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Karen Luo 翻译：李时浩然
原文：https://www.chinachristiandaily.com/news/church-ministries/2024-09-02/interview-with-chlo-starr-western-and-eastern-thinking-are-integreated-under-globalization--14420.感谢China Christian Daily授权本平台翻译。
编者按：耶鲁大学神学院亚洲基督教与神学教授司马懿（Chloë Starr）分享了她的成长经历。受其汉学家父亲的影响，司马懿对中国文化以及基督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接受China Christian Daily（以下简称CCD）独家采访时，司马懿谈到了她对中国文学与神学交叉领域的研究，并强调需要从文化背景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基督教。她还驳斥了将学术方法简单归类为西方和东方的二元思维，并补充说在全球化背景下，东西方学术方法是相互融合的。她强调了中国基督教思想对全球神学的独特贡献，并认可了基督教文学对中国文学的价值。司马懿著有《现代中国神学》（Modern Chinese Theologies）（三卷本）、《中国神学读本》（Reader in Chinese Theology）、《中国神学：文本与语境》、《在中国阅读基督教文献》以及《晚清青楼小说研究》（Red-light Novels of the Late Qing）等作品。
CCD：您的父亲是一位汉学家，这对您理解和研究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基督教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司马懿：小时候，我们家里有很多汉语书籍、卷轴和书法作品，还有很多讲汉语的中国朋友。因此，在我成长的环境中，中国元素是很常见的。事实上，我的父母都在大学学习过汉语，而在当时，欧洲和北美很少有人学习汉语。他们对汉语的兴趣为我创造了一个学习环境，让我觉得学习汉语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这也给我提供了一些实际的帮助。由于我父亲所在的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有交流项目，因此, 他知道人大当时很乐意接受一个只有19岁、且未受过培训、不具备技能的英语老师。由此，在高中和大学之间的间隔年（gap year)期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高中教授英语。这让我在上大学之前能有机会在北京生活。与其他人相比，我在学习汉语方面具备更多的有利条件。后来，当我学习中国文学和中国神学时，我对自己想要做什么、对中国的认识以及对中国人民和事物的了解都稍微增多了一些，但研究中国仍然是我自己的决定。
CCD：在您对中国文化和基督教的研究中，您主要关注哪些领域？为什么您会对这些领域感兴趣？
司马懿：目前，我主要研究中国神学、文学以及中国神学与中国文学的交叉领域。我本科学习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博士阶段则是研究晚清小说。之后，我开始从学术角度专注于晚清时期的中国基督教思想的研究。我研究过晚清时期的《公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还研究过一些汉语神学（Sino-Christian theology）领域内的中国神学家。
之所以会对这些领域感兴趣，是因为我在学校时一直对文学很感兴趣。我在高中时学过法国和俄罗斯文学。因此，我一直对文学理论、文学以及小说中思想的表达很感兴趣。在过去的五到十年间，我一直从事神学研究，现在我回到了文学领域，正在写一本关于中国基督教文学的书《中国小说里的基督生平》（A Life of Christ in Chinese Fiction）。目前，老舍、史铁生、北村的作品，基督教文学作家的作品，或是像鲁迅的散文《复仇（其二）》这样探讨基督在中国文学中的形象和表达的作品，都让我觉得很激动。
CCD：在研究中，您是如何运用中西结合的视角的？
司马懿：我不同意将中西视角视为两个不同的事物。我认为，在特定语境下二者是相互融合的。例如，当我研究20世纪30年代的神学家（如赵紫宸、吴贻芳和徐宗泽）时发现，他们分别在哥伦比亚大学、伦敦大学和索邦大学学习。虽然他们都在国外接受过教育，但我们仍然称其为研究中国神学的中国神学家。现在，许多在美国或英国研究中国文学的同事们都是在中国出生并接受教育的，之后他们才去了西方。那他们是中国思想家还是西方思想家呢？他们使用的是哪种研究方法呢？我不确定神学或文学是否具有各自独立的学术研究体系，我也不认为汉学（Sinology）和国学（Chinese culture）是完全分开的。
