo 翻译：李时浩然
编辑按：
China Christian Daily就中国基督教的多元研究、相关新兴学术领域以及基督教中国化等问题，对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系/文化宗教研究助理教授、中国基督宗教研究学会（CCSG）主任德诗婷（Naomi Thurston，娜奥米·瑟斯顿）进行了专访。在这次独家访谈中，她呼吁来自不同国家的基督徒更多关注亚洲神学家，因为他们在神学院的课程中地位往往不高，同时也鼓励他们展开更多的交流对话。
CCD：您能介绍一下您自己和您的研究领域吗？
德诗婷：我是一名基督教研究学者，隶属于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我的教学领域包括中国基督教历史和世界基督教等课程。目前，我的研究专注于宗教比较民族学和神学接受史学（theological reception history），尤其关注中国学者对于尤尔根·莫尔特曼（Jürgen Moltmann’）神学的理解与接受。
CCD：目前中国基督教研究的现状如何？
德诗婷：首先，中国的基督教领域表现出多元性。众所周知，中国不仅拥有一个基督宗教，而是涵盖了多个基督宗教流派。在官方将天主教与“基督教”（即新教派别）划分为不同宗教之后，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中国基督信仰的多样性超越了仅仅提及官方注册合法教会（officially operating, registered churches）与未注册教会之间的区分。这些未注册教会包括旧传教士派别的遗存，也包括在神学信仰、教派隶属和社会立场等方面出现的新的差异性群体。
尽管如此，许多中国信徒，无论是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团体的成员还是其他教会的参与者，似乎都奉行普遍的福音派教义和实践。他们通常不太接受先进或“自由开放”的神学观点，虽然这并非绝对。基督徒遍布社会各个领域和行业。一些少数民族社群记录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和本土化，其中包括中国西南地区不同的苗族和傈僳族群体。值得强调的是，研究“中国基督教”的学者可以研究当代存在的上述多种现象，但他们也可能是汉学家，专攻研究中国唐代（618年至690年；705年至907年）创作的基督教文本。这构成了古老的中国基督教领域，涵盖了广泛而丰富的研究方向。
其次，当我们谈论不同背景的学者的研究兴趣，例如“中国基督教研究”，这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研究领域，它跨足并融合了多个不同的学科和领域，可能存在重叠，也可能没有重叠：历史、中国/亚洲研究、汉学、翻译研究、宗教研究、世界基督教、神学等等。
如果我们讨论由中国学者或在中国的学者主导的“基督教研究”领域（即汉语基督教研究），我们会发现这个领域变得更加多元化，不再局限于历史学科。最初，这一研究领域是由中国大陆的哲学家和宗教哲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首先开创的。如今，这个领域已经呈现出多元性，包括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取向和学术学科，涵盖从人类学和历史学到文学和比较宗教学等各个方面。
CCD：您能与我们分享一下您的书《研究中国基督教：新兴话语的构建》（暂译，Studying Christianity in China: Constructions of an Emerging Discourse）吗？您认为，这种新兴的学术趋势会如何影响中国教会的发展？
德诗婷：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研究基督教，以追溯西方文化和现代性的起源，进而重新构建其历史影响和哲学观点，并探讨其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举例来说，如今，中国大陆不同背景的学者正在研究奥古斯丁的著作，以便对西方现代性提出具体的批判。虽然这些论述不会直接影响中国教会的神学发展，但它们展现了跨文化知识探索的活力和潜力。如果这种探索能够保持开放、批判性、跨越边界，并谨慎地关注信仰问题和神学推理，那么这些学者的论述以及由此引发的更广泛的神学对话可能会成为中国教会的一项重要资源。
《研究中国基督教：新兴话语的构建》（暂译，Studying Christianity in China: Constructions of an Emerging Discourse）是基于我在2011年至2015年期间在中国各地城市进行的博士研究而撰写的。在研究过程中，我采访了近50位与汉语基督教研究相关的学者。他们的工作范围涵盖了各种不同的方法论、立场和人文关怀。大多数在中国大学从事基督教相关研究的学者并非虔诚的基督徒；他们更多地属于宗教与教育分离的观点（secularists），虽然通常对宗教持有同情态度，但他们首要关注的是学术项目。这个领域内的共同承诺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试图对这些共同点进行解释，重构这些共识，并理解它们的语境和意义。
CCD：您对“基督教中国化”（the sinicization of Christianity）的概念有何看法？在中国背景下，基督徒应当如何应用圣经？
德诗婷：任何形式的基督教都是处境化的；文化、社会和政治背景上的影响是不可避免和自然的，但或许我们可以探讨这种必然性的运作过程，它类似于一个持续的协商过程。
我愿意引用德国神学家尤尔根·莫尔特曼的观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者，莫尔特曼曾以西方基督教的角度阅读道教经典《道德经》，同时试图避免将这个文本完全从西方的解释框架中隔离出来。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莫尔特曼教授多次访问中国，并与来自北京、南京、台北等地的学者保持学术交流和友谊，同时他的作品在亚洲也受到了广泛的赞誉。在2018年于香港举办的一个论坛上，莫尔特曼就其中一篇论文发表了回应，强调了基督教的普遍性，以及这种普遍性与对民族身份的过度强调或倡导“国家基督教”的立场相对立：