大多数中国人认为神学是西方的事物（Western thing），而基督教是一种中东的宗教（Middle Eastern religion）。如果您看看现在的全球形势就会发现，非洲、南美洲都是基督教蓬勃发展的地区。如今，世界的基督教已经不是一种西方宗教。如果我们只考虑19世纪的白人欧洲男性思想家，或神学思想的中心在哪里，那我们就脱离了现实。我会同时阅读中国同事和西方同事所作的中国文学和神学领域的作品，并试图从中汲取我需要的内容，以回答我想在中国神学中探讨的问题。我的学生们总是说：西方人这样想，中国人那样想。我说：“你们不能这样用二分法。”
CCD：您是如何开始对基督教进行研究的？您认为中国基督教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司马懿：当开始考虑攻读博士学位时，我不可能简单地去研究中国神学，因为当时这个研究领域实际上并不存在。我一直想把我的中国学术研究和文学研究与我的基督教思想结合起来，所以，我开始研究祈祷书，然后更多地研究晚清时期的神学文献。我逐渐转变了研究方向，但仍然在中国研究和文学研究的范围内研究中国语料库中的基督教元素。
所有的基督教都具备其特定的文化属性。《圣经》总是被翻译成新的语言。因此，中国的独特之处就是中国基督教的独特之处。中国的历史、中国人使用的语言以及基督教作为中国少数派宗教的地位塑造了中国基督教。中国基督教总是与其他宗教以及思想进行对话，例如儒家思想等等。
CCD：在研究中西神学方面，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Hong Kong Tao Fong Shan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做出了巨大贡献。您也曾参与他们的工作。那么，关于中国神学，您的研究重点是什么？
司马懿：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在中国基督教研究领域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的地位不仅体现在其翻译或支持将西方神学文献翻译成汉语的工作上，还体现在其出版中国作品和新的中国神学思想方面。在通过参加暑期学校或是进行长期研究的方式将中国大陆的年轻学者和学者聚集在一起这项工作上，它发挥着关键作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拥有极好的神学研究资源，因此是进行学术研究的绝佳场所。目前，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正在进行一项40年的回顾性研究，对中国不同学术基督教领域进行总体概述。他们还引入了许多学术讲座等，并在我最初在那里进行研究时给予我支持。
就我自己而言，我对中国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因为那是中国神学发展中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当时，在中国的许多争论当然是关于学校是否应该进行宗教教育。许多教会学生（church students）希望继续接受宗教教育，尤其是他们的美国资助者希望他们这么做。另一个主要的争论是关于“救国”的含义。就中国神学而言，我们，尤其是外国人，需要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背景，才能理解中国神学，因为中国神学与当时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密切相关。我自己对中国神学问题的个人贡献是，我认为中国神学不仅仅关乎其内容，还关乎其形式：神学的写作方式、写作地点和写作方式都很重要。例如，我在2016年的著作《中国神学》中论证，徐宗泽写笔记是为了给他自己一个空间，使其拥有一个与官方的、基于道德的神学完全不同的一种具有个性和创造性的中国基督教神学。中国神学的文学内容是儒家框架、道德观和以家庭为导向的背景。关于它的写作地点：如果这些神学观点体现在讲道词中而没有出版发行，亦或如果中国学者通常不读这些讲道词，而外国学者也不研究汉语的讲道词，那么我们就会遗漏大量的神学内容。
CCD：您认为中国基督教能对全球基督教和神学做出什么贡献？它如何与普世教会进行对话？