“基督教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部落宗教（tribal religion），正如我们在德语中所称的‘Stammesreligion’。1856年的卡尔洛维茨大公会议（The Karlowitz Synod）禁止使用‘塞尔维亚的’（Serbian）、‘罗马尼亚的’（Rumanian）或‘保加利亚的’（Bulgarian）这样的词来描述东正教会，并坚称在这些国家之间只存在一个共同的教会。同样，‘俄罗斯东正教会’（Russian Orthodox Church）这个术语是20世纪初才开始使用的。在1964年，我提议使用‘出埃及教会’（Exodus Church），而非德国国教（German state church）或‘人民教会’（Volkskirche），或者其他形式的文化改变后（culturally adapted）的基督教。”[1]
如果“中国化”意味着充分承认中国文化、中国基督徒以及中国机构在制定中国基督教发展议程方面的主体性，那么目前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中国化”。如果“中国化”意味着更深入地探讨在文化背景下赋予基督教思想和实践以意义，那么这将是一个持续的努力，因为文化一直在不断变化。这始终是教会所应承担的重要任务，始于文化转译。如果“中国化”意味着将基督教群体适应国家议程，那么这种观点与基督教本身无关。此外，术语的模糊性使情况更加复杂。“Sinicization”这个词并不一定是对“中国化”这个词的最佳翻译，“中国化”意味着Chinafication[2]。在中国少数民族的宗教实践中，是否应该进行“汉化”（Sinicized）？如果是这样，考虑到他们的文化与当代主流汉族文化有所不同，这会意味着什么？然而，处境化是自然且重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如何在中国的背景下应用圣经？我认为这是一个由中国基督徒来回答的问题。
CCD：中国基督教的研究对世界基督教有何贡献？
德诗婷：我认为，目前中国基督教的研究对于全球基督教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因为中国基督徒的数量庞大，还因为中国基督教的历史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启发性。不同的基督教群体在相对独立的情况下发展壮大。早在20世纪初，本土新教派别开始兴起；而在外国神父不在的时候形成的独特社群则构成了早期天主教会众。它们所经历的生存斗争，以及对基督教信仰和宗教文化所作出的贡献，都值得学者和基督徒去关注。正如许多人呼吁的，理想的情况是，中国神学家的作品应该被纳入世界基督教课程的阅读列表中，并在系统神学教育中发挥一定的作用。据我了解，甚至在亚洲，亚洲神学家也未在神学院的课程中得到充分的关注。
CCD：在香港和中国大陆的教学经历中，您是否可以与我们分享一些与中国学生互动的经验？此外，您认为有哪些方法可以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学者之间的合作？
德诗婷：和许多在中国教学的西方人一样，我的经验总体来说是非常积极的。我从学生们身上学到了许多，这是我认为教学最有意义的方面。我个人不太喜欢给分数，但亚洲的学生往往非常注重高分，尤其是在香港，所以总是被要求提供明确的指导，并为如何提高成绩提供更多建议。此外，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与学生们的互动非常愉快。唯一的遗憾是我不会说粤语。尽管我的普通话不是很好，但我能进行一些对话，在与中国大陆的学生交谈时，这通常能让沟通更加顺畅。
那么，我们该如何促进合作呢？我们需要展开对话，相互倾听，特别是要注重倾听。我们可以从抽出空闲时间开始，彼此阅读对方的作品。这也是我协助将当代中国学者的文章翻译为英文的原因之一。我认为翻译工作虽然耗费时间，但它非常重要，不能仅仅被看作是一项平庸的技术任务。实际上，翻译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因为它可以缩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我们应该减少对彼此的假设，花更多时间一起共进美食，进行有趣的对话。这些做法都能够促进合作的深化。
CCD：您有没有一些话要对中国教会说？
德诗婷：长期以来，西方教会一直在将自己的神学思想传播到世界的许多角落。如果有机会，我很愿意参与推动将中国的神学翻译成英语或德语。耶鲁大学的亚洲基督教与神学教授Chloë Starr最近出版了一本非常出色的书，这本书基于何光沪和杨熙楠（Daniel Yeung）编辑的两卷本《汉语神学读本》，书名为《A Reader in Chinese Theology》（贝勒大学出版社，2023年）。对于那些希望更深入了解中国神学的西方基督徒和神学家来说，这本书是一个宝贵的资源。我想要强调的是，西方教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从中国神学家和中国信徒的思想和生命故事中受益，并将继续受益。我希望中国教会能更加积极地参与，将自己的神学思想输出到国外。
CCD：您是否期待中国方面的帮助来促进您的研究工作？
德诗婷：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将近十年。我学到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我没有期待，但我总是充满好奇，愿意学习更多。
脚注
文章来源：http://www.chinachristiandaily.com/article/13110，感谢China Christian Daily授权本平台翻译。
[1] Jürgen Moltmann, “Response to ‘The Chinese Church,’” in Jürgen Moltmann in China: Theological Encounters from Hong Kong to Beijing, edited by Jason Lam and Naomi Thurston (Leiden: Brill, 2023), 87.
[2] 译者注：本文的作者倾向于使用“Chinafication”一词来指代“中国化”。Joann Pittman亦持此种观点，她在文章《三个问题：汉化还是中国化》（3 Questions: Sinicization or Chinafication，参见：https://www.chinasource.org/resource-library/blog-entries/3-questions-sinicization-or-chinafication/，最后访问日期：2023年8月24日）中将“Sinicization”翻译为“汉化”，将“Chinafication”翻译为“中国化”。在翻译本文的过程中，鉴于翻译领域通常将“Sinicization”翻译为“中国化”，因此译文没有采用“汉化”和“中国化”的区分，而是统一翻译为“中国化”，并在相应的译文后标注了作者在原文中所使用的术语，以体现作者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