司马懿：中国基督教的思想，特别是在跨宗教的背景下，对后现代主义、世俗的西方社会很有帮助：我们如何与邻里交谈？我们如何在非基督教社会中生活？在英国，我的侄女和她那一代人几乎对基督教一无所知，甚至我们这一代人也需要重新学习如何与没有基督教背景的人交谈。从亚洲的政治和社会角度来看，中国在社区生活方面做得很好，具有强烈的家庭和社会意识。您知道，不生活在自己的文化空间里是很艰难的。西方和北美的许多基督徒都非常个性化，认为基督教是一种个性化的宗教，但这是西方文化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中国可以帮助人们进行关于共同生活、社会生活和关爱邻里的对话。
包括非登记教会（unregistered church）在内的中国教会，囿于其性质，往往很难参与全球对话。未登记教会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实现更广泛、面向全球的基督教信仰和互动。
CCD：目前，中国也有学者在研究和探索本土基督教文学。您认为中国文学能做出什么贡献？
司马懿：中国有大量基督教文学作品，过去有很多中国作家写过基督教题材的作品，如老舍、艾青和王蒙。学者们的部分工作是撰写关于这些作者的作品，让他们更加知名，让人们知道那些信仰基督教的人，因为人们并不总是把这些作者与基督教联系起来。
无论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通过传教士文学（missionary literature）和语言的白话与欧化的发展(baihua ouhua language development)1，还是在体裁和形式的发展方面，中国基督徒已经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正如中国学者研究发现，19世纪末，中国基督徒开始用一种新的语言形式创作新小说。最近，学者们一直在对几种有趣的灵性文学（spiritual literatures）进行分类，并思考中国文学的发展。因此，基督教的贡献已经超出了大多数人的理解。
CCD：您能介绍一下耶鲁神学院吗？它目前正在进行哪些研究？学院未来有计划与中国合作吗？
司马懿：耶鲁神学院是耶鲁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拥有大约300名学生。这里主要有两种课程设置：文学硕士，主要针对准备攻读博士学位或进行进一步研究的学生；和神学硕士，主要针对准备成为牧师或专业宗教人士的学生。我有40多位同事，我们的教学领域涵盖希伯来圣经、新约神学、伦理学、教会历史、基督教哲学、世界基督教和实践神学。在这些领域之下，还有文学、基督教艺术和建筑等小领域。目前，在威利·詹宁斯(Willie Jennings)和凯瑟琳·坦纳(Kathryn Tanner)等神学领域知名人士的带领下，系统神学的研究尤其强大。
我们与中国有良好的联系。例如，我们的学生可以通过交流项目在香港中文大学学习，他们的学生也可以在耶鲁学习。我们刚刚派了八名学生参加今年夏天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课程。我的一些同事在中国授课，还有一些与中国学生和访问学者合作。耶鲁神学院也是关于中国宣教的全美范围的中心，我们拥有许多与中国基督教历史和中国宣教相关的档案。这意味着许多中国学者希望来访，因为他们需要来到我们的图书馆查阅资料。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还有一些新的奖学金提供给中国学生来我们这里学习，并攻读文学硕士学位。我希望未来我们能加强与中国的学术合作。
CCD：您期望从中国得到什么帮助来促进您的研究工作吗？
司马懿：我已经从图书管理员、档案以及我的同事们那里得到了很多帮助，我在中国有很多优秀的同事和朋友。我经常参加会议，并且很快就会参加在大连举行的一个会议。2008年，我获得了汉办的奖学金，我还曾是中国人民大学和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访问学者。
我的工作重点是汉语作品。如果没有中国人创作神学或基督教文学作品，我就没有工作了——正是因为有如此丰富而激动人心的中国基督教文学，而且还在不断有新作家和新思想家为其增添新的内容，我的工作才如此有趣。我总是感激那些激动人心的新作品，它们帮助我们思考中国的基督教。
CCD：您对中国教会和基督徒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司马懿：我认为，作为一个外人，对中国基督徒发表任何言论或提供任何想法或建议都是相当自以为是的。作为局外人，我很难说出什么有用或有帮助的话。我个人只是感激能够参加教堂的聚会，并及时了解书籍的出版和教会的发展。目前中国教会里正在发生许多有趣的事情。
注释：1 译者注：“白化”与“欧化”是中国文学史上两个重要的语言变革趋势。“白化”指的是文学语言向白话文（即现代汉语口语化的书面语）的转变过程。“欧化”则是指中国文学语言受到欧洲语言文学影响而发生的变革。白化和欧化分别代表了文学语言向通俗化和国际化方向的发展努力，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